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發展戰略轉變動因分析論文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科技發展戰略開始發生轉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與科技部隨後制訂的科技發展規劃和高技術產業發展規劃明確提出了實現技術跨越式發展的總體目標，強調要在“促進產業技術升級”和“提高科技持續創新能力”兩個層面進行戰略部署，在進一步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的同時逐步形成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群體優勢和新的比較優勢。2002年12個重大科技專項的啟動，標誌著我們在實踐上開始擺脫多年來以跟蹤模仿為主的科技發展戰略，向以自主創新為特徵的跨越式發展模式轉變。2003年以來，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據適度超前原則，科技部著手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制訂工作，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的轉變進一步國家意志化。對這一轉變過程的基本動因進行分析，有助於我們對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若干爭論有一清醒的判斷。

　　一、國際政治動因：技術威懾成為鬥爭焦點

　　民族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的選擇，既決定於本國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也受國際政治因素的影響與制約。20世紀末以來，現代高科技廣泛運用於戰爭使得技術優勢成為各種威懾力量中最具決定意義的因素。國際關係的強權背後是技術強勢的支撐，科學技術水平是一個國家總體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的體現。今天的高科技已經成為影響國際政治軍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術上的領先是主權國家參與國際政治較量、擴大國際影響力的物質基礎之一，技術威懾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為有效的威懾手段。一個國家只有擁有符合時代特徵和社會生產力發展趨勢的現代科技工業體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實力和影響，獲得國際政治中的戰略主動權。在當代世界上的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對涉及國家安全和國家競爭力問題的那些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央政府必須從整個國家和民族利益出發，透過科技發展戰略的制訂來引導其發展。

　　從科技發展史來看，引進吸收和自主創新是一個民族與國家技術進步的兩種主要途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外部環境的制約，自主創新和“科技追趕”成為我們政策設計的基本特徵。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世界安全觀念的變化，各國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軍事因素不再是國家間關係的唯一主導者，、發達國家將製造業向國外轉移導致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發生了某些變化。“以市場換技術”戰略的實施，使得我們在一段時間內忽視了自身的科技積累和自主創新，將外資導向型經濟發展帶來的技術引進作為中國科技發展的主要途徑。應該說，這種戰略部署是與全球化的歷史趨勢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們必須看到，高新技術和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關，其發展已經不單純是一項經濟範疇的活動。作為國家政治戰略意圖的一種表現形式，西方發達國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術轉讓給中國。由於一些國家將中國崛起視為是對既定國際格局的挑戰，正在試圖對中國的發展進行壓制，因此經常把技術特別是高階技術問題政治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可能把技術合作和引進作為我國科技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我們必須分清科技發展的國家目標和企業目標。在企業執行的微觀層次，可以繼續堅持比較優勢的技術引進，但是在國家戰略層面，必須堅持把技術的趕超和跨越作為重點，大力發展戰略產業。

　　在綜合國力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代世界，維護生存權和發展權不受侵害是一國政府的兩項基本職能，也是民族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國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擔起保障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的歷史重任，“技術瓶頸”是我國經濟社會長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從世界發展大勢和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域性的角度來看，在科技發展上擺脫過去的跟蹤模仿向自主創新轉變，是我們必須確立的戰略思維，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統一應該成為技術選擇的出發點。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的外部環境不可能有過去20多年那樣好，戰略機遇期同時也是安全上的高風險期。我們必須從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綜合安全利益出發，主動進行科技發展戰略的調整，提高國家戰略能力，預防和應對可能出現的危機、衝突或者戰爭。21世紀是戰略技術和戰略產業競爭的世紀，自主創新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最佳選擇。沒有自己的戰略技術和戰略產業，中國要在世界競爭格局中獲得相對優勢地位是不可能的。我們逐漸成型的新科技發展戰略之所以強調要著重研究解決事關國家中長期發展和安全的戰略性和前沿性高技術問題，在一些關係國家經濟命脈和安全的高技術領域，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並在若干重要領域和關鍵產業實現技術發展階段的跨越，就是基於這樣的考慮。二、國內經濟動因：經濟增長模式轉變

