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風其二十七 燕趙有秀色》原文及翻譯賞析
其一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
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
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
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
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
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
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其二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
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
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
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其三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
豈知英雄主，出師亙長雲。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
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
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
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其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
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
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
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
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
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其五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
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
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
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
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後出塞五首》是唐代偉大詩人杜甫的組詩作品。這五首詩以一位軍士的口吻，訴說他從應募赴軍到隻身脫逃的經歷，通過一個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亂“釀亂期”的歷史真實。第一首，從軍者自敘應募動機及辭家盛況；第二首，接上敘述在路上的情事；第三首，寫軍士到薊門軍中之後所起的反感；第四首，進一步揭發薊門主將的驕橫，已到了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的地步；第五首，軍士訴說脫身經過，以及到老孤獨的情景。全詩藝術地再現了一個特定時代的歷史生活。
翻譯/譯文
男子漢生在這個世上，就是要在壯年的候實現自己的報負。應當征戰邊疆，怎麼可以守著自己出生的地方呆一輩子呢？國家招用我們的時候遠赴薊門，大軍就要走了不可以因為自己而留下。把家裡的錢財全都散盡用來裝備自己，那樣鄉親們會為我送行，親戚朋友們把道路擠的滿滿的歡送我。頭髮花白了才有了點自己的功業，醉了以後看到別人年青有為才感到羞愧，想當年霍去病出徵，卻只能面帶苦笑看著自己的武器。
清晨，我到東門營報到，傍晚，就開拔到了河陽橋上。晚霞映照迎風招展的軍旗，戰馬與蕭蕭朔風呼應嘶鳴。一望無際的沙原排列著無數行軍帳幕，行伍首領各自召集手下的士兵。夜空中，高高懸掛朗朗明月，軍令森嚴，整個營地寂然無聲。幾聲悲咽的茄聲劃破長空，從軍壯士神情肅然，失去了往日驕縱之情。借問統領軍隊的大將是誰？大概又是一個嫖姚校尉霍去病。
古代的將軍重視守衛邊疆，如今的邊將卻只重高官厚祿。哪裡料得到皇帝偏又好武，出征的軍隊綿亙不斷，漫卷長空。當今全國既已統一，就沒有出師必要，這樣卻還要孤軍深入，使得戰士們都是為了統治者的企圖而拼命。在窮荒之地拔劍練習作戰，每天徵收成群的戰馬。將軍發誓要開發極北的地方，對吾皇效忠心。
