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社會讀後感
經濟與社會讀後感
馬克斯·韋伯是行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哲學家，是當代西方頗有影響的學者。《經濟與社會》一書是在他去世之後，由他的夫人瑪麗婭娜·韋伯整理、出版的。下面是關經濟與社會讀後感於的內容，歡迎閱讀！
從事實來看，人治與法治並不是一者取代另一者的關係，而是在同一時期相互補充，不同時期相互替代，交替出現在同一地區或者同一政權中，例如古希臘時期和羅馬黃金時代，英國資本主義革命等等。而且經過一系列結合當時史實的分析我們還會發現，出現這樣的反覆並不是因為某一團體竊權或突發事件等偶然因素，而是當時當地方方面面因素共同作用的歷史必然。為什麼會出現必然的反覆更迭，是因為無論人治還是法治，都有適合其發揮的特殊環境，也有其力所不逮的困境存在，雙方在不同時期交替顯示出自己的優越性，才會出現此一時彼一時的局面，這是在歷史事實和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兩種層面上都站得住腳步的觀點，充分、形象地解釋了法治與人治各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提示今天在努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拼搏奮鬥的我們應當開拓自身的視野，站在一個邏輯清晰明朗的起點上以一種更加務實的態度更加深入細緻地分析人治與法治，從而獲得更深刻的理解和認識。
前面已經說到，雖然我們一度習慣於某些偏見和宣傳使我們產生的人治即貶義，法治即褒義的思維套路，但我們也能認識到這兩種治國方式本身並無褒貶之分。事實上這兩者的目標與追求是一致的，分歧與爭端主要體現在治理方式的不同上，不同的治理手段有其配套的治理方法，而兩種治理方法所要求的條件和需要的環境有著重大的差異。
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人治有幾項假設和前提是國家社會的統治最終依靠於人，權力由人向自身賦予並執行，因此統治者應該是具有高尚道德和過人智慧的，並且相信人性本善，適合的統治者都是天然具有大公無私的本性的，同時人治只有在有人表現權利的時候才具有效力，因此要求大眾也符合人性本善的假設，自發約束自身行為，統治者的精力主要用於發揮才智推動國家進步，而對社會上問題的出現只作事前示範和事後修補的工作，同時，由於社會自發的積極性，所有具有統治才能的人都應當並且能夠被選拔出來，這樣才能使得合適的權力被合適的人取得，合適的人取得了與其智慧、道德相匹配的權力。這種決策方式的好處是人們自發向善而不是向惡，對有限的約束制度起到修補而不是衝擊的作用，同時在進行緊迫、重大或者需要高度遠見性的決策時受到的掣肘較少，效率較高。
而法治同樣尤其自身假設和前提體系，國家和社會的治理依靠一套制度而不是某一個或某一群人，統治者的權力由法律規定來賦予並且可以被依法授予或剝奪，統治者的能力體現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法律規定，相信人性本惡無法進行有效的自我約束，需要全面的，健全的制度體系來施加外來控制力，同時也認同人天生平等，智力、道德等都不應該直接成為決定人地位和待遇的因素，必須經過程式和規定的甄選。這種決策方式的好處是能夠有效控制統治者能力不足，包藏私心或一時衝動而做出影響惡劣的決策結果，如果統治者的決策過於荒謬，他甚至無法執行自己的決策，同時依靠制度而不是道德來約束民眾也更有利於控制人與人之間的思想道德高度差異和實現公平。
但人治要從最高層落實到最基層，也需要逐漸凝結成一些規章制度來避免自身被扭曲，而法治的最終制定和執行者，依舊是人，這兩者自身的理論體系中就從來沒有缺少過對方。
法治論者力挺法治的理論依據主要分兩種，即唯理主義和懷疑主義。唯理主義的視角主要是相信法律是死的，是固定的，因而也是理性的，不會受到慾望的影響和控制，有著理論上永恆正確和永恆公正的可能性，能夠體現普遍意志，而其定義都已經是永恆正確，那執行這種永恆正確的治國手段本身的正確性也是不容懷疑的。這種觀點對法律和人的思維的差異有著一定深入的認識，但對法律制定和執行的漏洞認識還有所不足，法律是否出於理性、公正、正確的立場和起點而制定，法律的執行者是否能夠做到如同自己所服務的法律一樣不受慾望的影響和控制，這都是法治論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相反的，這些問題的答案能夠由它的對手人治論來解答，也就是說這是一種沒有考慮操作的制度推論。
而另一種懷疑主義法治論者則認識到了人的理性力量永遠有限的問題，他們的視角不是法律的優越性而是人類的劣根性，它提出了兩個人治論難以解答的問題，智者是否隨時存在並被發現，智者是否隨時理智，於是相比之下，他們更加傾向於法治，但是這個推論指出了人治的'操作難題，卻依舊沒有解決法治論自己的操作問題。
而人治確實無法解答，至少現在的研究水平還沒有成功解答法治論者提出的兩大質疑，但它同樣能夠有效地質疑法治論，並且能夠一定程度上修補法治論的弊端，透過選取更加智慧和高尚的立法者，執法者，雖然無法根本解決法治論操作的漏洞，但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法律的公正性，客觀性，科學性和有效性
