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金石學研究的實踐與開拓
魯迅金石學研究的實踐與開拓
引導語：魯迅不僅僅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在專門的金石考證文字方面也有所成就，下面是小編整理的他的金石學研究的實踐和開拓，歡迎大家閱讀!
魯迅1915年開始大規模購買石刻拓片，北京魯迅博物館現存魯迅收藏的歷代金石拓片，5100餘種，6200餘張。在購買拓片的同時也抄錄大量古碑，據《魯迅輯校石刻手稿》統計，魯迅抄錄碑銘260種，造像344種，墓誌192種。魯迅抄錄的石刻材料大都以漢魏六朝為主，他早年大概計劃寫一部漢魏六朝石刻研究的專書，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雲“其實，魯迅的漢魏六朝石刻研究，書未完成，故不付印。”魯迅早年的計劃是很遠大的，他所抄錄的石刻應是其石刻研究的資料長編部分，魯迅為實現這一計劃修訂了《寰宇貞石圖》、整理了《六朝墓名目錄》、《越中金石記目錄》及《直隸現存漢魏六朝石燒錄》等石刻目錄，這樣一來，資料長編、石刻目錄加上釋文考證就形成了一部完備的漢魏六朝石刻研究。
在討論魯迅的石刻貢獻之前還需說明的是，魯迅與傳統文字學之間的關係和金石收藏。前者是自乾嘉以來金石學家必備的修養，清代樸學家多以文字訓詁為治學之基本功，對《說文解字》的研讀就成了必修，到晚清學者多精通小學，“說文家亦關注金石，金石家亦注重文字學新成果，有的二者兼具一身。”魯迅自然受到傳統文字學的影響，這在他的日記及書帳中均有體現。後者則是在具備了文字學基礎上的金石實踐，魯迅廣泛搜求金石拓本及相關著作，在民國金石學界是獨樹一幟的，他的學養及社會地位為其蒐羅金石文獻資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一方面透過範壽銘、顧燮光、章壽康、周肇祥、徐以孫、臺靜農、姚克等人的幫助，極大豐富了魯迅的金石收藏，另一方面魯迅在前人基礎上突破創新，考訂、分辨前人未釋或誤釋之石刻。
一、魯迅與傳統文字學
金石的收藏、古碑的描摹以及相關文字、史實的考訂與傳統文字學是密不可分的，魯迅很早就開始了傳統文字學的學習，從章太炎學《說文》而打下的文字學根基，以及他的博覽雜涉、見解犀利為其整理金石文字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08年4月至9月，章太炎在日本東京《民報》社講授《說文解字》，聽課者有八人，魯迅、周作人在列其中，魯迅手稿中有《說文解字札記》，與錢玄同、朱希祖的筆記共同收錄到《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中，魯迅的這份手稿“字跡工整清秀，內容簡要明晰，每個字頭下面，清晰的說明此字的含義、源流和形體的演變，為以後研究中國字型變遷史打下了最初的基礎。”魯迅在1911年2月6日《致許壽裳》的信中葉談到了此事“去年得朱君逷先書，集《小學答問》刊資，今附上。”《小學答問》即根據章太炎1908年授課筆記所編，魯迅等人集資150元，刻印300冊。魯迅所記《說文解字札記》現存兩套，一套存於國家圖書館，一套存於紹興魯迅紀念館。
章念馳《魯迅與<說文解字札記>》總結了章太炎先生講授《說文解字》對魯迅的影響。總結來說，一是太炎先生講授《說文》，並非單純說經解經，他強調中國語言文字學、典章制度、人物事蹟構成了中國歷史，愛國就要愛自己的文字;二是魯迅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隨處可見其對《說文》的嫻熟，如魯迅《在鐘樓上》一文中說，記得先生在日本給我們將文字學時，曾說《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的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存在廣東，讀若Tiu，故Tiuhei二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我不記得他後來可曾將此說記在《新方言》裡，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而非名詞也。