捷報不斷傳來，其實是虛報邀賞，因為是奚族與契丹本無寇警。漁陽郡尚武，多豪士俠客，此豪俠之地，成天鼓樂轟隆。渤海上船隻鼓帆前進，那是裝載來自東吳的糧食。還有越羅與楚練，其光彩照耀得人身都發光。主將的地位更崇高，氣焰更囂張，都不把朝廷放在眼裡。邊疆之人不敢議論，有敢議論告發的死無葬身之地。
我本來出身良家，懂得許多門道，揣知主將有叛逆的可能，所以不敢跟從。主將驕矜增加了我的憂慮，榮華富貴已不值得一說。躍馬橫刀二十年，擔心的是辜負了明主的恩情。眼看幽州叛軍長驅直入，洛陽即將淪陷。於是半夜裡抄小路逃回家，可是故鄉已經變成了空村。我幸虧沒有背上叛逆的罪名，如今孤身一人，沒有兒孫。
註釋
[1]上句“有”字喑含諷意，揭出功業的罪惡本質。“舊丘”猶“故園”，即“老家”。
[2]召募，這時已實行募兵制的“擴騎”。薊門，點明出塞的地點。其地在今北京一帶，當時屬漁陽節度使安祿山管轄。
[3]這兩句模仿《木蘭詩》的“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的句法。
[4]道周，即道邊。
[5]斑白，是發半白，泛指老人。居上列，即坐在上頭。
[6]酒酣，是酒喝到一半的時候。庶羞，即萊餚。白居易詩“人老意多慈”，老人送別，只希望小夥子能多吃點。
[7]別有贈，即下句的“吳鉤”。“別”字對上文“庶羞”而言。
[8]吳鉤，春秋時吳王闔閭所作之刀，後通用為寶刀名。深喜所贈寶刀，暗合自己“封侯”的志願，所以“含笑”而細玩。
[9]洛陽東面門有“上東門”，軍營在東門，故曰“東門營”。由洛陽往薊門，須出東門。這句點清徵兵的地方。
[10]河陽橋在河南孟津縣，是黃河上的浮橋，晉杜預所造，為通河北的要津。
[11]大旗，大將所用的紅旗。《通典》卷一百四十八：“陳（陣）將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紅，恐亂大將。”這兩句也是杜甫的名句，因為抓住了事物的特徵，故能集中地表現出那千軍萬馬的壯闊軍容，下句化用《詩經》的“蕭蕭馬鳴”，加一“風”字，覺全域性部動，颯然有關塞之。
[12]幕，帳幕。列，是整齊的排列著。這些帳幕都有一定的方位和距離。
[13]因為要宿營，所以各自集合各自的部隊。
[14]因軍今森嚴，故萬幕無聲，只見明月高掛無中。上句也是用環境描寫來烘托“令嚴”的。
[15]悲笳，靜營之號，軍令既嚴，笳聲復悲，故慘不驕。
[16]嫖姚，指西漢大將霍去病。“嫖姚”同“剽姚”，霍去病曾以“嫖姚校尉”一戰成名。
[17]“古人”“今人”都指邊將說。重高勳，即貪圖功名。《昔遊》詩所謂“將帥望三臺”。因貪功名，故邊疆多事。
[18]邊將貪功，本該制止，偏又皇帝好武，所以說“豈知”。有怪嘆之意。“亙”是綿亙不斷。
[19]天地四方為“六合”，這裡指全國範圍以內，全國既已統一，便無出師必要，但還要孤軍深入，故用一“且”字。且，尚也。跟上句“已”字對照。
[20]遂使，於是使得。承上“且孤軍”來，貔，音琵，即貔貅，猛獸，這裡比喻戰士。邊將貪功，人主好武，這就使得戰士們為了統治者的企圖而拼命。勇，是勇往：所聞，是指地方說的，即下文的“大荒”“玄冥”。《漢書·張騫傳》：“天子（武帝）既聞大宛之屬多奇物，乃發間使，數道並出。漢使言大宛有善馬，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上車令等持千金以請宛王善馬。”即此“所聞”二字的本意。
[21]大荒，猶窮荒，過去所謂“不毛之址”。
[22]《安祿山事蹟》：“祿山包藏渦心，畜單于護真大馬習戰鬥者數萬匹。”詩句當指此。
[23]玄冥，傳說是北方水神，這裡代表極北的地方。這兩句要善於體會，因為表面上好像是對皇帝效忠，其實是諷刺，正如沈德潛說的：“玄冥北，豈可開乎？”
[24]上既好武，下自貪功，故奏捷日至。《通鑑》二百一十七：“天寶十三載四月祿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十四載四月奏破奚、契丹。”
[25]點破“獻凱”只是虛報邀賞。兩蕃，是奚與契丹；靜無虞，本無寇警。
[26]漁陽：郡名，今河北薊縣一帶。其地尚武，多豪士俠客，故曰豪俠地。
[27]遼海，即渤海，粳音庚，晚熟而不黏的稻。來東吳，來自東吳。
[28]周代封建社會把人分成十等：王、公、大夫、士、皁、輿、隸、僚、僕、臺。這裡泛指安祿山豢養的爪牙和家僮。羅和練都有光彩，故曰“照耀”。這以上幾句，寫祿山濫賞以結人心。《通鑑》二百一十七：“天寶十三載二月，祿山奏所部將士勳效甚多，乞超資加賞，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眾心也。”即其事。
[29]主將，即安祿山。天寶七載祿山賜鐵券，封柳城郡公：九載，進爵東平郡王，節度使封王，從他開始。
[30]上都，指京師，即朝廷。凌，凌犯，目無朝廷。
[31]寫祿山一方面又用恐怖手段來俯制眾口，當時本有人告安祿山反，玄宗為了表示信任，反將告發的人縛送祿山，因之“道路相目，無敢言者。”（見《祿山事蹟》）
[32]是良家子，故不肯從逆：出師多門，故能揣知主將心事。二句是下文張本，多門，許多門道，有多次意。
[33]益，是增益，“思”字照過去讀法應作去聲，愁思，即憂慮，是名詞。
[34]所憂在國家，放覺身貴上不值一說。下二句正申“不足論”。