由此可見，法治和人治實際上是無法獨立存在，也無法消滅對方的，任何一種理論的發展方向都應該是借鑑對方來完善自己，提供自己去規範對方，兩者的結合是一種必然，差異將只是體現在誰的體現程度更高，最終執行手段是人還是法，個人認為，隨著這兩種治國手段的理論不斷髮展完善，有朝一日即使這種差異也會漸漸消弭。
平心靜氣來看待法治論倫和人治論，都能夠感受到其獨有的說服力和吸引力，也能發現其難以避免的漏洞和弊端，瑕不掩瑜，這種弊端的存在不應該被作為否認某一種理論的依據，而是證明了探討問題的傳統思辨方式本身就存在問題。試圖找尋一種永恆的，絕對性的真理，一種可以照辦無誤的治國手段，一種適用於任何時間地點的治理方式本身就是不科學的，這不符合運動的基本規律，也不符合多年革命鬥爭和社會發展的實踐結果，尋找一種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東西這個出發點所推匯出來的理論必然存在致命的漏洞和弊端。無論是研究科學還是治理社會，面對隨時發展變化和內部包含不可消滅的矛盾的具體形式，都需要立足實踐和兼收幷蓄，實際情況才是一切研究的老師和研究成果的質檢員，單純依賴思辨是不可能真正深入這種討論的。“思辨終止的地方才是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
因此，將人治與法治放在同一個歷史發展語境中進行重新思考顯得很有必要。在關於這個問題的思考與解答中，韋伯所作出的政治統治變遷分析有很大的超越性和突破性，使人治法治的千年爭端和發展更上臺階具有了可能。
韋伯的理論將社會生活中合法存在的統治方式進行了三種大致的分類，即法理型、傳統型和魅力型統治。法理型相信法律的絕對權威，統治者的權威要服從在法律的權威之下；傳統型崇拜傳統慣例的智慧，認為慣例具有合法性和統治性；，魅力型則是超人政治，強人政治的理論基礎，個人的超凡能力為其權力和地位提供了合法性。前兩種更接近法治論，其中第一種最為普遍，而魅力型則是人治論的表現。
在韋伯看來，法理型統治是官僚依靠法定程式取得合法性和規範權力行使手段，法定程式依賴於官員制定和執行的統治形式，其最大優點在於穩定性，一切活動有所依據，按部就班，最大限度減輕個人能力的影響而無論這種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這種統治實質是一種運作方式，法律與官僚都是機構運作的動力和元件，這種統治形式適用於和平時期和社會高度發展的時期，遵循是社會的主旋律，而其缺點也在於穩定，缺乏應對突變和銳意革新的能力，在穩定中將逐漸喪失進取心與生命力，從穩定逐漸轉向僵化、腐朽，並且這種社會否定了人們的向善之心，約束人們的行為完全依靠法律的控制力，而法律本身必然是存在漏洞的，改革又舉步維艱，因此其法律體系在民眾不斷的突破嘗試中必然面臨崩潰而需要一場由魅力型人物率領的政治改革和轉型。
而魅力型統治依靠於領導人的個人能力與魅力來維持整個政權的合法性與正常運作，其合法性來自民眾對其信任、崇拜和追隨。這種統治方式能夠方便地提出重大的專案與全新的思想並得到社會的認同、服從與支援，優點是能夠迅速決策，集中力量，並且輕鬆實現改革創新，但其缺點同樣明顯，對統治者過高的素質要求和低素質領導人能夠帶來難以控制的破壞性，並且，統治者的優秀也難以保證執行者的優秀，完美的政策在執行中完全可能變形甚至起到反作用，同時，這種依靠於個人魅力建立的合法權力使得統治者將極力迎合大多數支持者的繼續支援，這種大多數可能是人數上的，也可能是經濟、軍事實力上的，因而這種統治方式一是難以保證統治秩序，難以防範社會混亂和動盪，其二也難以保證公正性。
因而韋伯認為魅力型統治是有問題的，關鍵在於其過於強力和副作用過於巨大，在變革潮流時期是一劑強效的良藥，是立竿見影的激素，但社會進入平穩時期後，其效力就顯得明顯過剩，而副作用也開始破壞社會的健康；其次，魅力型統治對領導人的要求過高決定了這種統治方式的有效生命週期基本等同於領導人的自然生命週期，職位和地位可以繼承，但能力與魅力是無法繼承的，其繼任者的選擇方式將決定社會轉向法理型還是傳統型，選舉帶來前者，而遺傳帶來後者，但魅力型統治將就此中斷，即使其繼任者重新塑造了成功的個人魅力，那也是斷續而不是延續，而一個繼任統治者無法塑造足夠的個人魅力，不但是統治形式的終結，還可能是一個政權，甚至政治勢力、國家、民族的終結。
韋伯的分析基於社會統治形式純粹這樣一種理想型別，但其自身都不認同純粹型別的統治曾經存在，所能見的都是混合型統治，差異在於混合成分的濃度不同。
中國歷史上，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人治與法治的爭論達到了空前高度，並且雙方都取得了充分的實踐機會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作為今人我們回首看來，凡是堅持和試圖踐行兩者非此即彼的純粹性的嘗試，非但沒有成功，而且都是禍國殃民的典型，而取得一定成果的，無論最終成功與否，都是混合型統治的實踐者。因此，本文絕非希望為人治或者法治中的哪一種張目，而是希望秉持一種中庸之道來探討混合型統治的科學性，併為探索混合型統治其成分的比例，為我國法治建設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一丁點星火智慧，躋身續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這個偉業中的一枚負重輪，一條傳送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