魯迅在日記中還記載了購買有關文字學著作的資訊。1914年10月25日，買同治十二年陳昌治刻本《說文解字附通檢》。11月15日魯迅至寶華堂購同治十三年姚氏重刻本《說文校議》及光緒四年胡氏刻本《說文段注訂補》各一部。1915年1月30日在琉璃廠購買《說文系傳校錄》。2月15日購《說文句讀》一部。4月11日購《文字蒙求》一冊。1916年7月13日往琉璃廠購《漢隸字原》。1917年5月6日買宋洪适撰《隸釋》、《隸續》並附汪本《隸釋刊誤》共8冊。其他文字類的書還有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字說》，孫詒讓《名原》，容庚《金文編》等，顯然，魯迅購求文字類著作是為研究石刻之用，這些文字學著作或助其查考古文字形，或為其提供古文字義，但魯迅晚年也在信中自謙不懂文字之學，1934年3月27日《致臺靜農》“昨始得《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測[闡]》一本，入夜循覽，砉然發矇，然文字之學，早已一切還給章先生，略無私蓄，所以甚服此書之浩瀚，而竟不能贊一辭。”這究竟是魯迅的自謙，因魯迅最終未能走上傳統語言文字學之路，繼承章太炎先生的小學，故而自謙，但早年魯迅對傳統文字學，尤其是“說文學”還是下過一定功夫的。周作人曾回憶：“魯迅有一個時期也很搞過‘文字學’，特別是《說文解字》，如《域外小說集》中那些文言譯的短篇上，很留下些痕跡，特別在集裡那短短的引言上。”
魯迅早年還有編纂《中國字型變遷史》的計劃，目的是研究各個時期的文字，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我數年前，曾擬編中國字型變遷史及文學史稿各一部，先從長編入手，但即此長編，已是難事。”魯迅蒐集的文字學著作如《隸釋》、《秦漢瓦當文字》、《殷墟文字類編》、《兩週金文辭大系》等都是為著《中國字型變遷史》而準備。魯迅深厚的文字學修養為他的金石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魯迅之金石收藏及研究
魯迅在青少年時期就對金石學產生了興趣，《金石錄》、《金石存》這類著作早已陪伴魯迅左右，周啟明《魯迅的青年時代》曾載“新年出城拜歲，來回總要一整天。船中枯坐無聊，只好看書消遣，那時放在‘帽盒’中帶了去的大抵是《遊記》或《金石存》，後者原刻石印本，很是精緻。”吳玉搢編纂的《金石存》(十五卷)著錄金石文字一百四十八種，考證精當。魯迅藏書中即存有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山陽李氏聞妙香室刻本(四冊)，他在1923年2月12日將此書重新裝訂，並做書帙兩個。
魯迅開始大量購藏墓誌、碑銘、造像始於1915年，直至魯迅暮年仍持續不輟，他在給臺靜農的信中曾提及有編選出版的意願，“南陽楊君(楊廷賓)，已寄拓本六十五幅來，紙墨俱佳，大約此後尚有續寄。將來如有暇豫，當並舊藏選印也。”1912年魯迅在家鄉紹興開始了漫長的抄古碑活動，1917年1月22日的《日記》寫道：“舊曆除夕也，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魯迅任職北京教育部期間(1912-1926)還曾寫下《古物調查表鈔》，對河北、山東、河南的造像及碑銘進行了調查。
《魯迅日記》中隨處可見其對金石拓本的搜求，如1915年3月6日，往琉璃廠買《金石契》附《石鼓文釋存》一部五本。4月19日，以銀一元買殘本《一切經音義》及《金石萃編》一束。7月27日，上午得二弟寄來書籍一包，計《再續寰宇訪碑錄》二冊、《讀碑小箋》一冊、《眼學偶得》一冊，《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一冊，《風雨樓藏石》拓本六枚。除了日記中的記載外，魯迅在給友人的書信中也多次提及收藏購求金石拓本之事。
(一)魯迅的漢畫像研究