　　過去20多年中國的發展是以數量擴張為特徵的“數量型增長”，經濟增長明顯超前於科技進步。在比較優勢戰略指導下，雖然技術引進對中國經濟增長髮揮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國自主科技進步程序緩慢，統計意義上的中國產業競爭力的知高並不等同於中國企業競爭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紀開始後，由於科技和信恩化的飛速發展，我國已經進入到不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就不能促進經濟發展的時期。在全球化所導致的南北貧富差距拉大的情況下，在經濟增長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單純依靠消耗自然資源和發揮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來積累資本、換取技術、發展經濟的做法已經落後於時代。只有提高經濟發展的科技含量，增強中國自主產業的發展潛力，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的轉換，我們才能在世界上立於不敗之地。21世紀前10年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也是我國科技創新能力需要實現歷史性跨越的階段。這一時期自主科技發展狀況如何，直接決定了中國能否在21世紀中期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這是我國科技發展戰略轉型的一個主要原因。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這個目標不僅是經濟數量增長的概念，更是生產力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大幅度提高的綜合體現，是經濟和社會發展質的提升。作為從屬於國家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戰略的科技發展戰略必須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服務。現在，我國科技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為了實現科技發展“三步走”戰略設想，爭取到2020年前後科學技術整體水平達到發達國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標，形成強大的自主創新能力，在高新技術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撐我國核心競爭力的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基礎，必須完成科技發展由跟蹤為主向自主創新為主的戰略轉變。正因為如此，我們根據適度超前的原則，從2003年開始了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制訂工作。經濟全球化和地區經濟一體化使我們可以在更大範圍內、更高的層次上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科技資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場，但是“全面開放、跨越發展”應該是我們在確定科技發展戰略和政策時必須堅持始終的基本思路。

　　中國全方位地參與國際分工體系這一歷史變化加快了中國工業化的程序。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的發展主要表現為一種“外來型工業化”。一方面工業化所需關鍵技術大多來自國外，另一方面東部和中西部經濟聯絡不緊密，沿海地區的技術引進沒有起到拉動內地經濟增長的作用。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我們提出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即從世界經濟、科技、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出發，結合中國的實際，以資訊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資訊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汙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型工業化是以科學技術為先導的高科技含量的經濟，強調科學技術的自主創新和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這一變化意味著，我們的科技發展必須考慮可持續性，努力改變中國經濟發展過於依賴外資和國外技術的局面。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是國內技術發展。新型工業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普適性”：“科技是牽頭的方面”應該落實到我們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點中強調，“制定科學和技術長遠發展規劃”是實現科技發展戰略向自主創新轉變，大幅度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國際競爭力、對經濟社會發展支撐力的重大措施，必須以原始創新為主，引進和創新相結合，實現我國技術和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努力使中國成為技術創新型國家。

　　三、世界經濟動因：貿易保護主義和智慧財產權爭端加劇

　　隨著全球化程序的加速，世界經濟發展已經由資源驅動、資本驅動向創新驅動過渡，同時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由過去單純的縱向流動轉向同時共存。這一變化意味著作為一個國家的科技發展戰略沒有必要嚴格遵照梯度轉移的漸進式模式，而完全可以利用資訊科技進步提供的有利條件實現本國科技的跨越式發展。在今天的國際經濟格局中，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現為產業鏈條或者產品工序所處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發達國家更為注重科技研發，依靠智慧財產權來增加物質財富總量而把製造業等轉向發展中國家，從而形成一種新的依附關係：技術上的依附。這使得落後國家的財富總量儘管與過去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卻無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整體差距。儘管我們不能因為加工製造環節的附加值低而否認參與新型國際分工的、承接發達國家加工製造環節轉移的經濟合理性，但卻不能放棄對技術先進性的更高追求。跨國公司把製造部門轉入發展中國家，其出發點是對利潤獲取的考慮。在這種格局中，東道國的產業發展由跨國公司而不是由本國決定，發展中國家除了提供廉價勞動力，很難涉足核心技術，生產規模的擴張並不能促進產業結構的同步升級和最佳化，很難談得上真正的發展。我們提出全面落實人才、專利和技術標準三大戰略，切實推進重大科技專項工作，就是從這種認識出發的。現在，我國有關政府部門已經提出了2020年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力爭達到4500億美元的目標。但我們不得不面臨這樣一種現實，那就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與過去相比已經有了很大變化。首先，入世後中外智慧財產權糾紛不斷。自2002年6C聯盟向中國DVD生產企業徵收專利費以來，類似事件不斷增多，從而增加了中國企業的成本壓力。這一現象要求國家應該從戰略高度考慮制定相關的宏觀指導政策，引導企業從追求短期效益轉向透過增加創新能力謀求長期效益的軌道上來。其次，國外針對中國的技術壁壘和反傾銷問題更為嚴重。

　　1996年至今，中國已經連續7年成為世界反傾銷頭號目標國，2003年前三季度國外對我國反傾銷保障措施立案共計42起，涉及金額10．7億美元；調查表明，2002年我國71％的出口企業、39％的出口產品受到國外技術壁壘的限制，損失達到170億美元，均高於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前。不掌握專利和技術標準的危害性可見一斑。強勢增長與弱勢競爭力並存這一過程持續的時間越長，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就越弱，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動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影響就越大，中國自主選擇的空間就越小。另外，外資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外國資本在中國獲得巨大利益的同時擠壓了中國企業發展的空間，中國企業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劣。如果國家不適時調整科技發展戰略，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戰略就是一句空話。

