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對王維詩歌創作的影響
禪宗對王維詩歌創作的影響
佛教自漢朝傳入中原以後，對中國古代文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代著名詩人王維在佛教禪定思想的影響下，將詩作寫到了極其精細的程度，在自然適意中展現了個體生命與自然生態的和諧與華彩。
自漢代以來，佛教東漸，經過長期發展，在中國獨立發展出三個本土佛教宗派，即天台宗、華嚴宗與禪宗，其中以禪宗性格最為獨特，對中國古代士大夫和文人思想的影響也最為深遠。禪宗又稱宗門，盛於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後成為漢傳佛教的主流。唐朝的很多文人都與佛教姻緣密切，進而影響到其文學創作，其中尤以王維最為突出，在佛教禪定思想的影響下，他把自然景物寫到了極其精細的程度，富有靜默、空寂的特點，主客體合二為一，在自然適意中展現了個體生命與自然生態的和諧與華彩。筆者在研讀王維詩歌作品的基礎上，分析了佛教尤其是禪宗對王維文學創作的影響。
一、王維與佛教
王維，唐代詩壇上與李白、杜甫齊名的著名詩人，以五言詩成就最高，又因他精通音樂，故其詩作容易合樂，傳播廣泛，聲名頗高。通讀王維的詩篇，不難發現經常含有隱逸傾向，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這種傾向歸於逃避現實和消極厭世，他的這種狀態其實是對死亡、異己力量的隱忍、退讓與調和，是對人生和生活的另一種領悟，充滿了禪機和佛老思想。
王維與佛教的淵源很深，他的全家尤其是他的母親均篤信佛，《請施莊為寺表》中有記載，“臣亡母故博陵縣君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歲，褐衣疏食，持戒安禪，樂住山林，志求寂靜”。受家庭的影響，王維早年即信佛，一生虔誠，常素食素服，，《舊唐書》說他“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開元二十八年，王維與南宗禪大師神會相遇於南陽臨湍驛，這次會見對王維影響極大，使他從此傾心服膺於南宗禪法。歸隱後，他更是常與高僧交遊，談經說道。王維所交遊的僧人很多，見諸於詩文的就有道光禪師、道一禪師、瑗公上人及神會禪師等十餘僧，且幾乎均為禪僧。對於潛心向佛的王維來說，對方外高人的參訪及與意氣相投的道友們的共修，自然而然地成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舊唐書本傳》中記載王維經常“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王維的佛教休養促成了他任運隨緣的人生哲學，他在《六祖慧能禪師碑銘》中寫道：“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眾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苟離身心，孰為休咎?”，在他看來，我和法都是虛幻的，根本就沒有吉凶、善惡的存在。“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舍有，何處依空?”，他認為保持平和、不悲不喜的人生態度才是完美的與佛齊功的人生境界。
也有人將王維的這種隱逸從容的人生思想歸於他坎坷的官場之路，筆者不完全贊同這一觀點。仔細分析便知，王維的仕途並不算艱難，在張九齡被貶之前，他的仕途甚至還算是比較順利的，他25歲便得人舉薦為官，33歲時受張九齡汲引拜官右拾遺，36歲轉為監察御史，39歲又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選事，43歲時任左補闕，遷庫部郎中。王維官場的轉折應從他56歲被囚禁於宣陽裡楊國忠舊宅開始算起，而他的享年是61歲。縱觀王維的一生，筆者認為他的仕途並不是其篤信佛教的根源，更不能將他詩作中的禪意歸為官場失意。例如王維晚年隱居輞川，其與裴迪輞川賦二十景詩，在《文杏館》詩中寫道：“不知棟裡雲，去做人間雨”，更表達了還想為官為民服務的願望。所以，王維經常用他的禪意詩，表達了“入世中的出世”，又表達了“出世中的入世”，這種能入能出，能出能入，出入由心，出入自如的心態非常人所及。
後世將王維尊稱為“詩佛”，一方面是因為他篤志信佛，佛學理論修養深厚，其詩歌中包含了很多佛教意味宗教傾向，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博學多才，詩作水平極高，在唐代詩壇享有崇高盛譽。
二、禪宗對王維詩歌創作的影響
