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先生是不是陶淵明
五柳先生是不是陶淵明
引導語：陶淵明為什麼叫五柳先生?說五柳先生是陶淵明有依據嗎?下文是相關資料，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五柳先生是陶淵明的依據：
關於本文有兩種意見：
1本文是作者託言為五柳先生寫的傳記，實為自傳，沈約《宋書·隱逸傳》和蕭統的《陶淵明傳》都認為是“實錄”。從傳中寫五柳先生的志趣愛好及思想性格等來看，與陶淵明其他詩文中表現的性格相同，自傳說是可信的。文章從思想性格、愛好、生活狀況等方面塑造了一位獨立於世俗之外的隱士形象，讚美了他安貧樂道的精神。
2《五柳先生傳》是陶淵明為別人寫的，文中的五柳先生是陶淵明心是所向往的理想人物，是他所追求的。與陶淵明相似，彷彿是他的自傳，這一點也不奇怪。這隻說明陶淵明的修為很高，就要達到他自己的理想了。當然他一點也不自戀。如果他自戀，認為自己就是五柳先生的話，那他早就寫下這篇文章，作為自傳了。
南朝人沈約、蕭統都說陶淵明寫《五柳先生傳》是用以自況,當時人視為"實錄"。它突出地刻畫出一個脫塵拔俗,不與世俗同流合汙,具有高風亮節的人物形象
.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取正史紀傳體的形式,但不重在敘述生平事蹟,而重在表現生活情趣,帶有自敘情懷的特點,這種寫法是陶淵明的首創。...便是證明,...
《五柳先生傳》是作者的自畫像。南朝人沈約、蕭統都說陶淵明寫《五柳先生傳》是用以自況，當時人視為“實錄”。它突出地刻畫出一個脫塵拔俗，不與世俗同流合汙，具有高風亮節的人物形象。
開篇四句是對人物身分的交代。這位五柳先生不知何地人，也不知姓氏，宅旁有五棵柳樹，便以五柳為號。古人既重地望，也重聲名的。而五柳先生既不知何地人，也不知姓氏名字，都見出他遠出於流俗觀念之外。這幾筆便使隱姓埋名、深藏避世的“高人”之氣籠罩全篇。語極平淡，味極深醇。
“閒靜”二句用正面敘說點出五柳先生最本質的情操。因為不為榮名利祿動心，所以能守志不阿，高出於流俗之上。“閒靜少言”與“不慕榮利”互相映照。“閒靜”既不因交往，“少言”即不喜應酬，也就是與世俗社會“息交”，正是不慕榮利者才有的表現。
下面分四個方面寫五柳先生在田園中守志安居的生活情態。“好讀書”四句講讀書。他的讀書態度很特別，“不求甚解”，只重在書中會己意、愜己心者，也就是尋求思想上的共鳴和感情上的寄託。所以“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八句講飲酒。好飲酒，而家貧不常有酒，所以只要親舊招飲，一招即去，一飲即醉，一醉即退，絲毫不以去留為意。見出先生之意在酒而不在人。於酒有情，於人無意，把嗜酒之味寫得十分濃足。“環堵”五句講安貧。住的是遮不住太陽擋不住風的破房子，穿的是粗布短衣還破著窟窿，打著補丁，瓢裡常常沒水，碗裡常常沒飯，吃穿住沒有一樣不困弊不堪，他卻“晏如也”，處之坦然。既不困貧奪志，也不因貧敗意。“常著”四句是講著文。他吟詩作文也在示志娛情。示什麼志，娛什麼情呢?就是本篇傳記中所寫的高志奇情：憎惡世俗，守志田園，借文章自樂其志，忘懷於世俗的得失，以此自終。四個方面概括起來就是：讀書適意，醉酒陶情，安貧樂道，著文娛志。透過這幾個方面的勾畫，一個堅守節操、不隨流俗的“高人”形象便立起來了，活起來了。選材極精，造語極簡，意足筆止，風神宛然。
論陶淵明是否“五柳先生”
一、陶淵明及“五柳先生”形象
魏晉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一個大分裂、大動盪、大混戰的年代，東晉政權內憂外患、社會矛盾重重。然而這也是一個文學自覺的時代，佛教、道教及玄學的相遇與融合造就了文化的多元，形成了魏晉張揚個性與不拘禮法的世風。陶淵明正是處在這樣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之下，他生活在晉宋易代的時期，這個時期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都很尖銳，黑暗的社會現實使他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矛盾著，一生都在出仕與歸隱中反覆。