　　全球化背景下區域合作加強的同時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事實說明，當今的世界市場並不是完全競爭的世界市場，政府依然在各國經濟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因為技術壁壘和反傾銷的運用都是藉助政府力量，其應對顯然不能僅僅在企業的層面上進行，同樣必須動用國家資源。我們不能以自由貿易和靜態比較利益來指導中國產業的發展，應該透過高新技術的發展創造動態的比較利益。中國的科技發展必須堅持市場機制與政府組織協調相結合的原則，國家要掌握關鍵部門關鍵技術和行業技術標準。事實上，儘管20多年來我國一直堅持的是市場導向的發展戰略，但是政府作用始終是我國經濟增長內在決定性因素。根據國家資訊中心在中國加入WTO一年後對國內24箇中央和地方權威經濟研究單位的經濟學家進行的問卷調查，近七成的專家認為政府行為是經濟增長的主因。強化政府在科技進步中的戰略決策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是世界各國的共同選擇。發揮政府作用，保持戰略技術及產業領域的相對完整性和獨立性，同樣也是我國科技發展的必由之路。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注意利用WTO規則中的“國家安全”例外原則，在公開、透明的原則下合理合法地保護國內產業。不然，依靠企業自身與在技術和資本上都十分強大的跨國公司競爭，中國科技進步的前景不容樂觀。

　　四、科技動因：科技短缺與科技起飛問題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一種“短缺效應”，即經濟增長水平和速度是由最短缺的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決定的。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科技短缺是種普遍的現象，是制約經濟增長和國際競爭力提升的關鍵因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高新技術研發基礎仍然較為薄弱。從目前來看，我國的科技短缺主要表現在缺乏原始性創新能力上，即自主智慧財產權少，由此導致中國在一些關鍵領域內形成強烈的對外技術依賴。為了改變這種狀況，2002年科技部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增強原始性創新能力的意見》，指出原始性創新是科技創新的主要源泉，是科技與經濟獲得重大發展和超越的前提，已成為決定國家間科技乃至經濟競爭成敗的一個重要條件，我們必須利用國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加入WTO的機遇，把增強原始性創新能力作為我國新時期科技發展戰略的重要指導思想。為了加快實施專利戰略，切實提高我國自主智慧財產權的總量，科技部又於2003年2月出臺了《關於加強國家科技計劃智慧財產權管理工作的規定》，以促進國家科技計劃在高起點上創新，實現技術跨越式發展。但是我國現在仍然有一些人認為，在比較優勢基礎上形成的產業分工體系是一種內生地促進產業升級和轉換的機制。國內差距和國際差距的縮小是我國現代化程序的兩大根本任務。儘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意味著我們必須在與世界經濟的聯絡中取得超過其他國家的利益。勞動密集型產業由於技術水平和附加值低，顯然無助於這一目標的實現。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發展模式強化了對發達國家技術轉移的依賴，使我們的科技開發能力呈惰性降低，無助於產業結構的升級。由於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和民族國家政策設計的自利性，中國的科技進步不能完全放在國外技術的“本土化”上，而應該考慮把“國產化”作為追求目標。開放市場和加入WTO並不意味著不能有國家意志和國家發展戰略；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也不是被動地接受國際分工，而應主動地調整戰略，實現產業升級，增強國家的競爭實力。我們不掌握關鍵核心技術的“本土化”，不可能給我們帶來最大的收益。當然，我們要根據世界經濟發展的新特點賦予“國產化”以新的內涵。

　　科技短缺的消失意味著實現技術的跨越式發展。在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技術差距的階段，把技術引進、消化和吸收作為科技發展戰略的主要內容無疑是正確的。但隨著自身科技水平和經濟實力的上升，我們有必要放棄跟蹤和模仿的發展思路，透過自主創新使科技從經濟發展的“外生變數”轉變為“內生變數”。戰略技術和核心技術是引進不來的，而且引進的目的也是為了在更高層次上自主創新，實現跨越。經費投入現在不再是制約我國科技競爭力的瓶頸，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科技資源，使科技產出最大化已成為提升科技競爭力必須考慮的問題。根據國際經驗，當一國的R＆D投入佔GDP的比重達到1％後，其科技投入將會進入一個較快的增長期，即進入科技起飛階段。2000年我國的R＆D投入首次達到GDP的1％，2002年R＆D投入總額1289．4億美元，其佔GDP的比重上升到1．23％，自1995年以來連續7年保持增長，並且企業投入大幅度上升，達到R＆D投入總額的6O％以上。在科技起飛程序已經開始的情況下，如果我們還固守跟蹤模仿的技術發展戰略，將喪失科技趕超和跨越的有利時機。

　　由跟蹤模仿向自主創新的轉變是新世紀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的核心理念。這一轉變的實質在於從國家戰略層面上對市場和政府在科技發展中的作用進行重新界定，以擺脫比較優勢的束縛，實現科學技術的跨越式發展。在經歷了20多年市場化條件下的技術引進後，這一轉變將確保我們在全球化程序中獲得不斷增長的物質利益。科學分析中國科技發展戰略轉變的動因，有助於營造支援技術自主創新的社會心理氛圍，加速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