知言

[拼音]：Kang Youwei

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家為廣東望族，世代為儒，以理學傳家。祖父贊修，道光舉人，曾為州學正、訓導。父親達初，早年從朱次琦遊學，做過知縣。

生平和思想

咸豐八年(1858)，康有為生於南海西樵之銀塘鄉(亦名蘇村)（見彩圖）。7歲能文，被目為神童。又有志於聖賢之學，開口不離聖人，鄉里戲呼為“聖人”。19歲得從同縣大儒朱次琦學習。朱次琦，號子襄，道光年間進士，教授於本鄉禮山草堂，學者稱九江先生。他溝通漢學與宋學，而直溯孔子，自有一套教學體系。除教授生徒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詞章之學外，又注意學生孝悌、氣節、氣質、威儀等品德修養，“一時鹹推為師表”(繆荃孫《朱次琦傳》)。康有為從朱學習三年，思想頗受其影響，也為學業奠定了基礎。

康有為從禮山草堂回西樵山後，開始了接觸新知識的時期。他在西樵山獨學的4年中，除研究史學並由宋明性理而擴及佛學外，因結交張延秋編修，得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各種新書，道、鹹、同三朝掌故”（《自訂年譜》）。又遍讀當時所能見到的、由江南製造局及西方教會所譯的各種西書。光緒八年(1882)，他赴京師應順天鄉試下第南歸，復游上海。前此他曾遊覽香港，至此愈加感到“西人治國有方”，不可像古人那樣把外域都看做是不開化的夷狄，更大量購買西書而歸。從此遂大講西學。由於廣讀西書，思想變化日益顯著，自成其獨特的體系。他學習算學，“以幾何著人類公理”（同前），並著內外《康子篇》，內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藝樂之事。

光緒十四年(1888)以後，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刺激下，康有為開始接觸實際政治，並以自己學習所得教授生徒和著書立說，擴大影響。光緒十四年他赴京師應順天鄉試，又落第，鑑於中法戰爭後，國勢日蹙，乃於九月發憤上萬言書（《上清帝第一書》），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書雖為頑固派所阻，未得上達，但引起朝野很大震動。次年歸粵後，學海堂學生陳千秋、梁啟超以弟子禮來請教，康有為對他們“所挾詩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梁啟超《三十自述》）。陳、樑聞所未聞，遂退出學海堂，跟從康有為學習。康有為於光緒十七年(1891)開萬木草堂，講義理之學、經濟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從學者日益增多，有韓文舉、樑朝傑、麥孟華、徐勤等，而陳千秋、梁啟超為學長。康有為“講中國數千年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斷之”。同時又著書多種，以《新學偽經考》為最著名，陳千秋、梁啟超協助編纂。光緒十九年（1893）康有為中本省舉人。次年會試落第，他的著述與講學遭到給事中餘晉珊嚴詞彈劾，斥為“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同少正卯，聖世不容。請焚《新學偽經考》，而禁粵士從學”（《自訂年譜》）。經梁啟超奔走營救始得解脫。冬遊桂林，住風洞山，著手著述《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這年下半年中日戰爭爆發，中國戰敗，洋務破產，舉國悲憤。

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康有為與梁啟超一同入京參加進士考試，正值全權大臣李鴻章與日本訂定和約成，割遼、臺，並償款二萬萬兩，舉國譁然，各省入京會試的舉人情緒激烈。先有廣東梁啟超等聯名數十、百人到都察院上書請代奏，各省分批繼之，但毫無結果。於是康有為復主其事，以一晝二夜草疏萬數千言，“伏乞皇上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上清帝第二書》)，合十八省舉人集議於鬆筠閹，參與上書聯名的共1200餘人，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是近代一次帶有群眾性的政治運動。而都察院以和約已簽字，無法挽回，拒不收。上書後幾日，會試榜發，康有為中進士第八名，授工部主事，他不到任，於兩個月中又連上兩書，對變法的內容、步驟作了具體補充，仍不得上達，遂南歸。曾到南京遊說張之洞開強學會，因學說不同未成。此後繼續在萬木草堂講學，續成《孔子改制考》等書。又曾至澳門，與何君穗創辦《知新報》，並完成由光緒十二年即著手編輯的《日本變政考》。又到桂林與唐景崧、岑春萱開聖學會。