在魯迅收藏的文物中，700餘幅漢畫像石拓片是頗有特色的，而《魯迅輯校石刻手稿》僅錄其中一部分。魯迅早年是有漢畫像研究計劃，在1934年寫給姚克及臺靜農的信中屢次提及他的計劃：“對於印圖，尚有二小野心，一是擬印德國版畫集，此事不難，只要有印費即可。二，即印漢至唐畫像，但唯取其可見當時風俗者，如遊獵、鹵簿、宴飲之類，而著手則大不易。五六年前，所收不可謂少，而頗有拓工不佳者，如《武梁祠畫像》、《孝堂山畫像》、《朱鮪石室畫像》等，雖具有，而不中用;後來出土之拓片，則皆無之，上海又是商場，不可得。兄不知能代我補收否?”(1934年6月9日)魯迅編選漢唐畫像的目的，一是蒐集有關民俗的資料，二是為青年編選歷代普及性畫像。
第一方面，魯迅在致函姚克的信中說的很清楚。1934年2月11日《致姚克》“生活狀態，則我以為不如看漢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畫像》，此像《金石萃編》及《金石索》中皆有復刻，較看拓本為便，漢時習俗，實與秦無異，循覽之後，頗能得其彷彿也。”透過漢畫像石來研究古代民俗在二十世紀初期還是比較前沿的課題，這在魯迅之前恐怕是較少有人關注的。如1934年3月24日《致姚克》“漢唐畫像石刻，我歷來收得不少，惜是模糊者多，頗欲擇其有關風俗者，印成一本，但尚無暇，無力為此。先生見過玻璃板印之李毅士教授《長恨歌畫意》沒有?今似已三版，然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實乃廣東飯館為‘梅郎’之流耳。何怪西洋人畫數千年前之中國人，就已有了辮子，而且身穿馬蹄袖袍子乎。紹介古代人物畫之事，可見也不可緩。”魯迅欲擇選與民俗有關的漢唐畫像匯為一編，惜未成書。但魯迅有令一手稿傳世，即《漢畫象考》。
《漢畫象考》稿本一冊，將漢畫像按不同種類分為七篇共十五卷，第一篇闕，二卷;第二篇門，一卷;第三篇石室，三卷;第四篇食堂，一卷;第五篇闕室畫象殘石，四卷;第六篇缺;第七篇摩崖，一卷;第八篇瓦甓，三卷，共十五卷，同時還有50多頁寫有漢畫像內容的手稿。魯迅在手稿中對漢畫像石進行了分類，有自己的體系，即在每一篇前面均有詳實的目錄說明，包括石刻畫像的全稱、年代、出土地點、方位，有無題字等等，目錄後是對畫像的逐個介紹，介紹文字有的是編輯前人所寫，有的是魯迅所寫。手稿雖是未完稿，亦可見魯迅對漢畫像石之貢獻。
第二方面，魯迅想為青年編選一部畫像圖，1934年6月9日《致趙振鐸》“至於為青年著想的普及版，我以為印明本插畫是不夠的……或者不如(一)選取漢石刻中畫像之清晰者，晉唐人物畫(如顧愷之《女史箴圖》之類)，直至明朝之《聖諭像解》(西安有刻本)等，加以說明。(二)再選六朝及唐之土俑，託善畫者用線條描下(但此種描手，中國現時難得，則只好用照相)，而一一加以說明。”魯迅的想法是極好的，但他對拓片及拓工也是極為挑剔的，他在寫給姚克信中標明，“漢畫像模糊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較的清晰，但不易得……漢畫像中有所謂《朱鮪石室畫像》者，我看實是晉石，上繪宴會之狀，非常生動，與一般漢石不同，但極難得，我有一點而不全，先生倘能遇到，萬不可放過也。”(1934年3月6日)“石刻畫像印起來，是要加一點說明的，先生肯給我印成英文更好，但做起來頗不易。青年也未必看，聊儘自己的心而已。《朱鮪石室畫像》我有兩套，湊合起來似乎還不全，倘碑帖店送有數套來，則除先生自己所要之外，其餘的請替我買下，庶幾可以湊成全圖。”(1934年4月22日)魯迅對拓本的要求的極為嚴格的，這在魯迅的未刊手稿中有詳盡記載：一、用中國紙及墨拓;二、用整紙拓金石，有邊者並拓邊;三、凡有刻文之處，無論字畫悉數拓出;四、石有數面者令拓工著明何面。這是魯迅欲蒐集山東地區有關漢畫像石對拓工作出的要求。
(二)魯迅的墓誌、碑銘研究
