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過去和現在論文
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過去和現在論文
中國代史的研究狀況，各段很不平衡。長期以來，周、漢、唐、明諸朝歷史最受重視，主要的原因是國家“一統”，有盛世，有英主，有武功，典章制度燦然可觀，文化比較發達。至於分裂時期的歷史，歷來總是被忽視，因為它往往延續於動亂之中，沒有多少可以被稱道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也很混雜。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總是處於被忽視、受冷落的地位。
魏晉南北朝時期，當代史料編纂很盛，但都屬於別史、雜史、載記之類，而且多出私家之手。後來正史編纂告成，大量史料也就散失殆盡。魏晉南北朝歷時不過四百年，所含正史卻有一志八書二史，如果加上隋書，總數達十二種，佔二十四史之半。這一事實，正好說明魏晉南北朝史料紛繁雜亂，亟須作進一步的綜合整理工作。但是在中國的王朝時期作過這種系統的綜合整理工作並取得重大成果的，我認為只有北宋劉恕一人。經劉恕整理的的這四百年的歷史資抖，構成《通鑑》的一部分約一百二十卷。它揉和了幾部正史的主要資料，還增添了一些正史以外的資料，於敘事中首尾相呼，南北對應，極具水平。《宋史·劉恕傳》說：劉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為精詳。”這個評價是恰當的。劉恕以後數百年間，魏晉南北朝史料散佚更甚。唐宋以下頗富史料價值的筆記小說中，也沒有多少魏晉南北朝史料可供鉤嵇。史料整理更無從說起。乾嘉考據風起，出現了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等家考史著作。魏晉南北朝史以其所含正史種類特多，在諸家考史著作中佔有較大比重。此外在正史的補註以及補表、補志中，涉及此段歷史的也較多。乾嘉的務實學風是非常可貴的，這種學風影響下形成的考史、補史著作，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是乾嘉學者的史學思想缺乏新意，沒有導致魏晉南北朝研究的重大發展。
歷代關於魏晉南北織史的研究成果不過如此，比之於漢、唐盛世歷史來，這塊學術園地顯得非常荒蕪，究其原因，我認為主要是古人囿於其時代水平，不具備理解魏晉南北朝歷史的眼光，因而不能從深處思考這段動亂歷史的意義和作用，不懂得魏晉南北朝史為什麼會孕育、生成出來，為什麼又會孕育、生成另一段歷史。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界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歷史研究的成果，啟發了中國史家的思想。一部分中國史家繼承乾嘉務學風，突破了乾嘉的狹隘眼界，重新探討魏晉南北朝史的歷史內涵，出現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其中貢獻最大的，是深受國內外史家景仰的陳寅恪先生。
陳寅恪先生具有愛國的、正直計程車大夫情操和博學深思的中國文化學養。他在學術研究方面雖然保持著傳統史學的風貌，但是他的史學思想和史學方法都具有全新的內涵。他著眼於較長的歷史過程，在較高的層次上探討魏晉南北朝歷史的脈絡所在，提出並解答了許多前人認識所不及的東西。他重視以不同的種族、家族、地域、文化為背景的社會集團的活動，從中發現歷史的聯絡和推移，並以之解釋各種紛繁的歷史現象，他師承乾嘉而又不拘泥於乾嘉，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開闢新途徑，奠定新基礎，起了劃時代的作用。陳寅恪的研究影響了幾代史學工作者，近幾十年來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最有成就的學者，幾乎都是陳寅恪的弟子或私淑弟子，而他們的研究，幾乎都是在陳寅恪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誠然，陳寅恪的功力和成就更多地是在唐史研究方面，但他的唐史體系在內容和方法上都是上承魏晉南北朝史。正是從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發現了重大的線索，才使他的唐史結構得以形成。他分析唐史中的文化影響、制度淵源、地域關係和家族關係、學術思想的政治背景等方面的問題，跟他分析魏晉南北朝史是一脈相承的。我們現在在這裡召開魏晉南北朝史學術討論會時，不能忘記這位碩果累累的先行者，
陳寅恪按照他自己的家世背景、學術素養從事研究，達到了一個真正的高峰，解放後，陳寅恪繼續按照他自己的獨特途徑從事研究，發表了許多精闢的論著。不過陳寅恪畢竟有他自己的侷限性。而陳寅恪受到侷限的方面，解放後的史學界正在予以修正和補充，陳寅恪作過劃時代的貢獻，解放後的史學界也已經並將要繼續取得劃時代的成果，不過這兩個時代的含義不同罷了。
陳寅恪關於種族問題的研究成果，大體在種族來源、人物家世血統之種族背景、上層人物在文化血統的漢化或胡化等力而。解放後的研究，則除此以外還將種族問題上升為民族共同體問題。並進而研究各民族在此期間的社會結構及其發展歷程，各民族的相互關係，民族鬥爭和民族融合，等等。
陳寅恪關於大族的文化特徵和政治作用的研究成果，大體在家族背景、學術習染、婚宦狀況等方面。解放後的研究，則除此以外還將大族看作—個特定的具有相應經濟基礎的社會階層。並且把它放在社會各階級的相互運動這一總的體系中來探討。
陳寅恪關於制度淵源的研究成果，大體在典章制度的演化以及各種制度的關連。解放後的研究，則除此以外，還探索制度的基礎和本質。
陳寅恪不重視社會經濟的作用，較少探索這方面的問題、解放後的研究，則以社會經濟為重大課題，如均田制度、依附關係、部門經濟、地方經濟狀況等等。
