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齡《出塞》之二何以未列入七絕壓卷之作
王昌齡《出塞》之二何以未列入七絕壓卷之作
王昌齡是盛唐時享有盛譽的一位詩人，王昌齡的邊塞詩充分體現了他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精神。
王昌齡《出塞》之二全詩為：
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
城頭鐵鼓聲猶振，匣裡金刀血未乾。
孫先生認為此詩“以四句之短而能正面著筆，紅馬、玉鞍、沙場、月寒、金刀、鮮血、城頭、鼓聲，不過是八個細節(意象)，寫浴血英雄豪情，卻以無聲微妙之內審，構成統一的意境”，其水平“大大高出”被推崇為壓卷七絕的王昌齡《出塞》之一(“秦時明月漢時關”)，並直言千年來詩話家對此詩從未論及而“不能不給人以咄咄怪事的感覺”。竊以為，王昌齡《出塞》之一側重寫戰場外之宏闊意境，而此詩則側重寫戰場中的具體情景，各具特色。就對戰鬥描寫的生動性而言，此詩確實寫得有聲有色，不失為好詩。但與文中所列壓卷七絕比較起來，尚有其不及之處。
從描寫廣度看，此詩突出描寫血戰即將全面結束的瞬間情景。首句寫將軍坐騎英姿，是近鏡頭。二句將鏡頭轉入沙場中景，再慢慢推向月色彌邈的遠景，重點寫“色”。三句將遠鏡頭移向城頭，變成中鏡頭，重點寫“聲”，結句回到坐騎上來，逐漸放大成特寫鏡頭，最後聚焦於帶血金刀。詩中無一語直接寫將軍，但透過玉鞍戰馬、帶血戰刀的側面描寫和城頭戰鼓、月下沙場的烘托渲染，一個英勇善戰的將軍形象呼之欲出，躍然紙上。縱觀全詩，在藝術視角、層次安排、意象呈現等方面悉見功力。但由於全副筆墨都集中於戰場描寫，筆觸也因此無法縱之逸之而致有宕開不夠之嫌。比較起來，文中所列壓卷七絕的三四句，如“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王昌齡《出塞》之一)，“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之渙《涼州詞》)，“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王翰《涼州詞》)，“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王維《送元二使安西》)，“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徵人盡望鄉”(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等，則在承接一二句而轉換語氣的同時.均將筆觸從眼前景宕開：或從縱的方面轉入歷史的隧道之中，或從橫的方面轉往闊遠的空間之外，擴大了聯想之範圍，引發出無盡之遐思。
從抒情深度看，中華詩詞富於抒情傳統，以緣情言志為本質要素，七絕因篇幅短小無法展開大塊敘寫而尤重抒情，其抒情深度乃成為評詩的重要尺度。孫先生在文中說：壓卷七絕三四句“不但是句法和語氣變了，而且從寫客體之景轉化為感興。也就是抒主觀之J隋”。可見孫先生也把以感興“抒主觀之情”作為壓卷七絕的重要特點之一。試以王之渙《涼州詞》為例：“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一二句寫開闊蒼茫的客體之景，“後兩句由徵人所見轉入所懷，由曲中之柳猶可聞，想到關外之柳不可見，層層深入，極盡戍徵別離之情。”(程千帆《古今詩選》)反觀《出塞》之二，三四句分別實寫城頭鐵鼓和匣裡金刀，均未實現感興的轉化，未以情緒上的“虛接”推進“主觀之情”的深度抒發，難以形成濃烈的情感衝擊力。
從詩歌格律看，此詩一二句都是仄起，聯內失對;二三句一為仄起一為平起，聯間失粘。相對而言，由於詩律以聯內兩句作為一個基本結構單元，因此人們對聯內兩句“平仄相對”的要求遠比聯間兩句“平仄相粘”的要求要嚴格得多。像王維的“渭城朝雨洗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送元二使安西》)，雖二句仄起對三句平起而失粘，卻仍被改編為陽關曲(後人把此類失粘七絕稱為“陽關體”或“折腰體”)。但不管是放寬還是從嚴，“到了後代，失粘的情形非常罕見。至於失對.就更是詩人們所留心避免的了。”(王力《詩詞格律》)詩律成熟於唐代，儘管不一定以合律作為評鑑詩歌質量高低的唯一標準，但此詩在短短的四句中，有兩處不合律，尤其是一二句有“失對之疵”。這會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影響到後來詩話家評鑑之態度。
總而言之.能否成為好詩和能否列入壓卷之作分屬兩個不同的層次。《出塞》之二既然存在上述“三不及”之“短板”，自然也就難以進入七絕壓卷精品之列。
拓展：王昌齡簡介