魯迅早年是有一項漢魏六朝石刻研究的計劃，他所作的大部分石刻目錄及資料長編工作都是為這項計劃服務的。《魯迅輯校石刻手稿》收錄碑銘260種，墓誌192種，魯迅收錄墓誌、碑銘實際不止於此。抄碑活動屬於墓誌、碑銘的資料長編，一般來說，分三個步驟：一是蒐集儘量多的石刻資料，這裡包括石刻拓本及金石著作，同種石刻的不同拓本及各類金石著作、地方誌等文獻都是必須的，有必要的實地考察也是不可缺少的。魯迅不但在北京購買拓片，還曾託人從山西、陝西、山東、浙江等地代購。二是抄錄工作，這是一項極其細緻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時間，魯迅抄錄的古碑都完整的著錄了碑文行款、字數，所用字型，碑額、碑陰是否有字等，抄錄過程中就涉及到校勘工作，主要以對校和他校為主，同一拓片的不同版本互為對勘稱為對校，以他書，如《金石萃編》等校勘拓本稱為他校。抄錄之後的下一步就是寫校記。如1916年7月29日，購《賈思伯碑》，以此碑校《金石萃編》，發現該書“多衍”的錯誤。1917年3月4日，買碑帖6枚，以其中《衡方碑》、《谷朗碑》同《金石萃編》相校。1917年4月7日，以《刁遵墓誌》校《金石萃編》，校記：“碑陰二列，上列存十四行，下列存十六行。王俱失錄。”《魯迅日記》多次記錄與《金石萃編》相校並記校記的石刻，這些校記或長或短，大都是記載行款之不同，真正涉及到石刻考證的文字並不多見，據《魯迅全集》僅有八篇，這幾篇文字均是殘石考證的典範。
民國以來如楊樹達、餘嘉錫等前輩均有殘石考證的文章，他們繼承清代乾嘉以來樸學的傳統，如楊樹達《漢西鄉侯兄張君殘碑跋》、餘嘉錫《漢池陽令張君殘碑跋》等均是典範之作。楊樹達精熟《兩漢書》，透過《後漢書·桓帝紀》及《劉瑜傳》考訂西鄉侯為後漢張敬，糾正了吳士鑑、端方等人的錯誤，確定此碑為漢碑。對此碑年月，餘嘉錫以《後漢書·劉瑜傳》附尹勳事蹟，推定立碑之年為延熹初年。楊、餘二人以史書為據，考訂方法主要結合墓主生平及相關史實，乃是傳統的考據方法，魯迅的墓誌考訂則更完善。
魯迅善於透過碑文所揭示的典章制度考證殘碑。如《□肱墓誌考》以“渤海條人”為出發點，考訂墓主乃北齊帝室，並據此推測肱為高氏;《徐法智墓誌考》透過“石窟署”設立的時間及相關品級判定殘字;《鄭季宣殘碑考》根據銘辭的用韻情況考訂其中所缺文字，訂正洪适《隸釋》的失誤;《呂超墓誌銘跋》則是透過“隋郡”二字考察當時的郡縣沿革以斷墓誌時間。總體來說，魯迅的石刻考證引金石類著作不多(周作人較多)，主要透過史實及典制考證殘碑，以墓誌中一二字據此判斷墓主身份及殘碑所缺之字，這是魯迅的一大貢獻(詳見後文)。
三、魯迅與鄉賢金石學者的互動
魯迅自幼就有整理紹興地方文獻的志趣，大概是受了《二酉堂叢書》的啟發。《會稽郡故書雜集·序》：“幼時，嘗見武威張澍所輯書，於涼土文獻，撰集甚眾。篤恭鄉里，尚此之謂。而會稽故籍，零落至今，未聞後賢為之綱紀。”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抄書》中曾提及此事，“不知道在戊戌(1898)前的那一年,買到了一部《二酉堂叢書》,其中全是古逸書的輯本,有古史傳，地方誌，鄉賢遺集，自此抄書更有了方向，後來的《古小說鉤沉》和《會稽郡故書雜集》就由此出發以至成功。”《二酉堂叢書》是清人張澍輯佚唐以前有關甘肅地方文獻的著作，魯迅有感於此，立志整理鄉邦文獻。
金石學領域，魯迅對紹興碑刻是進行過深入而細緻研究的。在紹興眾多碑刻中，魯迅對禹陵窆石、會稽刻石、跳山摩崖刻石及相關鄉賢墓誌都有過研究。魯迅的石刻考證文字流傳下來的不多，只有七八篇，三篇代表性的考證文章都與家鄉石刻有所關聯，《會稽禹廟窆石考》是對會稽山上禹廟窆石亭題刻的考證，《呂超墓誌銘跋》是對出土於紹興西南的蘭亭上的呂超墓誌的考證，《呂超墓出土吳郡鄭蔓鏡考》則是考證呂超墓葬中的古鏡。魯迅對家鄉金石的關注及其深厚的考證功底是與紹興本地學術風氣及相關金石學者密切相關的。
(一)周氏兄弟與紹興學術史
紹興是春秋時期越國的都城，悠久的歷史及豐厚的遺蹟使這座古城熠熠生輝。舜王廟、大禹陵、越王臺、曹娥孝女廟、大善塔、應天塔至今仍是紹興重要的歷史文物。紹興在25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湧現出一大批重要的歷史人物，大禹、勾踐、馬臻、王充、嵇康、王羲之、謝安、謝靈運、賀知章、陸游、黃宗羲、徐渭、李慈銘等等都是紹興的優秀代表。周氏兄弟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家鄉的'歷史與鄉賢的薰陶為其日後成為學術先鋒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周氏兄弟從小生活在紹興，鄉賢的事蹟大都印刻在他們的記憶裡。紹興有大禹陵，在會稽山門外六、七里處，禹陵、禹廟、窆石亭都是重要的名勝古蹟。1913年6月26日，晨同三弟至大路浙東旅館，偕伍仲文乘舟遊蘭亭，又遊禹陵。1918年10月21日，午後往留黎廠敦古誼帖店，買定造像二種八枚，券五分;賣與禹陵窆石拓本一枚，作券二元，添付券三元訖。魯迅在1935年還作有歷史小說《理水》，也是對大禹精神的歌頌，這些都能看出魯迅對大禹及禹陵的重視。
