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財政的理論論文
現代財政的理論論文
一、對現代財政理論框架的認識
在當前的學科歸類中，財政學歸屬應用經濟學。但由於財政活動非常複雜，理論界對財政學的歸屬長期存在爭議。20世紀初，“國外財政學家有的認為財政學根本不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而屬於政治學範圍，有的認為它是政治經濟之間的邊緣學科”。1922年，道爾頓在其《公共財政學原理》中，第一句就是“財政學是介於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1960年，布坎南在《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的前言中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現代西方財政學儘管從根本上看屬於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高培勇認為，人們廣泛認同財政兼具經濟和政治兩種屬性，財政學可以分為財政經濟學和財政管理學。楊志勇將財政學看做介於經濟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等學科之間的一門學科。
（一）財政學基礎理論
財政學基礎理論的核心是財政本質論，有3種理論觀點，即國家分配論、公共需要論與財政主體結構論。
國家分配論和公共需要論反映了財政主體體現統治階級或全體人民兩種極端的財政本質特徵。從歷史與現實來看，財政活動往往傾向於滿足政權掌控者的利益，但也具有滿足公共需要的成分。財政主體結構論是整合國家分配論和公共需要論的結果。財政學基礎理論可進一步分為財政主體論、財政職能論、財政客體論和財政執行論，從4個方面反映財政本質的特徵。財政主體論。可分為國家主體論、公共權力中心論、財政主體結構論3種觀點。主張國家分配論的學者認為，國家是財政主體，財政隨著國家的產生與消亡而產生與消亡。主張公共需要論的學者認為，公眾在自由平等基礎上以契約形式建立公共權力中心，構成財政主體。財政主體結構論認為，不同社會力量互相作用形成對財政活動的合力，政府及對政府產生影響的社會階層共同構成財政主體。財政職能論。
從主觀角度看，財政職能就是實現財政主體的意志，可分為統治階級剝削論、實現公共需要論、不同階層利益綜合論。從客觀角度看，可分為綜合職能論和經濟職能論。綜合職能論認為財政同時具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職能，在關係國家與社會生死存亡的時期，其政治、社會職能更為突出。馬斯格雷夫的經濟職能論認為財政具有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經濟穩定3大職能，對我國影響頗大。財政客體論。可分為剩餘產品論與財富（收入）讓渡論。剩餘產品論認為，財政物件來源於人類全部產品扣除基本生存所需產品外的一部分，剩餘產品提供了財政產生的可能性和財政籌資的最大界限。
財富（收入）讓渡論認為，財政物件來源於收入提供者，是作為政府提供服務的對價存在的。財政執行論。可分為統治階級意志論、公共選擇論和公私合作論。主張國家分配論的學者，把財政執行過程視為統治階級意志的實現過程，與被統治階級似乎沒有多大關係，因而財政研究的目的基本上就是為政府出謀劃策。公共選擇論則認為財政執行是公共選擇的過程，它從交易費用和決策效率的角度對不同的財政決策方式進行比較分析，提出的建議服務於公共管理需要。公私合作論認為，財政執行中可透過公共部門和私有部門的合作，提高公共品的供給效率。
（二）財政經濟學理論（微觀、宏觀）
財政經濟學理論是現代財政理論的核心，分為微觀、宏觀2個部分。微觀財政學可分為財政收入（稅收）理論和財政支出理論。財政收入理論是適應17世紀以來現代國家演化中限制政府收入權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稅收和公債是研究的主要物件。財政支出理論是適應19世紀以來發揮財政支出對經濟社會促進作用的過程中逐步成為研究熱點的。1936年凱恩斯創立宏觀財政學。此後，宏觀財政學理論一直是顯學之一，對各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產生巨大影響。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給學派、新古典綜合派、新自由主義學派等，這些不同的宏觀財政學理論派別在20世紀以來反覆活躍，是世界多國政府幹預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
（三）財政管理學理論
財政管理學理論可分為政府預算理論和分級財政管理理論。政府預算理論分析研究政府橫向財政管理問題，又可分為預算管理技術理論、財政收入管理和財政支出管理理論。近年來我國預算管理領域的多項改革，如複式預算、零基預算、績效預算、國庫集中收付、政府採購等，都是在廣義政府預算管理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分級財政管理理論可分為單一制國家和聯邦制國家的分級財政管理理論。分級財政管理理論從縱向研究財政管理問題，是近年來我國財政研究的熱點之一。在當前的分級財政管理理論中，影響最大的政策主張是以財政分級的扁平化為方向，逐步建立三級財政，實行同一規則下的分稅制。
（四）財政社會學理論財政社會學理論
從全社會及社會變遷的角度來認識財政問題，注重研究財政與整個社會內部各子系統的相互關係，而且透過對稅收和預算制度變革的研究，探求推進現代國家建構和政治文明進步的途徑。從財政收入角度看，歷史上的國家可以分為租金國家、利潤國家和稅收國家，明晰政府與社會的活動邊界，納稅人用稅收交換公共服務反映國家發展的趨勢；從財政管理角度看，國家可分為前預算國家、預算國家和超預算國家，預算由政府管理的工具演化為管理政府的工具。向現代社會轉型既是技術創新的結果，也是市場化的結果，還是財政制度變遷的結果。市場機制帶來的討價還價導致了效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政府官員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及納稅人與政府的討價還價帶來公共產品效用的增加。國家收錢、分錢和花錢的方式變了，政治結構和活動方式也會跟著發生變化。20世紀末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的轉型，使財政社會學理論的闡釋力受到重視。
