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失敗的致命傷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致命傷
[導讀]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元豐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
在說了半天王安石與“熙寧變法”之後，讓我們還是把鏡頭更多地對準宋神宗趙。
在歷史的鏡頭下，我們看到這位雖年紀輕輕但卻少年老成的大宋第六代皇帝自登位那天起就顯得很是有些憂心忡忡，心力交瘁。
也難怪，大宋這家百年老店此時已經百弊叢生，甫一即位，便有那麼多棘手的矛盾等著他去解決，有那麼多的迷津等著他去指點，歷史過早地甚或可以說是不負責任地把那麼多的重擔壓到了這位還才剛剛過了20歲的年輕的皇帝身上，這使神宗趙感到了肩上擔負的沉重的責任與壓力。
說來，古往今來，權位這東西對於有些人來說，往往是一種奢侈的享受，縱慾的溫床，而對於那些極具憂患意識和政治責任感的極少數人來說，則常常是一種道義的自律，精神的負擔，甚或可以說是靈魂的煎熬與折磨。
很顯然，我們看神宗趙便是那種極具憂患意識和政治責任感的極少數人。作為一位繼統帝王，按說，在承平年間，只要他樂於守成，安分守己，得過且過，平時只管盡情地去享受人主通常所享有的那些聲色娛樂，富貴榮華，他的太平天子一定會當得快快活活，有滋有味。可是，由於性格使然，血管裡總是流淌著不安分的血液，不甘平庸的他在嗣位新君後卻一心要勵精圖治，攬澄清，變法圖強，到頭來卻又心有餘而力不足，這就使他的皇帝當得一點兒也不輕鬆，一點兒也不快活，而他的人生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增添了許多的痛苦與悲哀。
如果說，王安石是“另類宰相”，那麼，很顯然，神宗趙則是“另類皇帝”，就因為選擇了改革，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這條充滿荊棘的不歸路，其實，君臣兩人的命運都很不幸，甚至，比較起來，從某種意義上說，神宗皇帝更是一個悲劇。
之所以這樣說，乃是因為，儘管由於共同的志向，在熙寧變法中，神宗皇帝與王安石站到了一條船上，在改革的茫茫大海上不僅一起苦苦搜尋正確的航向，而且還一起戰狂風，鬥惡浪，但就雙方所扮演的角色身份來說，王安石扮演的頂多不過是一個大副，究其實不過只是一個高階僱員而已，他所承擔的只不過是有限的責任，萬不得已時，王安石可以發牢騷，可以挑子，可以甩手走人，捲鋪蓋上岸。可是，身為船長，神宗趙卻沒有這麼自由，既然船是他的，那麼，不管什麼時候，他都不能撒手不管，更不能棄船而去，無論是反對派的指責，改革派的抱怨，乃至改革的困惑與風險……所有的一切，他都必須而且也只有一個人獨自承擔。
說來，人的悲劇有時往往多半還是性格的悲劇。仔細分起來，在神宗的悲劇元素中，有些固然是由於時代原因造成的，但更多的應該說是其自身性格因素釀成的。
從史書上看，神宗趙應該說是一個老實人，也許是受遺傳基因的影響，與兩宋的大多數趙氏皇帝一樣，他的性情顯得比較憨厚，性格顯得比較溫和，甚至還頗有些柔弱。顯然，倘若只是一般人，趙的性格與為人不僅無可厚非，而且非常值得稱道，然而，作為一個需要對許多大事殺伐決斷的.帝國元首，年輕的神宗皇帝則顯然還有欠火候。身為皇帝，他似乎根本不懂得帝王之術，缺少政治人物通常所應具有的權謀與手腕，在一些關鍵時刻，既不能表現得“像獅子一樣兇猛”，又不能表現得“像狐狸一樣狡猾”，這使他自“熙寧變法”一開始就顯得有些左支右絀，力不從心。
眾所周知，“熙寧變法”從一開始就是在王安石與司馬光即改革派與反對派的爭吵聲中拉開序幕的。在這場著名的爭論中，兩位同樣學識淵博的少壯派大臣引經據典，唇槍舌劍。王安石認為，改善財政的當務之急是選拔善於理財的人。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應該懂得如何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要善於透過促進經濟發展把天下財富這塊蛋糕做大，在改善百姓生活的同時扭轉國家財政的困境。而司馬光卻指斥王安石所籌劃的變法，乃是用哄騙的方法剝削老百姓，不過是當年桑弘羊之流矇騙漢武帝時所採用過的早已老套過時了的伎倆罷了。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王安石的觀點無疑是對的，非常符合經濟學的觀點，即在經濟建設中，在一定的限度內，國家與人民之間是可以實現利益“雙贏”的，雙方之間的利益並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而應該說是相輔相成互惠互利的同一關係。司馬光的觀點卻正好相反。
想當年，當商與反對改革的甘龍、杜摯當著秦孝公的面公開“亮劍”，展開辯論時，時年只有23歲的秦孝公旗幟鮮明地站到商一方，主張改革，可是，在王安石與司馬光兩位高手過招時，時年21歲的宋神宗的態度卻沒有這麼鮮明，儘管他在內心中偏向王安石，但在公開裁判時，卻儘量息事寧人，兩不得罪，既說王安石說的是對的，又說司馬光講的也不錯，態度顯得很是有些曖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