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爾白

[拼音]：Hanyu fangyan cidian

[英文]：dictionaries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彙集和解釋漢語方言詞語的工具書。中國古代的漢語方言研究比較注重詞彙，揚雄的《方言》就是一部比較詞彙集，但它還不是方言詞典。詞典要求注音準確、釋義周全並註明詞語的具體用法和語法類別，詞彙集一般都比較簡單。

清末以來，西方傳教士運用拼音文字調查了不少南方方言，編纂了一些方言詞典。其中規模較大、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有R.S.麥克萊和C.C.博德溫合編的《福州方言詞典》（1870，福州出版），E.J.艾特爾編的《廣東方言詞典》（1877，香港出版）， C. 道格拉斯編的《廈門方言口語詞典》（1899，倫敦出版），C.雷伊編的《客家方言詞典》（1901，香港出版），D.H.戴維斯等編的《上海方言詞典》（1911，上海出版）和D.C.依巴涅茲編的《班華（福安方言）詞典》（1941，上海出版）。這類方言詞典都用羅馬字母注音，按音序排列方言詞語，註明漢字的寫法，用西文解釋。拿它們和現代方言口語作比較，可以瞭解近百年間方言語音和詞彙的變化。但這些詞典有的審音不嚴、釋義不準，又由於注重傳教的需要，收了不少日常少用的書面語詞，口語詞常有遺漏。此外，所注漢字也比較凌亂，或本字，或訓讀，或取俗字、同音字。

近50年間，隨著語言學的發展，一些學者運用現代的科學方法先後編寫了不少規模較大的漢語方言詞典。官話方言方面，陸志韋編的《北京單音詞詞彙》（1951，科學出版社），前面有說明，闡述作者分解北京話單音詞的方法和確定詞類的方法，正文按音序排列，先為每一個詞標音定性，然後用6000多個例句說明每個單音詞和單音語素的不同義項和用法。該書不但是一部比較完整的北京單音詞典，而且是研究北京話語法的重要參考書；張洵如編的《北平音系小轍編》（1949，開明書店）和《北京話輕聲詞彙》（1957，中華書局）收集了富於北京方言特色的兒化詞和輕聲詞各5000條左右，除逐條標音並按音序排列外，凡在普通話裡不十分通行的詞都作了解釋，兒化詞引用了《紅樓夢》等書面語言的例句。陳剛編的《北京方言詞典》（1985，商務印書館）收詞較多。此外，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北京話、東北話等北方方言的詞典。

為南方諸方言編的詞典中，數量多、質量高的首推閩南方言詞典。比較重要的有臺灣學者蔡培火編的《國語閩南話對照辭典》（1969，臺北），蔡俊明編的《潮語詞典》（1976，臺北三民書局），日本學者村上嘉英編的《現代閩南語辭典》（1981，日本天理大學）和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漢語方言研究室主編的《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1982，福建人民出版社）。後兩部收詞都達數萬條，詞義的解釋也比較細。蔡培火和村上嘉英多從臺灣閩南話取材，蔡俊明從粵東的潮州方言取材，廈門大學主要收集廈門話詞語，兼顧泉州和漳州的說法。《潮語詞典》以多收口語、多附例句、為名詞逐一註明相應的量詞等見長；《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以分註文白讀、考本字、分詞性見長。這幾部詞典對於全面地研究閩南方言，瞭解其內部差異，幫助閩南人學習普通話都有重要價值。

此外，成果較多的是粵方言的詞典。其中影響較大的有3部：

（1）黃伯飛編的《英粵·粵英辭典》（1970，美國耶魯大學）是粵方言和英語的雙語詞典，粵方言詞用羅馬字母注音並注有漢字，附有例句，便於懂英語的人學習粵方言和粵語區的人學英語。

（2）饒秉才、歐陽覺亞和周無忌合編的《廣州話方言詞典》（1981，香港商務印書館），專收和普通話說法不同的方言詞語5000多條，按方言音序把同根詞排列在一起，分義項加以解釋，並附有方言音系和詞彙特點的說明、俗字表，以及廣州話和普通話對照字表，這對於推廣普通話及進一步研究廣州話都有實際意義。

（3）曾子凡編的《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冊》（1982，香港三聯書店），收入8000多條詞語，按詞義和詞性分為33類，普通話解釋部分並注有漢語拼音，每一類詞語之後還編了會話材料，適用於熟悉廣州話的人學習普通話。

吳方言方面，有閔家驥、範曉等編的《簡明吳方言詞典》（1986，上海辭書出版社），收詞5000多條。

1979年《方言》季刊創刊以來，先後發表了不少方言詞彙，這些方言詞彙有的規模較大，收集了數千條方言詞語，全都用國際音標標音，釋義也比較細，有的還注意到把同根詞排在一起，有的列有例句，這些都可以作為編寫方言詞典的基礎。

漢語方言種類多，歷史長，彼此之間的詞彙差異也大，因此無論編寫哪種型別的方言詞典都具有學術價值和實用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