陶淵明的傳世作品共有詩125首、文12篇，被後人編為《陶淵明集》。陶詩有飲酒詩、詠懷詩、田園詩之分，名作有《飲酒》二十首、《讀山海經》十三首及《歸園田居》等，而散文辭賦的地位也不下於他的詩歌。《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和《歸去來兮辭》三篇更是反映了他的性情和思想，是其中的名篇佳作。陶淵明被後世尊為“千古隱逸之宗”、“隱逸詩人之宗”，但事實上，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後的幾十年裡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認。直到梁朝昭明太子蕭統親自為陶淵明編集、作序、作傳，陶淵明的作品才開始受到後人的重視。至南朝，其詩文已開始廣為流傳。到隋唐時期，對陶淵明的評價也越來越高。《晉書》的編撰者房玄齡也將他歸入“隱逸”一類中。
沈約所撰《宋書・隱逸傳》中提到“陶潛，字淵明。……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為之實錄。”由於這樣一句話，後世文人、學者多將《五柳先生傳》視為陶淵明自傳，認為“五柳先生”就是陶淵明。而“五柳先生”所具備的鄙棄功名利祿、忘懷得失、悠然自得、安貧樂道的“隱士”、“高人”品質也自然而然的成了陶淵明的個性特徵。
“五柳先生”其人，“嫻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性嗜酒”、“常著文章以自娛”……全文不過一百七十餘字，去以簡短精練的文字塑造出了安貧樂道、瀟灑自然、遺世獨立的隱居者形象。而陶淵明其人是否真如《五柳先生傳》中所敘述的這般呢?蕭統在《陶淵明傳》中說：“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若拋開後半句以《五柳先生傳》自況的說法，僅看前文，則只能得出陶淵明有實才、文筆好，性情認真自然，然而不缺不能看出他的安貧樂道和不慕榮利。從陶淵明的其他詩文中，也能夠感受到，他徘徊於仕與隱之間並沒有真正放下功名、富貴與憂愁，他大多能體現出悠然自得的《飲酒》詩，也是借彩菊飲酒來忘憂，而非真正的安貧樂道。
二、自傳性質文體的發展
中國古典傳記自漢代司馬遷作《史記》起就已經達到了藝術的巔峰，隨著文學自身不斷的發展，正史之外的傳記文學創作日益繁榮。魏晉時代是中國文學自覺的時代，各種文學體裁空前繁盛，自傳體散文也在此時形成了自己獨有的創作特色。
中國自傳文學萌芽於先秦，屈原在《離騷》中對自己的氏族、出生、姓名都做了陳述。西漢時期是自傳文學的確立期，可考的有司馬遷《史記・自序》、《報任安書》，東方朔的《上書自薦》、《答客難》和司馬相如的《自序》。司馬遷等人之後，自傳作者有楊雄、班固、馬融、鄭玄等。“漢書・楊雄傳》全部即雄《自序》之文”，“班氏以序為傳，僅間下己語。”班固有《漢書・敘傳》。東漢王充的《論衡・自紀》被學界認為是第一篇自傳體散文。至魏晉自傳文學創作臻於繁榮。有曹丕的《典論・自序》，葛洪的《抱朴子・自敘》等，這是魏晉時代的一種書敘體自傳，是一種不自覺的“自傳“，其寫作的根本動因視為其書寫敘，而不是要為自己立傳。魏晉自傳的創作較之前代有了較大發展是在阮籍《大人先生傳》與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這種以”傳“名篇的自傳出現之後。由於阮籍的《大人先生傳》中主要表現了一種形而上的玄學理念，因而缺少了現實感與親切感。真正對後世自傳產生深遠影響的是陶淵明《五柳先生傳》。
對於《五柳先生傳》是否自傳歷代學者存有不同的看法。最早將《五柳先生傳》視為陶淵明自傳的是沈約在《宋書・隱逸傳》中提到的“……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其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蕭統在《陶淵明傳》中也表達了相同觀點。自唐之後的大多數詩人更是直接將“五柳”這一意象與陶淵明相聯絡。王績“昔蔣詡之三徑，陶淵明之五柳”(《遊北山賦》)，王維“酣歌歸五柳”(《偶然作》)，李白“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戲贈鄭溧陽》)，顯然是將《五柳先生傳》視同陶淵明的自傳。但也有文人學者持不同觀點。魯迅先生曾說：“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政治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稱為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魯迅認為他並不是“真正的隱者”，他認為歸隱的隱士不應是赫赫有名的。
筆者認為《五柳先生傳》是陶淵明的自傳，雖此傳不以陶淵明本人的名字入傳，但我們也都知道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他的這種“實錄”並非他生平的實錄，而是對他本人精神世界的實錄，表現的是他崇高的人格品質和人生追求。他以文學手法自傳，力求以寫意、寫神為主，在不違背“實錄”原則的前提下，力求生動活潑、富有情趣，人生的選用也是比較靈活自由的。陶淵明採用第三人稱寫出自傳，以“自況”之法表明作者意在隱去真身，以五柳先生為喻體寫出自身的性格與追求。因此，《五柳先生傳》正是陶淵明心靈的寫照，是他精神世界的真實展現和靈魂的最終寄託。說《五柳先生傳》是陶淵明自傳是有道理的。
