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武則天時代的禮儀與文學關係
淺析武則天時代的禮儀與文學關係
摘要：武則天登基前後，禮儀與文學的相關性表現突出：一方面，武氏以禮儀改制作為其政治革命的先聲；另一方面，由禮儀改制和政治革命所帶來的文人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的巨大改變，也如實地反映在不少文學作品中，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時之文體和文風。
關鍵詞：武則天時代 禮儀 文學 關係論析
作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則天在位期間上承“貞觀之治”之遺風，下啟“開元盛世”之偉業，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多有創穫，其影響幾乎遍及各個角落，也包括禮儀和文學這兩個看似不相關的領域。
一、禮儀改制
自高宗繼位以來，東都洛陽的政治地位便與武周革命有了極大的關係。從禮儀的角度來考慮，長安是李唐統治者宗廟、陵寢所在地，具有正統地位和禮儀氛圍。與之相比，洛陽沒有厚重的李唐歷史和沉重的禮儀阻力，最合適改朝換代、以周代唐。
武周革命時期，傳統禮制所極力宣揚的男尊女卑、君君臣臣思想是武則天執政的極大障礙；但她卻能巧妙地克服障礙並進而將禮儀制度和儒術用於武周政權的治理和鞏固之中，其政治手段之高明實在令人讚歎。
1、改喪服以崇己
喪服制度是有關居喪者的服飾、居喪時間長短以及喪期生活起居的一系列規定，是喪禮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古代宗法制度相為表裡，構成了一個尊卑等級分明的人倫關係網。上元元年，武則天從母子慈愛之情出發，提出“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並獲得詔準；她本人臨朝時編入《垂拱格》，成為人人必尊的法令；後來又被納入《開元禮》。武則天的建議是母子感情的自然流露，符合儒家“親親”的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婦女的地位；但卻因違背“尊尊”原則、破壞“家無二尊”的尊卑次序而遭到後來禮學家們的嚴厲指摘。
2、邙山祀先蠶
皇后先蠶儀式和皇帝藉田配套，是農業社會國家勸農課桑的儀式。按禮制規定，先蠶儀式由皇后率領內外命婦舉行。可上元二年的先蠶儀式卻由“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此時的武則天已經大權在握，只是缺少名義上的正式被承認。所以，此次祀蠶，百官集朝集使都出席陪位，武則天儼然像皇帝一般檢閱百官，將禮儀活動辦得隆重而充滿政治意味。韓昇先生將上元二年祀先蠶放在對上元元年新的“XX”、“天后”的稱號、新的百官官服、新的禮儀制度、新的政治改革方案等背景的分析中，更可見出其不同凡響的政治意義。
3、拜洛受圖、鼓吹天意
垂拱四年，武承嗣讓人在一塊石頭上雕鑿出“聖母臨人，永昌帝業”八個字，由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給朝廷，自稱此石獲於洛水。武則天命此石為“寶圖”；七月，更“寶圖”為“天授聖圖”，改“洛水”為“永昌洛水”，封其神為“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並正式拜洛受圖，史稱此次祭祀“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洛水瑞石為武周政權的建立找到了天命的依據，為武氏稱帝做好了輿論準備。20世紀70年代，該瑞石在洛陽唐宮遺址出土，狀如古印度“摩竭魚”造像，說明武則天曾獨運機杼地借重西域佛教政治傳統的影響來構建武周王朝。
