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頭雜劇 閨怨雜劇

[拼音]:Ye Shi

中國南宋思想家,永嘉學派的代表。字正則,溫州永嘉(今屬浙江)人。晚年講學於永嘉城外水心村,人稱水心先生。淳熙五年(1178)擢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歷任太常博士,代理工部、兵部、吏部侍朗等職,官至寶文閣待制。他力主抗金,並揭露當時兵弱財困的積弊。開禧二年(1206)韓侂冑貿然北伐,兵敗,調任葉適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葉適指揮得當,擊退來犯金兵,保全江淮。繼而措置屯田,建立堡塢,鞏固江防。開禧三年韓侂冑被誅,中丞雷孝友彈劾葉適 “附侂胄用兵”罪,葉適被奪職,返歸故鄉,從事講學,著述終身。主要著作有《習學記言》、《水心先生文集》及《別集》。1961年中華書局出版《葉適集》。

哲學思想

在宇宙觀上,葉適強調 “道”存在於事物之中,“物之所在,道則在焉”;批判老子“道先天地”之說,認為有了天地與人類之後,才有“道”。“夫形於天地之間者,物也”,而這個“物”是由“氣”構成的。“五行”和“八卦”就是“一氣”的“流行變化、不常其所” 的各種表現形態。他還提出 “一物為兩”、“一兩不同”等關於事物對立統一的命題,認為陰與陽、剛與柔、順與逆、離與合等等,都“相禪而無窮”,即相互依存、相互轉化以致處於無窮變化之中。

葉適認為“道”既不能離物,人們認識“道”,就必須詳盡地考察各種客觀事物,“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考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檢驗認識的正確與否,應以客觀事實為依據。“無驗於事者,其言不合;無考於器者,其道不化”。他強調主觀服從客觀,“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反對用主觀代替客觀,否則“自用則傷物,傷物則己病矣”。葉適提出了耳目與心官並用的“內外交相成之道”,作為獲得知識的途徑。認為耳目之官的感性認識是從外到內,心之官的理性認識是從內到外,二者互動作用而形成全面的知識。他批判那些“專以心性為宗主”的唯心主義先驗論,重視人們親身的直接經驗對於認識的重大意義。說“故觀眾器者為良匠,觀眾方者為良醫,盡觀而後自為之,故無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認為由於多方面的觀察,有豐富經驗的積累,就不受舊傳統的束縛,而能夠有新的貢獻。他強調人的思想言論必須符合客觀實際,不然便是“論高而違實”。比如射箭,“弓矢從的,而的非從弓矢”。葉適還指出,人們之所以愚昧無知,是由於不明白事物對立矛盾的道理,“天下不知其為‘兩’也久矣,而各執其一以自遂。奇譎祕怪,蹇陋而不弘者,皆生於‘兩’之不明”。

葉適對各家學說都有所批判、評論,他批判老子是以有為無的 “虛無之宗”,是 “盡遺萬事而特言道”。對莊子、佛學、“漢唐諸儒”至宋代理學,他都作了尖銳的批判,尤其反對“性與天道”之說,南宋陳振孫評論他說:“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隨其淺深,鹹有遺論,無得免者。”他在哲學上的侷限性有,過分強調經驗,忽視理論思維的意義;承認事物的矛盾,卻主張調和等等。

倫理思想

葉適提出了一種與理學倫理思想相對立的、以重視功利為特點的倫理學說。他反對理學“以義抑利”、“存理去欲”的觀點,強調“以利和義”,堅持道德和功利的統一。他指出,人們的物質生活和農業生產是整個封建“王業”的基礎,也是道德的基礎,“夫衣食逸則知教,被服深則近雅”,人們的物質生活好了,道德水平才能相應提高。他反對以天理與人慾為劃分聖、狂的標準,認為事功才是道德評價的依據,三代之君所以是“聖人”,就在於他們從不同方面解決了當時人們的物質生活問題,其高尚品德就表現在他們的事功之中。葉適儘管強調道德必須以實際功利為目的,但他並不否認動機在道德評價中的意義,認為個人的名利心和帝王的權勢欲都是與道德不相容的。葉適還指出,道德修養的目的是為了治國平天下,而個人道德上的完善則只有在實事實功中才能達到。他重視知識在道德品質形成中的作用,認為一味空談心性,講求內省。否認見聞知識,是不能培養人們的優良道德品質的。

葉適的倫理思想,直接為其改革政治和抗金主張作理論上的論證,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對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特別是顏元等人,產生了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