禪宗崇尚直覺觀照的非理性思維方式，嚮往物我兩忘、我心即佛的精神境界，遵從隨緣任運、平淡從容的生活態度，正契合了王維理想中的精神世界，使詩人的世界觀、感情和審美情趣都受到渲染，不能不外化而行諸筆墨，創作出了數量頗多的上乘禪詩禪作，以一種空靈、清淡、恬靜、和諧的藝術境界，把禪文化的精神和身受禪文化薰陶的精神境界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王維的許多詩歌作品中，頗具意境地向我們展現了空靈、清淨的自然界，處處流露出隨緣的禪趣，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藝術形態。以《山居秋暝》為例，“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該詩融詩意、畫意、禪意、樂理於一體，生動地描繪了秋雨初晴後傍晚時分山村的旖旎風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樸風尚，在寄情山水田園的背後，寄託了詩人高潔的情懷和對理想的追求。讀這首田園佳作，我們不僅能欣賞到美麗靜謐的山水田園風光，更能從字字句句中讀到詩人超然物外、高尚灑脫的皈依情趣。王維在這首詩中借清美的山水營造世外桃源的氛圍，抒發自得其樂、怡然自得的`情趣。詩人能寫出這樣美好的詩篇，必定是將整個身心溶於山水田園的懷抱，達到了心性合一的美妙禪境，明代文人王士禎就曾讚歎“字字入禪通其解者，可語上乘”。
《鳥鳴澗》是王維山水詩中的又一代表作品，“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心鳥，時鳴春澗中。”這首詩以動寫靜，雖是有動有聲，然絕非噪鬧，恰是一種空、靜之境，用聲音的描述襯托山裡的幽靜與閒適。明月千古復萬古，山鳥時鳴春澗中，亙古與時下打成一片，高妙的銜接組合，令人深深地感覺到“見心”、“見性”，“吾梵一如”，讓我們感受到詩人心靈的空寂寧靜與精神的離世絕俗。王維將如此玄冥的禪意化入詩作，不露半點痕跡，令人驚歎。
王維與佛教的情緣還體現在有關寺廟的詩作中。例如他在以禪語入詩的代表作《過香積寺》中寫道：“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製毒龍。”在這首詩中描寫了寺院超塵靜謐的境界，雲峰、古木、鐘聲、青松等形象刻畫出蕭瑟暗淡、幽寒闃寂的境界，有力地表現出王維超然灑脫的心情。在《遊感化寺》中他還寫道“翡翠香菸合，琉璃寶地平。龍宮連棟宇，虎穴傍簷楹。谷靜唯松響，山深無鳥聲。瓊峰當戶拆，金澗透林明。……抖擻辭貧裡，歸依宿化城。繞籬生野蕨，空館發山櫻。香飯青菰米，嘉蔬綠筍莖。誓陪清梵末，端坐學無生。”在這首詩中，詩人同樣是以一種空靜的心靈觀體驗自然，展示出空靜的境界。
王維的少數作品可以視作“禪言詩”，直接用禪語表現禪理，但其藝術價值不是很高，很有有人研究。如《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了觀四大因，根性何所有。妄計苟不生，是身孰休咎。色聲何謂客，陰界復誰守。徒言蓮花目，豈惡楊枝肘。……”，這首詩所說的“居士”即在家信佛的人，“四大”是佛教所說的地、水、火、風四種構成色法，“蓮花目”指佛眼。《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中寫道：“一興微塵念，橫有朝露身。如是睹陰界，何方置我人。礙有固為主，趣空寧舍賓。洗心詎懸解，悟道正迷津。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貧。色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這首詩中描述的是佛學的一種境界。類似這樣的讒言詩，都是直接用禪語講道理，整篇詩的表現如同偈語，沒有一定佛學修養的人難以理解。
袁行霈先生曾經這樣評價王維詩中的禪意，“總的看來，這個時期的詩歌意向空靈，境界清幽，呈現出一種閒澹冷寂、悠然自在的情趣。這顯然與禪學的浸潤有關。”王維的禪意既不是因個人遭遇而發，也並非簡單的宗教意趣，其“身心相離”也並非簡單的“心在空門”，從形式上來看，這種禪意世界是以禪理化儒道的心靈本體。王維的佛理詩歌、山水詩歌以及其畫作所體現出的禪意世界，一方面反映了王維的禪宗思想和自然主義的傾向，也是其心靈慰藉的良方。詩人以禪宗的教義和思維武器，打通了出世與入世、理想與現實、懺悔與解脫、責任與超然，甚至痛苦與歡樂之間的矛盾性，在終極關懷和社會關懷、宗教意趣和審美意趣的轉換之中，顯現了獨特的人格和風範。
三、結束語
在佛教的鼎盛時期，禪宗對唐朝的社會影響是方方面面的，除了上文所論述的王維詩歌創作，還涉及到美學、繪畫、建築、飲食、茶道等眾多領域。以禪宗的經典著作《壇經》為例，處處體現出了頓悟成佛，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真妙，勸世人行善止惡，積德為本，已不僅僅是中國平民的佛經，而更是中華之禪學，是全人類的寶貴財富，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