王羲之是晉代著名書法家，在書法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代表作《蘭亭集序》更被認為是天下第一行書。周建人曾在《魯迅故家的敗落》中回憶周氏兄弟遊覽蘭亭的場景：“我們步行進去，觀看王羲之手書的“鵝池”石牌，遊覽右軍祠，墨池，御碑亭，流觴亭和亭前的流觴曲水，遙想著晉朝的文人墨客，在這裡飲酒，吟詩作賦，讓酒杯隨著曲水徐徐流動的閒情逸致。”魯迅在雜文中也多次提到王羲之及《蘭亭集序》，如1919年《隨感錄·四十七》、1929年《<奔流>編校後記》、1933年《小品文的危機》等著作。
紹興歷史上出過很多畫家，明末清初的陳洪綬就是其中之一，《九歌圖》、《西廂記》、《水滸葉子》等都是明清木刻版畫的代表，《魯迅日記》中詳盡記載了購買陳洪綬著作的情況：1912年11月24日購《陳章侯人物畫冊》，1913年12月6日購陳氏遺著《寶綸堂集》，1928年4月8日購《陳章侯繪西廂記圖》等。魯迅在給鄭振鐸的書信中也提到，魯迅在給鄭振鐸的信中說：“老蓮之《水滸圖》，久聞其名，而未一見，日本所翻刻者，系別一明人作。”(1934年3月13日)。陳洪綬對魯迅的影響很大，魯迅曾有一段時間與鄭振鐸書信頻繁，主要討論的就是出版畫譜諸事宜。
李慈銘(1830-1894)在紹興學術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他所撰寫的《越縵堂日記》記載從咸豐到光緒四十餘年朝野見聞、人物事蹟、書畫品鑑，可謂包羅永珍，深受周氏兄弟重視，《魯迅日記》中多次提到此書，1913年12月7日買《越縵堂駢體文》附《散文》，1921年9月30日得許壽裳贈《越縵堂日記》51冊等。魯迅對李慈銘的著作是下過一番功夫的，雖然他批評李慈銘的著作有些做作。
紹興學術對周氏兄弟影響是巨大的，而這種影響也是相互的。一方面，魯迅在書信和日記中數次提及購求鄉邦文獻的情況，1902年3月17日，魯迅給周作人帶去《漢魏叢書》二函十六本,《剡錄》一函兩本。1912年5月5日，夜至山會邑館，訪許銘伯先生，得《越中先賢祠目》一冊。1912年6月6日，夜補繪《齡越三不朽圖》。1913年2月21日，周作人由褚閏生士偉處購《嘉泰會稽志》又《續志》一部共十本。1913年5月25日，得二弟寄來殘本《台州叢書》十八冊。1914年1月16日，寫《輿地紀勝》中《紹興府碑目》四葉。1914年6月25日，周作人就《嘉泰志》抄《會稽記》逸文。1914年10月10日，夜審《會稽典錄》輯本。1915年3月17日，得二弟所寄《跳山摩崖》石刻拓本四枚。1921年9月30日，季市贈《越縵堂日記》一部五十一冊，午後往大學講。
周氏兄弟在學習鄉邦文獻的同時也寫出大量文字，這是紹興學術對其影響的另一個方面。周氏兄弟收藏了大量鄉邦文獻資料，整理鄉賢著作、鉤稽小說史料、抄錄石刻碑銘都是他們對故里文獻的實踐。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金石小品》曾提到：“我在紹興的時候，因為幫同魯迅蒐集金石拓本的關係，也曾收到一點金石實物。”周氏兄弟積極搜求與家鄉有關的歷史文獻，如周作人曾對王羲之祠、唐將軍廟等進行實地考察，作《紹興古蹟調查》(1913)，而《會稽郡故書雜集》(1914)則是周氏兄弟共同完成輯佚工作。魯迅認為輯佚工作主要側重於史部的“傳記類”、“地理類”的考察，周作人“不再拘泥於史學價值或者凝聚地方意識的政治意圖著眼。因此周作人一方面將地方文獻與他所感興趣的風俗研究結合，轉向對風土誌的關注，尤其集中於對風俗名物的考察。在另外一方面，則以‘我的故鄉’為出發點,開始關注並收集清代越中文人著作。”