光緒二十三年(1897)，德國藉口曹州教案，派兵強佔膠州灣。十二月康有為“萬里浮海”，再赴京師上書言事。指出“瓜分之禍，迫在目前，其所以致之者，‘兼弱攻昧’之歷史公例然也。夫今日在列大競爭之中，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別無他圖”。按輕重緩急，提出變法的次第，第一策“採法俄、日以定國是”，第二策“大叢集才而謀變政”，第三策“聽任疆臣各自變法”（《上清帝第五書》）。接著又上一書，均不得行。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正月初三康有為被邀到總理衙門，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廖壽恆、張蔭桓等問以變法之宜。頑固派榮祿仍反對變法。次日，康又進呈《日本變政考》及《俄彼得變政記》。初八日又應詔上統籌全域性摺，復又上一書。自光緒十四年至此共上清帝七書。四月二十八日康有為被光緒帝召見。至九月二十九日奉光緒帝密詔離京，共90日，即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維新運動”，終因頑固派的鎮壓而失敗。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流亡國外，赴日本、加拿大、英國，繼續堅持君主立憲的保皇立場。在日本與梁啟超一起拒絕與孫中山革命派合作。在英國，幻想借助英國勢力干涉中國內政扶助光緒帝重掌大權，沒有成功。光緒二十五年(1899)七月組織保皇會。次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入侵京師。康有為組織門人唐才常創立自立軍“勤王”。自立軍失敗，康避居印度大吉嶺，除撰述《大同書》等書外，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寫了《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其堅持立憲保皇、反對革命的種種論調遭到革命派章炳麟的嚴厲駁斥。此後，康有為離開印度，往返遊歷東南亞諸國和歐美十餘國，後居南洋。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後，他在日本，仍堅持反對民國，遭到孫中山指責。1913年因母喪歸國，移居上海。1917年6月，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督軍張勳擁清廢帝復辟，他至京，任弼德院副院長。張勳復辟失敗，他去青島。

康有為屬於今文經學派，著作豐富，最能代表其思想的有：

（1）《新學偽經考》。他認為西漢只有十四今文博士，沒有所謂古文經。西漢末劉歆力爭新立博士的古文經，如《周禮》、《左傳》、《毛詩》等，都是劉歆偽作。劉歆所以作偽經，是為幫助王莽篡漢，以亂孔子製作《六經》之真。所以偽經是新(王莽國號曰新)學，不是漢學。這樣便動搖了清正統學派所謂漢學的基礎，並啟發學術界對古代典籍的懷疑。其說雖缺乏說服力，卻發生了重大影響，直接波及“五四”以後的疑古派。

（2）《孔子改制考》。他認為《六經》皆孔子所創作，目的在改定製度。為要取得人們的信任，孔子託之古代聖賢，而且以為周秦諸子無不託古改制。他所說改制，實即政治革命，社會改造。所以他喜言《春秋》公羊學派“通三統”、“張三世”之說，以為時代不同當隨時因革，愈改革而愈進步。此說實為康有為變法維新的理論基礎，並動搖了尊古信古的風氣，使漢學宋學都失去基礎。而其尊孔實置孔子於諸子之列，無形中又啟發了人們疑孔。

（3）《大同書》。此書在著作時間上有問題，康有為生前無完本。據云康密不以示人。此書以《春秋》公羊義的三世說，傅會《禮記》裡《禮運》上一段話，以“大同”為“太平”之世。大同之世，無國家、種族、階級、家庭等界限，兒童、老人各有教養，人人平等，無貴無賤，有享樂，無痛苦，有公德，無私產。實糅合佛教極樂世界、儒家大同思想和西方空想社會主義懸擬而成。康有為認為當時為小康之世，未到大同之世，公佈則徒亂人意，故終生沒有公佈。