王昌齡(公元698-756年)字少伯，漢族，山西太原人。盛唐著名邊塞詩人，後人譽為“七絕聖手”。早年貧賤，困於農耕，年近不惑，始中進士。初任秘書省校書郎，又中博學宏辭，授汜水尉，因事貶嶺南。開元末返長安，改授江寧丞。被謗謫龍標尉。安史亂起，為刺史閭丘所殺。其詩以七絕見長，尤以登第之前赴西北邊塞所作邊塞詩最著。他的邊塞詩氣勢雄渾，格調高昂，充滿了積極向上的精神。世稱王龍標，有“詩家天子王江寧”之稱，存詩一百七十餘首，作品有《王昌齡集》。
王昌齡的籍貫，有太原、京兆兩說。《舊唐書》本傳雲王昌齡為京兆(即唐西京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人，大概是因為他在《別李浦之京》詩中說：“故園今在霸陵西”，又有《霸上閒居》之作。唐代許多山西詩人因為洛陽、長安為當時文化中心，多遊洛陽、長安，有的甚至多年住於京城，不能因為居住在京城便說他們為京城人。《河嶽英靈集》為唐人殷璠所編著的唐人詩集，載王昌齡為太原人，《唐才子傳》也認為王昌齡為太原人。
生平
他家境比較貧寒，開元十五年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官汜水尉校書郎)，後貶龍標尉，世稱“王龍標”。開元二十二年(734年)，王昌齡選博學宏詞科，超絕群倫，於是改任汜水縣尉，再遷為江寧丞。
開元二十八年(740 年)王昌齡北歸，遊襄陽，訪著名詩人孟浩然。孟浩然患疽病，快痊癒了，兩人見面後非常高興，孟浩然由於吃了些許海鮮而癰疽復發，竟因此而死，在這時期，王昌齡又結識了大詩人李白，有《巴陵送李十二》詩,還有《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與孟浩然、李白這樣當時第一流的詩人相見，對王昌齡來說，自是一大樂事，可惜與孟浩然一見，竟成永訣，與李白相見，又都在貶途。當時李白正流放夜郎。
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冬，王昌齡離京赴江寧丞任，此時已與名詩人岑參相識，岑參有《送王大昌齡赴江寧》詩，王昌齡也有詩留別。途經洛陽時，又與綦毋潛、李頎等詩人郊遊，也都有詩。
王昌齡作為一代詩傑，流傳下來的資料卻很少。除了上文所說貶嶺南外，還曾遭過貶，具體時間和原因也不太清楚,有人認為在天寶六載秋。《詹才子傳》說他“晚途不謹小節，謗議沸騰，兩竄遐荒”。《河嶽英靈集》說他“再歷遐荒”，《舊唐書》本傳也說他“不護細行，屢見貶斥”，被貶為龍標尉。
更為可悲可嘆的是， 後來連龍標尉這樣一小小的職務也沒能保住，離任而去，迂迴至亳州，竟為刺史閭丘曉所殺。《唐才子傳》載：王昌齡“以刀火之際歸鄉里，為刺史閭丘曉所忌而殺。後張鎬按軍河南，曉衍期，將戮之，辭以親老，乞恕，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乎?’曉大漸沮。”一向同情詩人的張鎬終替王昌齡報了仇。
王昌齡是盛唐詩壇一著名詩人，當時即名重一時，被稱為“詩家天子王昌齡”。因為詩名早著，所以與當時名詩人交遊頗多，交誼很深，除上文談到與李白、孟浩然的交遊外，還同高適、綦毋潛、李頎、岑參、王之渙、王維、儲光羲、常建等都有交誼。他因數次被貶，在荒僻的'嶺南和湘西生活過，也曾來往於經濟較為發達的中原和東南地區，並曾遠赴西北邊地，甚至可能去過碎葉(在今吉爾吉斯斯坦)一帶。因他有豐富的生活經歷和廣泛的交遊，對他的詩歌創作大有好處。王昌齡擅長七言絕句，被後
世稱為七絕聖手。如《出塞》詩：“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慨嘆守將無能，意境開闊，感情深沉，有縱橫古今的氣魄，確實為古代詩歌中的珍品，被譽為唐人七絕的壓卷之作。又如《從軍行》等，也都為膾炙人口的名作。反映宮女們不幸遭遇的《長信秋詞》、《西宮春怨》等，格調哀怨，意境超群，抒寫思婦情懷和少女天真的《閨怨》、《採蓮曲》等，文筆細膩生動，清新優美。送別之作《芙蓉樓送辛漸》同樣為千古名作。沈德潛《唐詩別裁》說：“龍標絕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閻丘曉因忌才而殺害了王昌齡，實在是對我國古代詩歌的一大破壞，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成就
唐代著名邊塞詩人王昌齡,所作之詩氣勢雄渾,格調高昂,尤其是將七絕推向高峰,故人稱“七絕聖手”。其詩歌體裁很大一部分是易於入樂的七言絕句。內容基本上選用樂府舊題來抒寫戰士愛國立功和思念家鄉的心情。他善於捕捉典型的情景，有著高度的概括和豐富的想象力。其詩歌語言圓潤蘊藉，音調婉轉和諧，意境深遠，耐人尋味。他的許多描寫邊塞生活的七絕被推為邊塞名作，《出塞》一詩被推為唐人七絕的壓卷之作。由於王昌齡的詩歌最專於七絕，並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後人稱其為“七絕聖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