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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beichao fagui

指東晉以後，相繼統治中國北部的北魏(386～534)、北齊(550～577)、北周(557～581)等幾個封建王朝的法規。北朝法規特別是北魏和北齊法規，上承漢、魏，下開隋、唐以至明、清，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起著承先啟後的作用。

北魏法規

北魏又稱後魏、元魏或拓跋魏，是中國古代北方的鮮卑族建立的王朝。《魏書·刑罰志》載：“魏初禮俗純樸，刑禁疎簡”，宣帝南遷後，設“四部大人”坐王庭處理辭訟。此時魏尚無監獄和考訊的辦法，犯罪案件都是由部族首領臨時共同商議處理。東晉建興三年(315)猗盧自稱代王，拓跋鮮卑社會內部發生了顯著變化，階級矛盾和階級壓迫加劇，於是“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東晉鹹康四年(338)什翼犍即代王位，年號建國，第二年(339)制定法律：“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民相殺者，聽與死家馬牛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系訊連逮之坐；盜官物，一備五，私則備十”，明顯地表現了封建法律鎮壓人民反抗活動、維護貴族專政和財產私有制的階級實質。東晉太元十一年(386)拓跋珪統一拓跋舊部，即代王位，建元登國，不久改稱魏王。登國十一年(396)拓跋珪建天子號，改元皇始。皇始三年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即皇帝位，改元天興。此後，鮮卑族入主中原，成為與南朝對峙統治中國北方的王朝。北魏統治者入主中原以後，十分注意運用法律作為統治手段，他們籠絡、重用精通律學的漢族儒士王德、崔浩、高允、遊雅、常景等人，編定律令，傳授律學，形成北朝律學興盛的局面。

北魏法規主要有律、令、格三種形式。

《北魏律》

根據漢律，參酌魏、晉律，經過多次編纂，最後在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由律學博士常景等撰成，共20篇。以後雖續有纂修，但變化不大。《隋書·經籍志》有《後魏律》20卷的記載，到唐代這部法典已亡失。其篇目從《唐律疏議》中可以看出是：刑名、法例、宮衛、違制、戶律、廄牧、擅興、賊律、盜律、鬥律、系訊、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僅存15篇。其內容在刑法原則方面有：八議、官當、老小殘廢減罪或免罪、公罪與私罪、再犯加重等。在刑名方面有：死刑（處決方法有、梟首、斬、沉淵、門房之誅）；流刑；宮刑；徒刑（有一歲、二歲、三歲、四歲、五歲之差）；鞭刑（有四十五、五十、六十、八十、一百，凡五等）；杖刑（有一十、三十、五十、一百，凡四等）。在罪名方面有：大不敬、不道、不孝、誣罔、殺人、掠人、盜竊、隱匿戶口，以及官吏貪贓枉法等。

《北魏令》

《唐六典》卷六注說：“後魏初，命崔浩定令，後命遊雅等成之，史失篇目。”此令及其後續頒之令，在唐代即已散失。從史書中尚可見到有：品令、職令、獄官令、田令等。其中太和九年(485)頒佈的“田令”，是以封建國家的名義對土地實行分配和調整，推行“均田”制度的法令。此令在當時對限制豪強地主兼併土地以及爭取勞動人手、開墾荒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都起到一定作用，對後世影響較大。

《北魏格》

“格”作為一種法律形式是北魏末年出現的。《魏書·出帝紀》載，太昌元年(532)五月丁未詔曰：“可令執事之官四品以上，集於都省，取諸條格，議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當局停記。新定之格，勿與舊制相連，務在約通，無致冗滯。”“格”是從魏晉的“科”發展而來的，是魏晉以來法律形式的一大變化。《唐六典》卷六注說：“後魏以格代科，於麟趾殿刪定，名為《麟趾格》。”《麟趾格》撰成於東魏孝靜帝興和三年(541)，同年班於天下。

北魏時，作為獨立法規形式的“式”也已出現。西魏文帝時，宇文泰輔政，於大統元年(535)主持編定二十四條新制，大統十年魏文帝以其“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方為中興永式，乃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總為五卷，班行天下”（《周書·文帝紀下》），謂之《大統式》。

北齊法規

北齊取代東魏而建立。其法規主要有律、令、格。

《北齊律》

北宋天保元年(550)，命群官議造《齊律》。至武成帝河清三年(564)，由尚書令高叡等撰成，分名例律、禁衛律、婚戶律、擅興律、違制律、詐偽律、鬥訟律、賊盜律、捕斷律、毀損律、廄牧律和雜律12篇，共949條（《唐六典》卷六注婚戶律作戶婚律，賊盜律作盜賊律）。《北齊律》確立了重罪十條，即反逆、大逆、叛、降、惡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義和內亂。犯此十罪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隋書·刑法志》）。隋律“十惡”即由此發展而來。《北齊律》是在總結歷代定律經驗的基礎上制訂的，又經過當時的律學家封述、封隆長期編纂，因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隋書·刑法志》），是一部較成熟的律典。後來隋代修律，不沿用《北周律》，而多采用《北齊律》，是有道理的。

《北齊令》

分“令”與“權令”。《唐六典》卷六注說：北齊“令趙郡王叡等撰令五十卷，取尚書二十八曹為其篇名。又撰權令二卷，兩令並行”。《隋書·刑法志》稱：權令即“不可為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可見“權令”具有暫時作為律令補充的性質。

《北齊格》

除一般曹司格以外，還有“權格”。《唐六典》卷六注說：“北齊因魏立格，撰權格與律令並行。”於二十八曹以外，針對某一事件臨時頒佈的，不便編立篇名，故稱“權格”，又稱“別條權格”。

北周法規

北周取代西魏而建立。其法規包括制詔、律、令和刑書要制。

制詔

宇文泰輔政西魏時，於大統元年(535)三月“命所司斟酌今古，參考變通，可以益國利民便時適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周書·文帝紀》）。大統七年（541）十一月，又定新制十二條。大統十年七月，命尚書蘇綽在三十六條制的基礎上，總為五卷；蘇綽又制定“六條詔書”，頒行全國，並令百司習誦，非通“六條”，不得為官。詔書第五條“卹獄訟”的內容是：主張刑罰得中，對犯罪案件要按理求情，有疑問就從輕，未弄清案情不隨意科罰；隨事斷理，不積壓訟案等。北周初年繼續沿用上述制詔。

《大律》

周武帝時，命趙肅、拓跋迪等撰定法律，至武帝保定三年(563)三月完成，仿《尚書·大誥》，謂之《大律》，計有刑名、法例、祀享、朝會、婚姻等25篇，共1537條，比《北齊律》增加588條。原文早已亡失，在《隋書·刑法志》中有簡略記載。例如：不立十惡之名，但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再犯徒罰，三犯鞭罰，一身永配下役等。《北周律》模仿《尚書》、《周禮》，雜採魏、晉，篇章、條目繁多，《隋書·刑法志》說它“比於齊法，煩而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