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詩歌是哪個朝代

　　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文學史上的建安時期，一般指建安至魏初，即公元196—220年。建安文學以詩歌成就最為顯著，此期許多作品從漢樂府民歌中吸取養料，能反映當時社會的動亂和人民流離失所的痛苦，體現了要求國家安定統一的願望和理想。其情調慷慨悲涼，語言剛健有力，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正如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所言：“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慷慨而多氣也。以下是建安詩歌是哪個朝代介紹，歡迎閱讀。

　　東漢末年的動亂，即使建安文人飽受亂離之苦，也激起他們的政治熱情，建功立業、揚名後世，成為他們共同的追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以天下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對同時代的文人有很大影響。曹丕博通經史百家，又善騎射，好擊劍，頗有“救民塗炭”之志。曹植懷抱“戮力上國，流惠下民” 的壯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陳琳、徐幹、阮瑀、劉楨等人，都有卓犖不凡的氣質。王粲的《從軍詩》自抒壯志雲：“服身事幹戈，豈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陳琳《詩》雲：“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劉楨《贈從弟》其三則曰：“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熱情的普遍高揚，造成了當時詩歌“雅好慷慨”、“志深筆長”、“梗概多氣”(《文心雕龍·時序》)的特點。“慷慨”一詞，為建安詩人所習用，如曹操《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曹丕《於譙作詩》： “慷慨時激揚。”陳琳《詩》：“慷慨詠墳經。”吳質《思慕詩》：“慷慨自俛仰，庶幾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獨不群”；《野田黃雀行》： “秦箏何慷慨”；《贈徐幹詩》：“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情詩》： “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棄婦詩》：“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等。還有“悲風”這個意象，在建安詩歌中也常出現，如曹操《苦寒行》：“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阮瑀《詩》：“臨川多悲風。”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 “悲風淒厲秋氣寒。”曹植《野田黃雀行》：“高樹多悲風”；《雜詩》：“高臺多悲風”，“江介多悲風”，“弦急悲風發”；《贈丁儀王粲》：“悲風鳴我側”等。建安詩歌這種悲涼慷慨的精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嘆，是建安詩歌的另一個主題。當時社會動亂，生靈塗炭，疾疫遊行，人多短壽。如曹丕享年40歲，曹植享年41歲，王粲、徐幹、應瑒、劉楨、陳琳皆死於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楊修、丁儀、丁廙先後被曹操、曹丕所殺。這種情況對文人刺激很大。面對短促而又多艱的人生，建安詩人採取了三種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是單純的'哀嘆，如：“天地無期竟，民生甚侷促” (劉楨《詩》)；“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徐幹《室思詩》)；“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阮瑀《七哀詩》)；“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阮瑀《詩》)。第二種是慨嘆歲月短促、功名未立，卻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贈徐幹》：“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眾星燦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閒。”第三類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這在曹操的《龜雖壽》等詩中得到充分體現。後兩種思想體現了建安詩人積極的人生觀，對後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建安時代是文學開始走向自覺的時代，也是詩人創作個性高揚的時代。傅玄上晉武帝疏說：“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守節。” 建安詩人多高自標置，以文才武略自負，在進行詩歌創作時，便不肯踵武前賢或效法同輩，而是另闢蹊徑，努力展現自己獨特的風貌。如曹操詩古直悲涼，氣韻沉雄；曹丕便娟婉約，有文士氣；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鍾嶸《詩品》)；王粲和劉楨的詩：“仲宣躁競，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在詩體的運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詩獨擅一時；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譽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劉楨、蔡琰則以五言詩名世。在詩歌語言方面，曹操、阮瑀、陳琳諸人較為樸質，曹丕、王粲等人則較秀美；曹植既有風骨，又富文采，成為那個時代最傑出的代表。鮮明的個性色彩，是建安詩歌獨具魅力的標誌。

　　由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建安詩歌帶有濃郁的悲劇色彩。其詩“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慆蕩，辭不離於哀思” (劉勰《文心雕龍·樂府》)，曹操詩“悲涼”(鍾嶸《詩品》)，曹植詩“頗有憂生之嗟”(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平原侯植詩序》)，王粲詩“發愀愴之詞”(鍾嶸《詩品》)，劉楨詩“感慨深至”(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詩人處於時代與個人雙重悲劇的交匯點上，都敢於正視苦難的社會與人生，勉勵自己及他人惜時如金，及早建功立業，贏得不朽的名聲。

　　以上所舉各點，就是“建安風骨”這一美學範疇的內涵。

　　代表作家編輯

　　建安詩歌的主要代表是曹氏父子，即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還有“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七子中成就最高者是王粲。除“三曹”和“七子”外，還有女作家蔡琰（字文姬），她的《悲情詩》和《胡笳十八拍》均為建安詩歌中的上乘之作。

　　1、曹操（155—220）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漢末統治階級中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建安文學的領袖。為平定北方與日後晉朝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而作為文學典型的曹操，則由於融進了《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擁劉貶曹的政治傾向而成為一反面人物：陰險、殘忍、狡詐、狠毒，集剝削階級腐朽品質於一身。

　　毛澤東主張實事求是評價歷史人物，說：“曹操統一北方，創立魏國，抑制豪強，發展生產，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和發展，是有功的。說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製造的冤案，這個案要翻。”（《毛澤東讀史》）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創造大業。

　　建安十五年，以丞相身份下《求賢令》，提出“唯才是舉”；

　　建安十九年，以魏公身份下《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

　　建安二十二年，以魏王身份下《舉賢勿拘品行令》。

　　曹操詩歌現存20餘首，都為樂府舊題，但卻表現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