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柳宗元對程朱理學形成之影響

論柳宗元對程朱理學形成之影響

  柳宗元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轉入中衰的時期。這一時期各種社會矛盾異常尖銳,柳宗元也在複雜的社會矛盾中掙扎,多次遭受政治上的打擊,最後客死遭貶之地。柳宗元作為唐代傑出的思想家,一生儘管仕途失意,卻沒有丟棄儒家知識分子的良知。他本著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致力於“統合儒釋”,為儒學的復興付出了極大努力,並對程朱理學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

  在唐代,佛教進入了一個大發展時期,有唐一代的許多士人知識分子一方面習讀儒經,去應付科舉考試,另一方面也篤信佛教,以為心靈的慰藉。但是,由於佛教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歸因於佛,就難免和儒家的敬天尊王思想發生矛盾,從而影響或阻礙了大一統封建王朝的強有力統治。所以唐建國之初,統治者就感到了統一思想的極端重要性,並對歷史上帝王提倡佛教所帶來的慘痛教訓進行了總結,如唐太宗就說:“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僚皆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談論苦空,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及侯景率兵向闕,尚書郎以下,多不解乘馬,狼狽步走,死者相繼於道路。武帝及簡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此事亦足為鑑戒。”[1] 當時的一些大臣也認識到了佛教的負面作用,要求廢佛,如太史令傅奕就上書要求廢除佛教。在他看來,“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識胡術,恣其假瑜,故不忠不孝,削髮而楫其親,遊手遊食,易服而逃租稅。凡百黎庶,不究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虛覬將來之福,佈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期百日之糧”[2],從多角度揭示了佛學傳播給有唐社會帶來的種種影響。傅奕還指出:“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雲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3] 正是認識到了佛教的危害,所以唐初曾對佛教進行了打擊,如唐高祖李淵就認為僧尼“苟避徵徭,不守戒律”[3],曾下詔書裁汰僧尼道士;太宗即位後,支援太史令傅奕反佛,對反對傅奕的佛教徒法琳等人進行流放懲罰,使佛教遭受了初次打擊。但是,這些措施並沒有從根本上阻礙佛教的繼續發展。

  至於土生土長的道教,其理論與佛教相比顯得非常薄弱,缺乏佛教絢麗多彩的教義和理論,又沒有儒學那樣和政治關係之密切,所以一直髮展不強。但到了唐代,由於李氏當天下,所以高祖、太宗相繼認老子為李姓祖先,不斷人為抬高老子地位。高宗李治在去泰山封禪途中,還專門到亳州拜謁老君廟,並追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到唐玄宗時,還把《老子》作為道教的經典進行註釋,認為《老子》“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理身則少私寡慾,以虛心實腹為務……而皆守之以柔若雌靜”[4],又命兩京和各州修玄元皇帝廟,此後又改“廟”為“宮”,進一步提高了老子的地位。就連唐代的科舉考試,也一度把道家思想作為考試內容,如高宗時就加試了《老子》,考試、選舉的辦法和明經科相同,承認了道教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但兩晉南北朝的社會動盪,以及隋朝的短命,使得唐統治者認識到儒學對於立國的重要性。儘管佛、道在唐初有很大發展,但儒學也受到了高度重視,唐太宗就明確表示:“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5] 儒家敬天法祖,尊王攘夷,對於封建統治是具有很大的用處的,所以儒學是絕對不能放棄的。建國之初,唐統治者就宣佈信奉儒學,用《五經正義》取士,並在各地興建孔子廟。貞觀年間,又令州學、縣學立孔子廟,春秋兩次進行祭祀。唐玄宗時,努力復興儒學,還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對孔子的後裔也加官晉,所以儒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與佛道相比,並沒有佔據太明顯的優勢。

  綜觀唐代前期,由於民族空前大融合,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也勢在必然。唐代統治者以開明的態度、開放的姿態,容許各家各派的發展,對於儒、釋、道三教採取調和的態度,力爭使三者和諧相處,形成和諧的關係。所以,唐前期,三教發展基本做到了共存之態勢。

  二

  由於唐代實行儒、釋、道三教並存,彼此互有消長,因此,儒家學說比起在先秦兩漢時期明顯衰落了。這對於唐代的文儒階層來說是件很悲哀的事情。如何將社會的主流思想歸依到儒家思想的軌道上來,成了唐代士人知識分子努力探索的重要課題。到了中唐,解決這一問題變得十分緊迫。為了復興儒學,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奮起。初唐的傅奕、中唐的韓愈都是反佛興儒的傑出代表人物,他們為排除佛道思想的影響,勇敢地打出了“反佛興儒”的旗幟,同佛道思想進行了堅決鬥爭,為清理佛道思想對社會的消極影響作出了巨大努力。此一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柳宗元也為復興儒學作出了突出貢獻,尤其是他的“統合儒釋”思想,採取了較為靈活的策略,對儒家思想的重新振興貢獻尤大。

  如何在三教並存的局面中,使儒家思想發揚光大,唐代儒家知識分子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同時也付出了極大代價,因此而遭到貶謫的不在少數,韓愈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他為勸諫德宗而上的《論佛骨表》,幾乎斷送了他的性命,多虧眾臣力保,最後被貶潮州。他的《左遷至藍關示孫湘》一詩表達了遭貶時的狀況和心情:“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出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6]

  面對中唐時期儒家學說的困境和佛學的盛,柳宗元沒有像韓愈那樣,對佛教採取直白激烈的對抗方式,而是採取了較為靈活的態度。他總結歷史經驗說:“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遊,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向方。”他認為,唐代思想界也應該繼續發揚這一傳統,實現“統合儒釋,宣滌疑滯”[7],提倡“統合儒釋”以達到復興儒學之目的。所謂“統合儒釋”,就是要對佛家思想進行改造取捨,以使之與儒家思想能夠相互相容和補充,進而結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他主張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積極吸收佛家思想的精華,來為發展光大儒學服務。由於有唐一代,尤其是唐前期,佛教思想得到極大發展,所以柳宗元對佛家有比較深入的接觸和了解,他曾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8] 根據他在零陵研究所得,認為“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9]。在柳宗元看來,就是佛教的戒律也與《論語》的禮義有同等的價值,他說:“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10]

  另外,他還認為佛家也講究孝道,“餘觀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鹹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言旁家拖之右部分)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11]。可見,柳宗元主張把佛教中的符合禮教綱常倫理的內容挖掘出來,使之與儒家道德倫理相結合。這與韓愈徹底否定佛教思想的做法是有明顯區別的。但他對於佛教中有悖於儒學的東西也是堅決拒絕的,如:“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9]

  與《易》合則是指佛學中有許多辯證的因素,與《易》中所蘊涵的辯證法思想相契合。《易》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它透過八卦形式,推論自然和社會的變化,具有豐富的辯證思維特點。而佛學也具有較強的思辨性特點,義理嚴密,思維邏輯性強,所以在思維方式和思維特點上,與《易》的辯證性特點很有相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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