文學創作

康有為的文學創作主要是詩。他不以詩人自命，而好吟詠，以餘事為詩。他的詩散佚甚多，今存千餘首。“檢收墜簡寫烏絲，五十年來千首詩”（《舊作詩篇，……輯成題之》）。自稱“其數多於李杜，比古人為大集矣”（《吾詩久多流佚……》）。這還只是一般詩歌大家的表現，更重要的是他對詩界的開拓。他不滿意清中葉以來的詩風：“一代才人孰繡絲，萬千作者億千詩；吟風弄月各自得，覆醬燒薪空爾悲。”他和改良派的其他詩人如黃遵憲、梁啟超一樣，自覺地反映新世界，擴大詩的領域，創造詩的異境和新聲。“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與菽園論詩……》)。他自豪地說：“意境幾於無李杜，目中何處著元明。”（同前）詩到李杜，意境和領域已空前擴大。杜甫有句雲：“詩盡人間興，兼須入海求”(《西閣二首》其二)；韓愈也有句雲：“誰能駕飛車，相從觀海外”（《感春三首》其二）；他們還想寫及更廣大的領域，但受時代侷限，終於沒能寫出中國九州之外的大九州，沒有寫出瀛海，沒有寫出整個世界，而康有為卻做到了這一點。康有為在自編詩集《自序》中說：“然性好遊，嗜山水，愛風竹……則餘事為詩，天人之感多矣。及戊戌遘禍，遁跡海外，五洲萬國，靡所不到，風俗名勝，託為詠歌。莫拔抑塞磊落之懷，日行連犿奇偉之境。臨睨舊鄉，邅回故國，閱劫已夥，世變日非。……河梁隴首，遊子何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闊。嗟我行邁，皆窮於詩……”比較全面地觸及作詩的態度、詩的內容以及其詩與其特殊政治生活遭遇的關係。他又有《避地檳榔嶼不出日誦杜詩消遣》一詩，以杜甫自況並欲學為杜甫詩史，雖不很確切，但其身世行跡卻有與杜甫相似之處。特別是杜甫的忠君愛國的思想，尤其引為同調。康有為的詩為其思想、政治活動所掩，在晚清，梁啟超以“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稱之，與黃遵憲並列，是有識見的評價（《清代學術概論》三十一）。

康有為的詩可分三個時期：戊戌以前是一期，海外流亡是一期，辛亥回國後又是一期。這後一期可以不論，即以前二期觀之，亦足以為一大家。其第一期，不為科名，從事改良運動，講學以培養人材，博學以致力於吸收外國文化歷史新知識。其為詩以反映時局變化和改良運動為突出內容。如光緒十四年(1888)，他第一次以諸生上書請變法，不達，作《出都留別諸公》 5首，其一雲：“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緲峰。懷抱芳馨蘭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重。眼中戰國成爭鹿，海內人材孰臥龍？撫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風雨嘯青鋒！”懷抱著救國的理想，高瞻遠矚，對國家民族的命運，表示十分關切，志氣豪邁，自視不凡，躍躍欲試。隨著帝國主義列強的步步進逼和改良運動的日益發展，他寫了許多反映時事的詩篇，密切地為改良運動服務，亦成為近代詩史的篇章。如《東事戰敗，聯十八省舉人三千人上書……》歌頌變法運動，表現著昂揚的愛國主義感憤，亦是重大歷史事件的記載。雖然康有為詩的精神和黃遵憲一致，但在創作方法上，卻和黃有所不同。他在戊戌變法前所寫的詩大抵是政治抒情詩，直抒感慨懷抱，不作具體描寫，表現一種飛動的氣勢和衝破約束的解放精神。康有為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是和他早年自學西學分不開的。他能體會西學和西方科學文化的特點和優點，而不固執於東方古老文化的獨尊，是康有為能成為當時先進的中國人一個重要的條件。他遊歷香港和上海，看出西方治道有方，而思有所學習，《初遊香港覩歐亞各洲俗（己卯冬月）說：“關島神皋聚百旂，別峰通電線卑微。半空樓閣陵雲起，大海艨艟破浪飛。夾道紅塵馳，沿山綠囿鬧芳菲。傷心信仰非吾土，錦帕蠻滿目非。”讚美香港的物質文明、現代科學技術成就和都市的繁華秩序，而傷心其為西人的殖民地。讚美的是西學，傷心處是中國處於貧弱的地位而為西人所統治。

