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詩歌賞析

徐志摩詩歌賞析

　　徐志詩歌還頗為強烈地表現了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和控訴。在《無題》一詩裡，於“黑夜的恐怖，悚骨的狼嗥”聲中，湧現出一個大無畏的“朝山人”的形象，他不懼一切的威脅，闢荊斬棘向前走去，他要“衝破這黑暗的冥兇，衝破一切的恐怖”，奔向那“想望的高峰”。這是詩人早期心境的鮮明寫照，從那光輝形象中映射出來的，正是青年徐志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和對光明理想的虔誠追求。就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他很寫了些揭露軍閥統治給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的詩篇：《太平景象》痛斥軍閥混亂造成屍體遍野的慘象;《大帥》控訴軍閥軍官的殘酷;《梅雪爭春》對“三.一八”慘案中的犧牲者表示深沉的哀悼;《人變獸》揭示軍閥混亂摧毀農村的慘景。在《廬山石山工歌》裡，他透過石工沉重的歌聲，表達了對人間不平的憤慨。這些作品組成了他詩歌創作中的最強音。

　　徐志還寫有憐憫窮苦人民的詩篇。1922年冬，他從英國回來後，曾住在家鄉“三不朽祠”裡著作，一天晚上他發現寺裡戲臺下有一群氣，於是用好語撫慰，並送去藥品和食物，稱為“乞友”，和他們親切攀談。就在這時他寫了《叫化活該》等詩，表示了他對窮人的同情。徐志實際上是個地道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他一方面同情窮人的不幸遭遇，另一方面也歌頌富人的善心，以為富人的施捨，不是一道人間帶來的溫暖的陽光(《一條色的光痕》);他一方面憤怒地暴露封建軍閥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另一方面卻又柔腸寸斷地為末代皇帝被逐出皇宮而悽哀地悲吟(《殘詩》)。這種具有極大反差的情調，充分地揭露了徐志感情世界的兩面性。

　　徐志的一生是充滿曲折的，生活理想落空了，正式理想也破碎了，他的詩歌也傳達出這種充滿失落感的悲哀心聲。他的吟唱康橋的詩篇就典型地反映了這一感情傾向，從激情贊唱“汝為我精神依戀之鄉”到悽然淚下的

　　“悄悄地走了”，他只能是萬般無賴地揮手向“西天雲彩”告別。伴著他這一消極的思想走向，他的詩情愈到後來愈陷於“枯窘的深處”，以至自感到思想已經“殘破”，只能“在枯禿的筆尖上嫋出一種殘破的殘破的音調”(《殘破》)。理想已經枯死，愛情失去光彩，成活也無有信念，由是他的詩充斥了悲哀的情緒，發出瞭如此的哀嘆：“遲了，你再不能叫死的復活，從灰土裡喚起原來神奇!”(《枉然》)希望能有“一朵蓮花似的雲擁著我”，“擁著到遠極了地方去”。他彷彿聽到“我自己心的活埋的喪鐘”(《我等待你》)。情緒何其消沉，聲調又和氣悲哀啊!

　　徐志的詩作在藝術上有更大的成就。

　　對於新詩的格律他沒有聞一多那樣在理論上有深入探究。他說：“我的筆本是最不受勒的一匹野馬，看到一多的謹嚴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的自己的野性，但我索性的落拓，始終不容我追隨一多他們在詩的理論方面下這麼細密的工夫”(《猛虎集 序》)。但他卻也積極地向西方格律詩學習，在形式上做了廣泛的試驗。他的詩在章法上都比較整齊，講究勻稱，追求和諧，注重均衡，但又絕不到刻板地把詩格熔鑄在一個模式裡，而是以靈巧多變的形式，來表達多種多樣的`感情。有的詩只有五句(如《沙揚娜拉》)，有的卻多達三百九十六句(如《愛的靈感》)，有的一節兩行，有的一節卻有七十四行，在詩的體裁和格調上也常花樣新，有的象古典格律詩，有的象歐美十四行“商體”，有的是散文體，有的是方言詩，有的是自由體，有的又是章韻體。在這方面他也有缺點，即為追求句的勻齊，把完整的詩行拗斷，砌成“豆腐乾”形。應該說，徐志在這方面還是有所警惕的，他說過，“但講外表的結果只是無意義乃至無意思的形式主義”，“這是我們應時刻引以為介的”(《詩刊放假》)。一般說，他在運用格律和體式上還比較注意適應內容的要求。

　　徐志特別強調詩的音節。認為內在音節的詩的生命，“一首詩的字句是身體的外行”，而音節則是“血脈”(《詩刊放假》)。因此他十分注意韻律的和諧，喜用實字、疊韻字、仄聲字來形成律動，使聲調鏗鏘悅耳。值得稱道的是，他並不為音調而音調，而是以它來配合情緒的表達，適應內容的需要，如《滬杭車中》把急促的節奏和畫面的變動結合起來，以體現火車執行的動感，在《雪花的快樂》中以輕快的音節，來傳達雪花迎風飄舞的感覺，表現愉悅的情緒，在《殘詩》中則採用急促而又壓抑的聲奏，在韻腳上揩油用六行一韻，以後則兩行一韻，兩行一換韻，音組方面沒行五、六音步，從視覺到聽覺傳達悱惻感傷之情，在《沙揚娜拉》中則即壓內韻，還應該雙聲疊韻，使音調和情調一樣輕柔而纏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