[35]躍馬，指身貴，兼含從軍意，劉孝標《自序》：“敬通（馮衍）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
[36]坐見，有二義：一指時間短促，猶行見、立見：一指無能為力，只是眼看著：這裡兼含二義。長驅，言其易。河洛昏，指洛陽行將淪陷。當時安祿山所部皆天下精兵。
[37]間讀去聲，間道歸，抄小路逃回家。
[38]這句直照應到第一首。初辭家時，進庶羞的老者，贈吳鉤的少年，都不見了，一切都完蛋了。
[39]惡名，是叛逆之名，祿山之亂，帶有民族矛盾性質，這個士兵不肯背叛，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賞析/鑑賞
《後出塞五首》敘寫一個軍士脫身歸來的經歷，通過他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寶之變“釀亂期”的歷史真實。組詩主人公是募兵制下的一個應募者形象。他是一無牽掛的漢子，樂意當兵吃糧。詩中提到相贈吳鉤的“少年”，當屬唐詩中常常寫到的少年遊俠一類人物。物以類聚，此詩主人公也應是這一類人物。組詩第一首系主人公自敘應募動機及辭家盛況；第二首敘赴軍途中情事，尚歸美主將；第三首是詩人的議論；第四首則揭露薊門主將的驕橫；第五首則寫逃離軍旅的經過。此組詩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對此詩的賞析，便應圍繞這一中心來進行。
一度懷著功名萬里雄心的軍士後來逃歸，其逃離的動機，詩中說得很清楚，是由於他在薊門軍中看到“主將”（當指安祿山）日益驕橫、目中無君，而朝廷一味姑息養奸“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自己本為效忠國家而來（“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卻上了“賊船”，“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了。
詩一開始就講得很明白，主人公赴邊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興語，往從驕帥者，賞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龍）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謂“重高勳”的“今人”、“奮身勇所聞”的“貔虎士”中的一員。“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屬於這類人物的誇耀口吻。從第一首“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到第五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見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賞的思想是一貫的，並未發生何種轉變。“古人重守邊”六句，不能理解為詩中人思想的轉變，而只能理解為詩人自己對時事的評議，或者說它們恰恰是詩人對筆下人物思想、行動的一種批判。說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還不夠，應該說這是作者直接激揚文字，站出來表態。這種夾敘夾議的手法，在杜甫詩中原是並不罕見的。
據《通典》稱：“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竟圖勳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羅之戰，雲南渡滬之役，沒入異域數十萬人，向無幽寇內侮，天下四徵未息，離潰之勢，豈可量邪！”當時的邊境戰爭，唐玄宗好戰固然是一個原因；兵制的改變，也同樣是個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於農的一種兵制，將帥不能擁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沒有武夫割據事件。而募兵之行，誠如李泌所說，應募兵士多是不事生產的亡命之徒，他們貪功重賞，形成軍中好戰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響，正是“豈知英雄主，出師亙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對侵侮鄰國的興趣隨戰爭的進行愈來愈濃厚，野心的將帥也就得到長成羽翼的機會。
《後出塞五首》就藝術地再現了這一特定時代的歷史生活。詩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個應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應募兵通常有的貪功戀戰心理，又有國家民族觀念。他為立功封爵而赴邊，又為避叛逆的“惡名”而逃走。組詩在歡慶氣氛中開頭，悽悽涼涼地結尾，是一出個人命運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