陳寅恪的侷限性是不可免的。但是畢竟由於他篳路藍縷的開拓之功，解放後才吸引了那樣多的史學工作者從事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今天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欣欣向榮，再也不像過去那樣處於冷落狀態了。
但是千餘年來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就其積累總量來說畢竟有限。解放後由於各種干擾，特別是由於文革的破壞，魏晉南北朝史家浪費了不少精力，喪失了不少時間。今天看來，譬如墾荒，房前屋後，道畔水邊，凡是方便易墾之處都已有人盡力勤耕，並不斷獲得成果，但有待開發的空白之處還是不少。在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民族史等方面，提出來的新課題並不很多。研究工作往往是圍繞著一些老問題進行，而一時似乎又難於取得重大突破。這裡讓我舉一個例加以說明。
四十多年以前，陳寅恪於《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推論》文中，曾引用《陳書》所載梁末“郡邑巖穴之長，村屯塢壁之豪”乘時而起的資料，認為這是江東“世局之一大變”。陳寅恪識見敏銳而又慎重，他把這一見解列入推論，當含有待證的意思。但是迄今為止，似乎還沒有人對這一問題作出深刻而又確鑿的驗證。“郡邑巖穴之長，村屯塢壁之豪”大量出現在梁末歷史上，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突然的事。它必然反映江左腹地經濟的發展業已達到相當可觀的`水平。只有這樣，在政治上、軍事上足以割據—方的豪霸才能出現，他們乘侯景亂後局面而坐大．浮現到了社會的的表層，成為爾後陳朝的重要統治力量。但是漢南腹地社會經濟在六朝時的發展程序究競如何，達到了怎樣的水平，腹地豪霸作為—個社會階層的政治代表如何逐步興起，凡此等等都是南朝歷史的大事，我們卻還沒有千方百計去發掘資料，加以說明。所以就這一點而言，陳寅恪四十多年前提出的問題，現在還基本上停留在原來的水平上，沒有大的進展。
中國古代歷史上有這樣一種現象：輝煌的文治武功儘管多出於國家統一時期，但是地方經濟的發展卻住往是在分裂時期更為顯著。一般說來，統一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心均在首都，只有首都以及首都所仰賴的經濟供應線（例如漕運線）附近，首都與重鎮之間交通線附近，才有較大的發展機會，此外的廣大地區，發展速度要緩慢很多。《史記》所列舉的重要都會，多半是分裂的戰國時期各國的首都，而到了秦漢統—時期，大發展的只有長安、洛陽，其它都會多數不再發展，有的其至超於衰落。按照這個道理，我們就可以理解長江以南經濟、文化取得大的進展，不是在統一的秦漢時期，而是在分裂的六朝。梁陳之際南方腹地豪霸紛紛出現，正是南方在分裂時期發展較快的一種反映。從這裡看來，我覺相分裂時期的歷史並非沒有積極意義可尋。何況在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民族融合觀象也多在分裂的年代特別顯著。
在這次學術會議上，我聽到南方省區的同志所作該省區在魏晉南北時期經濟發展狀況的研究報告，頗有啟發。這些報告能夠在習見的史料以外發掘本省區的地貌、物產、土壤、氣候等多種資料，進行探索。如果南方各省都作類似的探索，若干年後探索有成，也許我們對六朝時期南方腹地開發程序就能得到較多的瞭解，這不但可以大大開擴我們對南朝歷史研究的視野，而且還可以把陳寅恪所作江東“世局之大變”的推論加以證實。
從這裡我還想到，今後若干年內，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應當在務實的基礎上：多提出一些新問題加以探索，而不要把研究工作侷限在幾個老大難的問題上。外國漢學家的研究成果，也要多多吸收。探索新問題，借鑑外國，可以豐富我們的思想，有助於尋找解決老大難問題的途徑。發展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一需要功力，一需要思想，思和學相鋪相成。陳寅恪取得豐碩的成果，原因也在這兩個方面。為了矯正長期以來史學研究中空泛的弊病，目前應當把紮紮實實放在第一位，把熱熱鬧鬧放在第二位。也許經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後，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能出現較大的突破。也許再有若干年，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隊伍中能出現幾個新時代的陳寅恪，他們既有微觀的功力，又有宏觀的眼光；既熟悉中國傳統的史學，又有精深的馬克思主義修養。這樣，魏晉南北朝史就會成為高水平的學科，不過在這種成就出現以前，我們還是要多研究具體問題，力求多取得具體創穫。具體創穫哪怕細小，其總和將是可觀的。
社會科學的發展似乎有這樣一種規律：在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往往需要一個資料積累和整理過程。歐洲中世紀的經院對學術知識材料的蒐集整理，為資本主義時代學術大發展作了準備。中國乾嘉之際用考據方法整理資料，研究學術，為一個世紀以後人們用思想來探索社會歷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現在，我們的研究工作也同各項物質文明和精種文明的建設一樣，處在拔亂反正之後行將起飛的時刻。為了迎接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研究的高潮，我們應當多做些具體的紮實的準備工作，並且多培養一些適應這種需要的有功力又有眼光的青年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