4、不問諸儒修建明堂
明堂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會祭祀、慶賞選士、接見諸侯、釋出政令、講學行禮等大典，均於其中舉行。因此，它是王權和神權的雙重象徵。唐太宗、高宗兩朝，“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明堂一直沒有修建起來。武則天執政後，“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以自我作古的精神大膽創新，毀東都乾元殿，就其地創明堂，“飾以珠玉，塗以丹青，鐵鷟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號永珍神宮。明堂建好之後，武則天立即親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永昌，大酺七日；以後各項重大政治活動都在明堂舉行。
5、立武氏七廟
祖先祭祀是國家禮儀的大典，有著深刻的政治含義。在中國古代王朝禮制中，立七廟是帝王供奉祖先的特殊權利，不容僭越。光宅元年，武則天剛剛臨朝稱制，武承嗣便奏請“立武氏七廟”，遭到裴炎等人反對。垂拱四年，武則天再次以神聖祭祀的禮制改革來暗示其政治野心，在神都立崇先廟享武氏祖考。到了天授元年，武則天正式登上帝位，即在洛陽立武氏七廟，奉周文王為始祖，平王少子武為睿祖，其餘五廟分祀武則天五代以內祖先。次年，改置社稷於神都，納武氏廟立於太廟，而把長安太廟改為享德廟、祭祀三代帝王。這樣的禮儀設定折射出新舊政權之間的微妙關係，反映出周唐之間既在政治上相互對立，又在倫理、親緣上相互聯絡的矛盾。此外，在祭祀中並祀唐三代帝王，表明周唐一體，也可安撫李唐王室、舊臣，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
6、立天樞鑄九鼎
天樞，即“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其建作主要是為了立頌紀功。九鼎向來被作為皇權的象徵。武則天改唐為周後就決定鑄九鼎，以顯示武周政權的強大。神功元年，九鼎鑄成，“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兗州名日觀，青州名少陽，徐州名東原，揚州名江都，荊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為武周政權增色不少。
綜上所述，從改喪服到祀先蠶、從拜洛受圖到修建明堂、從改官名易都邑到立天樞鑄九鼎，武則天策劃了一系列禮儀活動，配合其稱帝步驟，造成天下維新的景象，以驅除李唐在人們心中的影響，樹立大周的新形象。
二、文學新變
武則天參與朝政前後，極重視文治。她曾組織文人學士修成多達100卷的《高宗實錄》，產生了劉知幾、徐堅、吳兢等一大批史學家和大批以詩文著稱的文人。周祖撰先生嘗言：“有唐一代，洛陽地區文學之盛，其唯武后之世歟！”並著重指出武后時期洛陽地區之文學創作影響於盛唐文學者，不獨陳子昂一人而已；珠英學士輩之影響盛唐文學，約而言之有佔詩壇統治地位、格律體之完成及人事關係等三方面。武后於文章詞采之事尤為重視，故新的禮儀中心和政治中心洛陽，人才薈萃。文學活動亦隨之而活躍。
1、文人積極參與禮儀活動的記錄出現在各類文學作品中
武則天為正式稱帝而策劃的拜洛受圖、修建明堂、改製為周、立天樞、封嵩山等禮儀活動中，隨處可見文人活躍的影子。