周作人(1885-1967)寫於1915-1916年間的《讀書雜錄》中的考證性文章，如《禹陵窆石題字》、《妙相寺造象題字》、《跳山建初買山石刻》、《餘姚三老碑》等都是周氏兄弟在整理《會稽郡故書雜集》中所作，與魯迅幾篇考證文章互為印證。《禹陵窆石題字》(1915)與《會稽禹廟窆石考》(1917)都詳盡考證了禹廟窆石的情況，周作人的文章在前，二人都認為此石類似天璽刻石，三國孫皓刻，魯迅在釋讀文字及判定行款方面較周作人有明顯進步。再如魯迅在日記中多次提及跳山石刻，如1915年3月17日，上午得二弟所寄《跳山摩崖》石刻拓本四枚，《妙相寺造像》拓本兩枚。1915年3月28日，下午胡綏之來並贈《龍門山造像題記》二十三枚，去贈以《跳山建初摩崖》拓本一枚。魯迅雖然沒有寫下相關考釋文字，周作人卻撰有《妙相寺造象題字》(1915)及《跳山建初買山石刻》(1915)，考證詳實，引證豐富。周作人與魯迅同時購藏了金石拓本，二人相互切磋，周作人的石刻考證水平也是很高的，主要特色是引用金石類著作及地方誌文獻較多，魯迅或受此影響。
(二)魯迅與紹興金石學者
晚清紹興金石學家對魯迅金石學的影響非常大，較有代表性的有趙之謙、章壽康、範壽銘、顧燮光、周肇祥、張允中等人。《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中引錄較多的紹興學者著作有《越中金石記》、《補寰宇訪碑錄》等，足見魯迅對家鄉文獻的重視。
紹興學術史中對魯迅金石影響最大的一位當屬趙之謙。趙之謙(1829-1884)，字益甫，會稽人，清代著名書法篆刻家。趙之謙在文字學及金石領域有相當之成就，《補寰宇訪碑錄》、《六朝別字記》都是其金石學的代表。《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中亦有大量徵引。魯迅日記中亦記錄購藏趙之謙著作的資訊。1915年4月20日，上午收西泠印社所寄《補寰宇訪碑錄》四冊。《補寰宇訪碑錄》五卷，魯迅藏書中列有光緒十二年(1886)吳縣朱氏槐廬家塾刻本，鈐有“會稽周氏”印。是書以時代為序編排，著明碑刻相關資訊。1934年10月6日，廣平往隱廬為取得豫約之《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一部六函三十六本。1933年10月2日魯迅在和鄭振鐸一起印《北平箋譜》時，提到了趙之謙的小畫，《致鄭振鐸》：編次，看樣本，大略有三大類：仿古，一也;取古人小畫，宜於箋紙者用之，如戴醇土、黃癭飄、趙撝叔，無名氏羅漢，二也;特請人為箋作畫，三也。趙之謙在金石學方面成就非凡，魯迅雖未與其交遊，仰慕之情由來已久。
在金石學領域，與魯迅有直接交往的有陳國惠、徐以孫、範壽銘、顧燮光等人。陳國惠(1875-1943)，字伯祥(又字伯翔)，號天籟，筆名古遺，浙江紹興人，越社、叒社社員，有《紹興鄉土文物志》、《中國曆代郡縣沿革分類考》等著作，陳古遺曾將《呂超墓誌》及吳郡鄭蔓鏡轉贈魯迅，這兩件文物是陳古遺的四弟(陳國賢，字季才)以十五元的代價買回來的。魯迅於1918年6月11日作《呂超墓誌跋》。
徐以孫(1866—1919)，名維則，字目孫，浙江紹興人，金石學家。紹興藏書家“古越藏書樓”主人徐樹蘭之子。喜蒐藏紹興金石碑拓，1918年到北京大學任國史編纂處編纂，有《石墨盦碎錦》等。魯迅日記1918年5月18日，上午徐以孫訪魯迅，6月1日魯迅及周作人回訪。徐氏是越中金石收藏的大家，多次訪碑。
範壽銘(1871-1922)，字鼎卿，號循園，紹興山陰人，著名金石學家，範壽銘是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的叔父，曾任職安陽。顧燮光曾輔佐範氏，“遍歷太行山者八年，訪得自漢迄元止，金石各書未著錄者凡七百種，以訪得漢劉熊碑陰殘字為巨擘，成《河朔古蹟志》八十卷，《影象》一卷，以卷帙繁重，未能付梓，其餘皆由燮光印行雲。”有《安陽金石目》一卷、《元代志錄》一卷、《循園金石文字跋尾》二卷、《循園古冢遺文跋尾》二卷，均由燮光印行。1919年8月31日魯迅收到範壽銘贈《呂超墓誌》連跋一冊，他亦對呂超墓誌進行過考證，對墓主族系的考察與魯迅略有分歧。1919年8月31日，下午許詩荃來，並交《呂超墓誌》連跋一冊，範壽銘先生贈。顧燮光將《呂超墓誌》同範壽銘、魯迅等人的跋文編入《夢碧簃石言》，於1918年7月20日初版，這也是範壽銘、顧燮光與魯迅合作的代表。