三、陶淵明不是“五柳先生”
在承認《五柳先生傳》是陶淵明自傳的前提下，依然有“五柳先生”是否是陶淵明本人的爭議存在。大多數人將陶淵明視為是“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的“五柳先生”原型，把五柳先生視為藝術化的陶淵明，認為《五柳先生傳》以“嫻靜少言，不慕榮利”為總綱，對陶淵明的志趣與性格特點從“好讀書”、“性嗜酒”和“常著文章”三個方面進行闡述。但也有持不同觀點，認為“五柳先生”是綜合了古代聖賢人物的特點而創造的作為楷模的理想形象，並從陶淵明文章多顯露功名心等方面進行佐證。
筆者認為，“五柳先生”形象並非陶淵明本人，而是一種理想中的人物形象，是一種經過文學性虛構出來的人物，用以展現陶淵明本人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最為真實的精神世界。之所以說陶淵明非“五柳先生”可從以下幾點看出：
陶淵明既有強烈的建功立業的願望，也不無富貴榮名之想。從陶淵明的大量詩文中我們可以看出陶淵明是有功業、榮利之心的，只此一點，就不同於“五柳先生”的“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五柳先生傳》中對“五柳先生”的讚語“不慕榮利”、“忘懷得失”等與陶淵明的實際生活與思想狀況是不盡相符的，他心中時時有著對“白首無成”的憂思。在古代文人士子心中，功名富貴與出仕是密切相關的，受儒家思想的影響，陶淵明也始終徘徊在出仕與入仕之間，但這種矛盾心理也恰恰反映出他對功名利祿的不捨。《榮木》序中的“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飲酒》十六中的“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讀山海經》其十的“刑天舞干鏚，猛志固常在”等詩均表現出陶淵明內心對功業的執著。這與“五柳先生”的不慕榮利還是有些差距的。
陶淵明的採菊悠然是不得已的悠然，並沒有做到真正的忘懷得失。人們常把《歸園田居》和《歸去來兮辭》這些帶有陶淵明剛從官場迴歸田園時表現出的擺脫羈絆的欣喜視為陶淵明的典型心理狀態。並對陶淵明《飲酒》(其五)一詩中“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情景嚮往不已。然而，陶淵明的一組《飲酒》詩大多卻是憂愁所致，《飲酒》的序中明確指出“餘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尺，忽焉復醉，輒題數句自娛。”所以陶淵明並非是“五柳先生”的“忘懷得失”，而是在東晉黑暗的社會現實中，不得已而作出的選擇，他幾度出仕之後，深深認識到自己的個性與官場格格不入，也看到了官場的虛偽與黑暗。為了不改變自己的追求，他不得已選擇了迴歸田園，放棄功名利祿，將自己的心智寄託于田園，“採菊忘憂”是他無奈之下的選擇。因此他的內心深處才會有矛盾和痛苦。
“好讀書”、“性嗜酒”、“常著文章”三點非陶淵明獨有。人們在認為陶淵明就是“五柳先生”時，常會提出他們相同的這三點，但讀書、喝酒、著文章的確不僅是此二人所獨有的特點。魏晉時人雅好慷慨，其詩有魏晉風度，其文有魏晉風骨，在那樣一個大動盪的時代，張揚個性與追求“自然”成為魏晉士人彰顯自我人生價值的精神旨向。飲酒、服藥、清談和縱情山水是魏晉時期名士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縱酒佯狂，裸身屋內的劉伶和為躲避司馬氏婚嫁，連醉兩月的阮籍也都“性嗜酒”，而作為“竹林七賢”的兩人也都“常著文章”，常著文章自然熟讀詩書，因而也符合“好讀書”。甚至連唐代的李白、杜甫也符合這三點，所以這三點絕不能成為陶淵明是“五柳先生”的必要條件。
總之，《五柳先生傳》確是陶淵明以“自況”之法、寫意筆法著成的自傳，這種自傳並非他本人的真實生活寫照，而是他精神世界的真實映照，是對他精神世界與執著追求的自傳。但“五柳先生”這個流傳千古、高潔傲岸、安貧樂道的隱士形象卻並不是陶淵明本人，而是他以虛實相生的手法，綜合了歷代聖賢、高士的特點而虛構出的理想人物。但這種文學傳記的虛構背後展現出了作者最真實的精神世界。清高灑脫、怡然自得、安貧樂道的“五柳先生”是陶淵明的人生楷模，是他集中了其先輩以及歷史上先賢的種種特點所創作出的一個楷模式的理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