康有為很大部分的詩，是第二期流亡海外所作。他以政治為專業，考查各國政治歷史，雖其目的在於保皇，在於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君主立憲，但他在此時期所作的詩，實遠超出他的政治意圖之外。他通過詩，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大九洲，即新世界，此中國傳統詩前所未有，而為改良派人物所獨闢。康有為不厭其煩反覆地遊覽異國，表現他所見聞的一切。如《偏遊歐洲十一國題詞》：“留滯歐洲半載餘，遍遊十國走飛車。腥魚乾臠難為飽，華屋巍樓頗可居。風化何能比中土，物華差或勝方輿。地中有海生人白，二者天驕我不如。”他的東西方學術的深厚修養和詩人好吟詠的興味，又完全足以達到其目的。這使他的詩成為杜甫以後新的最大的詩史，他的女兒康同璧在跋文中說：“世之讀其詩者，作中國維新史觀可也，作世界風俗史觀亦可也。”晚清詩論家陳衍說:“中國與歐美諸洲交通以來，持與敦槃者，不絕於道。而能以詩鳴者，惟黃公度。其關於外邦名之作，頗為夥頤。而南海康長素先生，以逋臣流寓海外十餘年，多可傳之作。”（《石遺室詩話》卷九）康有為大量的海外之作，成為他考察各國政教風俗、史蹟文化和風景名勝的記錄，不同於舊時山水遊覽詩的新派詩。其氣勢汪洋恣肆，共文辭瑰麗自然，無撏扯新名詞以自表異之弊。梁啟超對康有為詩的高度評價，殆非虛語。《檳榔嶼放歌行》、《地中海歌》、《羅馬懷古》、《巴黎登氣球歌》、《紐約樓閣高二三十層……》、《五渡大西洋放歌》等，可見其視野開闊，心奇壯觀，確非傳統詩歌所能有。“巨浪掀天不知遠，但看海月夜中生”(《己亥二月……渡太平洋》)；“雲垂大野星辰炯，水接長天島嶼微”（《五月出利物浦，渡大西洋……》）；“兩洲連跨三邦土，半日飛行一葉舟”(《除夕攜眷自摩洛哥返西班牙……》)；如此海洋景色，非身歷其境而又敏於即景描繪的詩人，何能想象而得之！康有為眾多可傳的詩篇，是“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週大地，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裡”難得的結晶。

康有為的散文，主要是政論文，也有自己的特點。他以新舊學或中西學為基礎，思想奔放，直抒己見，據古證今，暢所欲言，意無不達。無視傳統古文的程式定局，而又能吸取其所長。或散行，或駢偶，偶多於奇，樸實自然。富於想象和瑰麗之詞，也有龔自珍散文的影響，但比龔文汪洋雄偉、放縱和流暢，而奇詭鉤棘較少。實開梁啟超“新文體”的先路。“上清帝”七書可視為他政論文的代表作。

本集和資料研究

康有為詩集最初有梁啟超手寫 4卷，上海廣知書局影印本。卷首有康有為《自序》，光緒三十四年出版。樑寫成4卷時，康已編詩至11卷（自延香老屋集至南蘭堂詩集）。後有康同璧續編 4卷（卷十二至卷十五），為崔斯哲手寫，1941年4月商務印書館影印。康同璧跋文後，復有崔斯哲的跋文。此詩集仍非全本，集外尚有佚詩。

《康南海文集》與《梁任公文集》合刻，1914年上海共和編譯局印行。此集共分9類，其中著述有4種，遊記有 5種。文則有論說、序跋、奏議、擬案、書牘、祭文等，最後為詩。其書為臨時編印，所缺甚多。1917年，有所謂“足本”《康南海文集彙編》，共 8卷。卷一至卷四為《言論》；卷五至卷七為《政策》；卷八為《學術》、《藝林》（附詩詞），則其非“足本”明甚。

康有為學術著作單行本有《新學偽經考》，《大同書》，《論語注》，《廣藝舟雙楫》，《歐洲十一國遊記》等。又有新編《康有為和保皇會》、《康有為政論集》等。詩文有《康有為詩文選》。臺灣蔣貴麟編輯的《南海先生遺著彙刊》，共22集，所收康氏著作最齊全。

關於康有為研究資料，傳記則有《康南海自訂年譜》截至戊戌變法以前。其後則有其子編《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以傳記名者，最初則有梁啟超作《南海康先生傳》，後有東莞張伯楨著《南海康先生傳》，又有《清史稿·康有為傳》。其見於近代研究者則有：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清代學術概論》，侯外廬主編《中國近代哲學史》，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編《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

參考書目

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二版），上海廣智書局，上海，1907。

沈雲龍：《康有為評傳》，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臺灣，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