顧燮光(1875-1949)，字鼎梅，號崇堪，浙江會稽人。博雅好古，善訪古碑，以“金佳石好樓”為其齋名。有《夢碧簃石言》六卷、《河朔新碑目》三卷、《劉熊碑考》、《兩浙金石別錄》、《袁州石刻記》各一卷、《古志匯目》八卷、《比干廟碑錄》三卷、《伊闕造像目》一卷、《琬琰新錄金石題跋》等。《琬琰新錄金石題跋》(1916)是其代表作，是書錄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墓誌凡二百七十餘種，其中以唐代最多，有二百多種。每目注有體、年代、出土地點及藏所，間有撰者、書者姓名。自稱“均近年新出土，未經他人著錄之品”，所收皆範壽銘及顧本人所藏拓本，並取近人新著如《攈古錄目》、《匋齋藏石記》、《藝風堂金石目》、《校碑隨筆》各書互核，凡已著錄皆不收。魯迅1917年5月16日日記，顧鼎梅送《琬琰新錄》一本，石印《元顯魏墓誌》一枚。
周肇祥、章壽康等人找不到直接材料說明其與魯迅的交遊來往，但可以肯定鄉賢金石學者對魯迅的金石研究是有過幫助的。周肇祥(1880-1954)，字嵩靈，號養庵，別號退翁，浙江紹興人，畫家。善畫山水、花卉，有《東遊日記》、《退翁墨錄》、《山遊訪碑目》等。章壽康(1850-1906)，原名貞，字碩卿，浙江會稽人，“善鑑別書畫，尤喜藏書”，性嗜金石文字如命，平生所藏金石拓本數千種，有《式訓堂叢書》。魯迅藏書中有光緒四年(1878)《式訓堂叢書》兩種。《式訓堂叢書》收錄清人輯校古籍，分三集共41種164卷，魯迅有《式訓堂叢書目錄題記》，魯迅日記1912年書賬有《式訓堂叢書》初、二集三十二冊。
四、魯迅金石學研究的貢獻
青年時代魯迅就開始關注紹興鄉賢的金石類著作，魯迅收藏的金石拓本，考訂金石文字，貢獻有三。一、廣備眾本，以便校勘;二、編制目錄，體例完善;三、考證精當，垂範後世。
首先，魯迅收藏的金石拓本的不止一種，同一墓誌可能收藏多種拓本，互為校勘。如《呂超墓誌》，魯迅先後買過五枚拓片。《呂超墓誌銘跋》曾提及魯迅先從陳古遺處得拓本一枚(1917)，後徐以孫又贈一本(1918)，《魯迅日記》1919年6月5日、1923年6月8日、1924年8月23日先後又買過三枚。再如跳山石刻，《魯迅日記》或稱《跳山摩崖》、《建初摩崖》、《建初買地》、《建初買地記》等，1915年3月17日，得周作人寄《跳山摩崖》石刻拓本4種。4月13日，得周作人寄《建初摩崖》拓本兩份。《永明造像》分別於1915年4月13日、1916年2月8日、1917年2月15日獲得三種拓本。周作人撰有《跳山建初買山石刻》及《建初買山題記》對跳山建初摩崖進行了詳盡的考證。
魯迅對其他的石刻拓本也是廣備眾本，1934年3月6日《致姚克》“漢畫像模糊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較的清晰，但不易得”，魯迅認為初拓不易得，廣備眾本方能助於還原本貌。魯迅還常常拿《金石萃編》等金石著作校勘碑文。廣備眾本大都是對校法，拿相關金石類著作校勘則是他校法。《金石萃編》、《金石續編》、《金石萃編校字記》、《續古文苑》、《寰宇訪碑錄》、《補寰宇訪碑錄》、《匋齋藏石記》、《常山貞石志》、《東州草堂金石跋》、《退庵金石跋》、《山右金石錄》、《兩浙金石志》、《越中金石記》等有影響的金石著作都是校勘的來源。
《魯迅日記》1916年1月22日買《太公呂望表》，以魏、晉兩拓本對校，又以《金石萃編》、《續苑》、《孫氏訪碑錄》校勘。1月30日買《三公山碑》、《校官碑》，同《金石萃編》校勘，除《金石萃編》外，還曾對照翁方綱、羅振玉、何紹基、孫星衍等多種本子校勘。3月5日以《金石萃編》校勘《洺州澧水石橋碑》。3月11日以《龍藏寺碑》和《武德於府君義橋石象碑》校勘《金石萃編》，並寫有校文。3月19日用《金石萃編》與《嵩陽寺碑》和《安喜公李使君碑》相校等等。如北魏《李超墓誌》，魯迅據《金石萃編》以校勘，校記為“案志雲正光五年八月卒，越六年正月葬者為正光六年。《萃編》以為綿歷六年，目錄注云永安二年，非是。”隋《張景略銘》，1916年7月28日購，與《金石萃編》校，對墓誌行款進行了訂正，“陰額三行，行三字。篆書。陽刻。碑陰道立等題名三十四行，十二列。道立至比丘尼明義隸書。鄉正張士□至末正書。右側題名十行十三列，正書。題名十行七列正書。”再如《鄭固碑》，魯迅以宋拓對勘，對“帝□嘉之”釋文作“諸本並作‘帝用’，審宋拓不似。”