如李嶠，《全唐文》收有他的《為百僚賀瑞石表》及多篇賀祥瑞文章。武則天拜洛受圖，李嶠有《奉和拜洛應制》；天授元年，武則天即帝位，作《上禮撫事述懷》詩，李嶠和陳子昂都有應制之作《皇帝上禮撫事述懷》；在牽涉敏感的立祖廟問題上，李嶠有言詞懇切的《代百寮請立周七廟表》；武則天嵩山封禪，李嶠有《大周降禪表》以記盛況；天冊萬歲元年，武則天造天樞成，朝士獻詩者甚眾，李嶠詩《奉和天樞成宴夷夏群僚應制》記“帝澤傾堯酒，宸歌掩舜弦。欣逢下生日，還睹上皇年”的盛會而冠絕當時。崔融所撰《啟母廟碑》令武后嘆美不已。《全唐文》卷二一七收有多篇涉及禮儀活動的文章；《則天大聖皇后哀冊文》在命意和措辭方面，都有一定的難度，但崔融卻用思精苦，以華婉典麗的文風將其寫得尤為得體。此外，王勃有《乾元殿頌》、《拜南郊頌》、《九成宮頌》等大賦；盧照鄰有《中和樂》九章，其中如歌登封、歌明堂、歌南郊等皆是對重大禮儀活動的記錄。武則天封中嶽，員半千有《封禪四壇碑》十二首以進明堂修成，劉允濟有《明堂賦》、《永珍明堂賦》；拜洛受圖，蘇味道有《奉和受圖溫洛應制》、陳子昂有《為程處弼應拜洛表》；嵩山封禪，薛元超獻《封禪書》，宋之問有《扈從登封途中作》、《扈從登封告成頌》、《扈從登封告成頌應制》；蕭楚材、薛克構有《奉和展禮岱宗塗經濮濟》：九鼎鑄成，武后自作《蔡州鼎銘》，令著作郎賈膺福等分題之，薛謙光獻《東都九鼎銘》、吳少微有《為幷州長史張仁進九鼎銘表》；陳子昂本於其家學中獨特的歷史觀——“四百年賢聖遇合”說，也曾上表獻頌，勸武后樹明堂、立太學，有詩文《慶雲章》、《大周受命頌》、《為赤縣父老勸封禪表》等……。
以上所述，構成了武后時期文學狀況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大多數描繪禮儀形式或過程的`詩文一般都是歌功頌德，沒有多大文學性和藝術性；但其以詩文的形式生動記載了當時的禮儀盛況，併為我們研究文人創作及其心態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如提供文人創作的多方面情況、展示文人對於其時各種社會活動和變革的心態，等。此方面的情形較複雜，俟另撰專文予以論述），這種文獻價值和歷史意義則是不容忽視的。
2、大量禮儀活動的舉行對其時文體文風的形成產生了一定影響
作為體現著禮樂文化精神的宴飲詩，是對燕禮的文學反映，在《詩經》中早已大量存在。《詩經》中的宴飲詩或寫酒餚豐盛，或寫款待盛情，其意皆不在酒餚和酬酢本身，而在表現謙恭揖讓、從容守禮的道德風範以及賓主之間和諧融洽的關係。宴飲詩發展到唐朝，雖然其遣詞造句、寫作正規化、表達方式已大大有別於前代，但正是透過遊宴和賦詩這樣的行為本身，宴飲詩所內蘊的秩序井然、其樂融融的禮樂追求得到了完整的體現。
整個初唐時期，以帝王為中心的宴集賦詩最為盛行。據賈晉華女士的研究，太宗朝君臣唱和共60次，其中可以考得是宴集賦詩的有40次，存詩142首；中宗景龍年間君臣唱和共56次，其中可以考得是宴集賦詩的有49次，存詩多達324首。由此可見中宗年間宴集賦詩之盛。
對於中宗景龍年間的遊宴情形。史料多有記載。《唐詩紀事》卷九記自景龍二年七月至四年六月兩年間具體的宮廷遊宴賦詩之事，竟多達41起，其繁密程度，超過唐代宮廷詩史上任何時期。中宗朝宮廷遊宴之風繁盛，自然是武后朝宮廷風氣的延續與發展，從中不難想見君臣同歡樂、共愉悅、一派和睦融洽的情形。
帝王出遊，必命群臣應制賦詩。如聖歷二年春，宋之問、沈儉期、東方虯等扈從游龍門，群臣賦詩；聖歷三年，武后幸汝州，與武三思、姚元崇、蘇顳、薛曜等宴於州南流杯亭，與群臣分韻賦詩；久視元年五月，武后與群臣遊於嵩山石淙，賦七言律詩，太子李顯、相王李旦及李嶠、蘇味道、沈儉期、宋之問等均陪遊並有和作。
羅時進曾對比太宗貞觀和中宗景龍年間的詩風，認為與太宗時代相比，七世紀下半葉的新進學士們大都侷限於皇城、宮殿、御苑，高壓政治下養成的內斂心態，使他們謹慎地將自己定位為一個點綴昇平、歌頌聖明、娛樂人主的角色。這大體上是不錯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前後明顯的對比中，武后時期的詩風當為其變化的一個過渡。