二、對當前我國財政研究的啟示
20世紀80年代後，適應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財政理論研究在探討現實問題、尋求財政改革指引的過程中，大量引進西方成熟市場經濟體制中盛行的現代財政理論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時進行再創新，對財政活動的經濟學分析成為財政理論研究的主要方向，產生了對財政改革影響巨大的公共財政論，成為財政改革的巨大推動力之一。當前我國的財政理論研究，主要囿於“應用經濟學”範疇，被作為“出謀劃策”的工具使用，財政學研究者天天在“提建議”，對直接稅改革和預算體制改革的推進卻十分乏力（兩者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至關重要），財政收支間聯絡鬆弛，財政約束不力，財政效率不高。在財政管理研究中，著重對財政物件的分析，卻不重視對財政主體行為的分析，見“錢”不見“人”；重視技術性研究和應然的判斷，忽略程式性研究和如何使其然的推導；財政管理研究多是向政府提出完善管理資金工具的建議，而鮮有為公眾提供約束政府的抓手。對財政制度變遷的研究，偏重於現象的演化，缺乏歷史縱深分析；對其他國家的借鑑，就財政與財政比較的多，深入到財政與政治、經濟、社會演化關係研究的少之又少，視野不夠開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程序中，財政研究應積極回應現實需求，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支援和動力。
（一）財政基礎理論研究需要重視財政主體的歷史演化
在財政基礎理論領域，國家分配論帶有“階級國家論”的鮮明時代印記，在解釋階級矛盾尖銳時代的財政特徵時，說服力很強。在為計劃經濟背書的過程中，國家分配論假定社會主義時期財政主體具有“大公無私”和“無限智慧”的特性。事實證明，這些假定並不成立。公共財政論以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背景下財政“滿足公共需求”作為立論假定，而實際上市場經濟是一個發展過程，市場經濟的充分競爭需要嚴苛的條件，在現實中並不容易滿足，公共財政“滿足公共需求”的條件在現實中是不一定具備的.。在財政基礎理論的建構中，對財政主體的歷史演化研究十分重要，也是財政制度轉型研究的重要基石。社會公共需要的形成與變遷也應是財政基礎理論創新的重要著力點。有的專家甚至主張將社會公共需要作為財政學的核心概念，將社會公共需要作為貫穿整個財政理論體系的中樞，而公共產品僅是滿足公共需要的手段，許多研究者在財政理論研究中錯將手段當做目的了。
（二）對財政過程和程式的研究在財政應用研究中日益重要
財政活動不僅是一個“需求—決策”過程，而且是一個執行和效果反饋的過程，“需求—決策—執行—效果反饋”應構成一個週期性迴圈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資源配置中的市場化程度不斷加強，甚至在一些基礎性民生領域也實行產業化，按照市場的邏輯來組織和運轉。市場化有利於提高經濟效率，帶來了經濟增長，但如不加以有效約束，就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和環境代價。社會信仰迷失，貧富分化，汙染加劇，食品安全等，都與過度市場化有關。過度市場化必然誘發各種“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大致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早期的這一段時間，發達工業化國家曾經經歷過雙向運動形成的衝突，在這個過程中調整了國家治理制度，在雙向運動的張力之間進行平衡。我國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21世紀初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可以說是在追求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平衡，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而財政制度改革承擔著重要的使命。其中，預算管理制度是財政制度的綱，而且是現代財政制度的基礎與核心。我國預算制度離公開、透明、規範、完整的要求還有不小差距，鉅額收入的支出仍遊離於人大監督之外。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財政執行的弱點，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伴隨著中國走向現代化，只有當政府的徵稅權和用稅權得到實質性制衡，建立與基本國情相適應的現代財政制度，體現財政的公共性和法治性，才能最佳化公共資源的配置、運營效率。不同社會力量對於財政全過程的參與，參與的程式和規則，關係著財政活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應該成為我國發展新階段財政理論研究的重要領域。運用公共選擇的視角和方法對我國財政決策過程進行研究，可以為我國的預算從“政府管理的工具”向“國家治理的工具”轉型服務；引入財政社會學的視角和方法對我國的財政史進行重新解讀，能夠使財政研究獲得更多可用的本土資源。
（三）財政研究服務物件需要拓展
在計劃經濟時代，財政研究服務的物件是國家，也就是從事計劃分配的決策核心。我國的改革開放是政府主導下漸進改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逐步釋放地方政府和大眾的積極性，財政改革發揮了競爭激勵導向和社會穩定作用，如建立統一的稅收制度引導市場公平競爭、採取補貼手段減輕物價改革的衝擊等。財政作用的發揮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財政研究承載的也主要是為政府出謀劃策的任務，普及稅收知識等只是財政研究的輔助任務。在社會經濟主體多元化的今天，財政活動已經不再主要是“聚國家之財”進而“辦國家之事”，而是“聚眾人之財”進而“辦眾人之事”，財政的公共性需要透過個人的參與來形成和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