其次，魯迅輯錄、編制了眾多石刻目錄。魯迅抄錄的石刻目錄達十餘種，主要有：《淮陰金石僅存錄》、《百磚考》、《陶齋藏秦漢瓦當文字目錄》、《漢石存目》、《直隸現存漢魏六朝石燒錄》、《越中金石記目錄》、《越中金石刻目錄》等，魯迅還撰有《漢畫像目錄》、《六朝造像目錄》、《六朝墓名目錄》、《唐造像目錄》等。《直隸現存漢魏六朝石燒錄》是從《畿輔通志》中輯錄出來有關河北30餘縣的造像、碑銘、墓誌目錄;《百磚考》(手稿)清呂佺孫撰，於道光十四年(1834)編成，1915年7月19日抄畢，將每磚的尺寸大小、圖形文字、造像年代一一寫明。《漢石存目》(手稿)，是書上下兩卷，清王懿榮撰。上卷存字，下卷存畫。光緒十五年(1889)有山東諸城尹彭壽斠經堂刻本，後附尹纂《魏晉石存目》一卷。
《唐造像目錄》(手稿)，始於武德，終於天覆，計63個年號，編纂體例以年代和日期先後為序，列造像地點及收藏人等資訊。《漢畫像目錄》(手稿)，魯迅蒐集、抄錄的漢畫像資料和有關目錄，未經整理，包括濟寧雜畫像目錄、嘉祥雜畫像目錄以及從端方《匋齋藏石記》、張德容《金石聚》、洪頤煊《平津讀碑記》、陳介祺《簠齋金石文考釋》、俞樾《春在堂隨筆》、《郯城縣誌》等書中摘抄的有關漢畫像的文字。
《六朝墓誌目錄》(未定稿)，按宋、梁、北魏、東魏、北齊、北周、隋、鄭幾個朝代編排。每枚墓誌名稱之下列出年號、日期、所存地點。凡作者自己收藏有拓片者，均注於後，包括購買時間和所用錢款。稿紙天頭處有不少增補的目錄。《六朝墓名目錄》，是書在《六朝墓誌目錄》基礎上增補修定而成。按晉、宋、齊、梁、後魏、東魏、北齊、北周、隋、鄭幾個朝代編排，後附偽刻目錄。墓名之下寫有年號、日期、所存地點等，有側、有蓋者亦註明。偶有增補條目。
《六朝造像目錄》(手稿)，編寫時參考趙明誠、孫星衍、洪頤煊、繆荃孫、錢大昕、羅振玉、方若、端方等人的金石專著。所收造像計有晉、宋、齊、梁、陳、北魏、西魏、東魏、北齊、北周、隋等十一個朝代。以朝代、年號為次，於造像名稱下注明年號、日期、地點、收藏者等，間或有扼要的考證。
魯迅編制的石刻目錄體例完善，對石刻的所在地、建造時間、主要內容、現存情況以及作者對石刻的考證都有涉及，著錄全面，與魯迅所抄石刻互為映襯，魯迅所抄石刻亦詳細註明碑行款、字數，所用字型，碑額、碑陰是否有字等，對後人研究此碑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可惜的是這些石刻目錄大都未能出版，如果能夠全部出版，必能嘉惠學林。
最後，魯迅的石刻考證嚴謹、精審，善於以制度推殘碑、以文獻補缺字。碑文考證中最難的莫過於殘碑考證，由於資訊不全，對墓主之身份、事蹟尤難推測。《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中收錄了諸多殘碑，難能可貴的是魯迅對每個殘碑都儘量著錄高、寬、行款、出土地等資料，使後人瞭解石刻的基本形制，魯迅在漫漶不清或前人不識的“□”中，補出自己的推想，或根據行款、或根據文意、或根據典制、或根據通例補字釋文，貢獻頗大。如漢《魯王墓石人題字》魯迅根據文意及通例補充“府門之卒”及“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長”都是極精準的。再如《李孟初神祠碑》魯迅更是補出數十字，對一些重要時間的關鍵資訊，也一一補出，魯迅結合立碑時間及墓主官職補出“永興二年六月己亥朔十日□宛令”。其他如《刁遵墓誌》、《孔謙碣》、《韓敕造孔廟禮器碑》等碑魯迅一併補出數十字。
魯迅專門的金石考證文字僅八篇，透過為數不多的考證文字可以總結魯迅金石考證的特點，即“以制度推殘碑、以文獻補缺字”如《□肱墓誌考》一文，楊守敬、端方等人都以“公孫”為其姓氏，魯迅提出不同意見。“□□人”與墓誌“渤海條人”字數不合，又透過《魏書·高湖傳》及墓誌“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領軍”等官職推測世系，否定了其父高歸彥的說法，再引《北齊書·歸彥傳》及《武成帝紀》考訂墓主乃北齊帝室，並據此推測肱為高氏，甚為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