武后時期的遊幸已逐漸越出宮苑池亭，進入到範圍更寬廣、視野更開拓、景象更豐富的大自然中，宮廷詩寫作中囿於春花秋月、席草岸柳、魚雁鶯蝶的曲徑視角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開拓。如同題作《奉和展禮岱宗塗經濮濟》，蕭楚材的“林戈咽濟岸，獸鼓震河庭。葉箭凌寒矯，烏弓望曉驚”就跳出了“行欣奉萬歲，竊扦偶千齡”（薛克構）的通病，詩境略為寬廣、用語稍加精警、句法對仗也不復重複。這種細微的差別在石淙唱和中仍可見到，姚崇的“石泉石鏡恆留月，山鳥山花競逐風”、蘇味道的“重崖對聳霞文駁，瀑水交飛雨氣寒”、閻朝隱的“千種岡巒千種樹，一重巖壑一重雲”等，雖都有構思淺易、較少提煉的不足，但畢竟看到的景象與宮廷不同了，詩歌也開始走向取景自然，進行多角度描繪。並且，石淙唱和創作的十七首七律已經超過了已往七律的總和，這對律詩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倡導和促進作用，“七律在中宗宮廷中應用見廣，當與武后晚期宮廷首開風氣有關。”當然，這種隨創作環境的移位出現詩歌表現範圍的擴大，是一個突破宮廷詩寫作程式的極其緩慢之過程。與之相對，倒是其時文風的變化更為顯著。
除了在作品中直接描寫反映各種禮儀活動外，武則天封嵩山、蓋明堂、鑄九鼎、建天樞等規模宏大、奢華壯觀、極力講究形式至高之大的禮儀活動對當時文風帶來深刻影響。關於這一點，葛曉音先生指出：其消極方面表現為許敬宗所創造的那種典奧華麗、極盡雕飾，辭藻不厭其富麗、形象不厭其宏大的頌體和王勃的大賦大頌以及後進文人翕然效之而形成的夸誕之體；其積極方面則表現為武則天這種追求宏麗的氣魄，對於盛唐以壯麗雄偉為上的審美觀念的形成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貞觀以來新興的庶族政治力量反對門閥傳統，要求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並用新的文學形式和內容表達他們的思想與感情，使得這時的多數詩作中充滿著蓬勃的朝氣。如“四傑”那涉及多種宮廷詩題材的歌行，均“放開了粗豪而圓潤的噪子”、“生龍活虎般騰踔”。他如喬知之的《贏駿篇》抒寫天馬十年征戰、汗血流離，“持來報主不辭勞，宿昔立功非重利”的報國精神。李嶠的《寶劍篇》以頓挫的節奏和充沛的氣勢，層層描寫寶劍的冶煉過程，表達暢快淋漓，充滿著正規宮廷詠物詩中無法容含的勃勃生氣。《汾陰行》記載祭祀汾河的禮儀活動，詩前半細緻描寫整個祭祀活動的開展過程，涉及到多個場景的轉換，極力鋪敘流衍，在洋洋灑灑中暢達情懷；後半將詩意和感情推向宮廷詩中極為罕見的世事迴環不可測的主題，一唱三嘆、聲情流暢。
以帝王為代表的統治集團的文學素養和獎賞評價取向不僅關乎一時的文化政策和文學發展，而且會對整個社會風尚產生重大而深刻的影響。如受到武后特別嘉嘆的郭震《寶劍篇》，所詠雖為古劍沉埋的傳統故事，但全詩內蘊著一種不甘命運的憤慨。經“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的幾年鍛鍊，古劍燦如蓮花、色若霜雪，是一把難得的好劍，其使命就是結交遊俠子和親近英雄人，結尾以“雖復塵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沖天”寓示人生豪情，極見朝氣與活力，武后將其詔示學士，則明顯可見導引詩風的意向所在。
三、結束語
武則天自從隨高宗到洛陽，長駐達30年之久，其利用洛陽改朝換代，策劃一系列禮儀活動，建立和鞏固新政權。武則天對文學和文人的重視，成為促進初唐後期文學事業迅速發展的強大動力。其執政前後，文人積極參與禮儀活動，文學作品中多有反映，文風也受到一定影響，體現出禮儀與政治、禮儀與文學的高度相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