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俗民語境中民眾隨之觀念的本土心理學論文
探究俗民語境中民眾隨之觀念的本土心理學論文
“天性”與“教養”(抑或先天論與經驗論)的關係問題是心理學的永恆主題。在整個西方心理學史中，關於“天性”與“教養”的問題之爭經歷諸多曲折反覆，其實質是“科學追求”與“事實本身”二者孰為研究之正色而此消彼長、漸趨融合的過程。期間，由於“科學目標”之設定，學院心理學以科學主義的主客二分為研究立場，但卻缺乏對民眾自身如何觀待此類問題的揭示與反映，因而產生諸多遮蔽與疏離。至於生活世界中的一般民眾如何觀待此類問題，則是以往研究所忽視與缺失的，而這也正是本土心理學所理應揭示與詮顯的。
俗民語境，是民眾真實生活情態的觀念顯現場域，包含著民眾對於社會、心理及生活現象的豐富理解。因此其理應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關注的重要層面。在西方心理學的歷史演進過程中，由於“科學”目標的設定與遮蔽，導致長期以來對“俗民語境”的漠視與無注。然而恰恰是俗民語境卻蘊涵著至為豐富的本土心理資源。譬如，在西方民眾的日常話語體系中常有這樣的表述：“‘她的奢侈是從她母親那裡繼承來的’，或者，‘他是一個像他祖父那樣的無賴’。還有，‘ 這種音樂天賦來自他的父親’。” 這些都是俗民語境層面的民眾“心理”理解，代表了民眾在“科學”話語系統之外的常識觀念認知。關注並挖掘俗民語境，有助於豐富中國本土心理學的原生性概念資源庫。本文正是以“俗民語境”為研究展開的基本背景，力圖真實地揭示民眾視角的“天性”理解。
“隨”，是中國俗民語境中再平凡不過的一個字眼，它在中國民眾生活世界的口耳相傳中綿延了數千年。雖然它從未在書面世界以“文字”形式顯示其重要性，但其卻在“文化小傳統”的世界中綿綿不絕地生髮著觀念生命力。作為中國俗民社會中的素樸心理觀念，“隨”表徵著民眾對於自身生活世界的原生性心理理解。因之，有必要將其從俗民的常識世界中提取出來，使之成為一個表徵中國本土特質的“實質心理學”概念。
一、“隨”及相關語詞的界定與區分
本研究對於“隨”之選取，有其特定的語境及語義限定。這就需對“ 隨”之語義選取以及“ 隨”與“像”的異同之分進行必要的說明。
1“隨”之語義選取及概念界定
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隨”字常嵌入在詞語之中使用，這些語詞主要有：隨後、隨從、跟隨，隨便、隨順、順隨，隨心、隨意、隨性、隨心所欲，隨和，隨緣，隨禮、隨份子，隨遇而安，隨波逐流等。這些語詞中的“隨”的確包含有中國特有的文化心理。今後，本人亦會著文對此路向的“隨”之文化心理蘊涵進行闡釋分析，故此處不再詳釋。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所欲研究的“隨”與上述語詞中的“隨”之含義截然不同：本文選用的“隨”並非以兩個或四個字的語詞形態存在，而是以單字形式存在於民眾的日常話語體系中。而且本文所採用的“隨”並非有跟著、順從、任憑、順便、就著等含義，而是類似於西方生物學中的“遺傳”之義，代表了“遺傳自誰”的理解方式。
本文對於“隨”之概念界定暫移用前文的觀點：“‘隨’主要是指個體與其父母雙方或父母一方基於血緣關係，先天秉承而來的生理、心理特徵方面的相似性;同樣還指個體與其父親或母親的上代及同代直系親屬如爺爺、奶奶、姥姥、姥爺、伯父、叔叔、姑姑、舅舅、姨媽等在生理與心理方面的相似性。”它是西方科學遺傳學傳入以前，操持漢語的多數中國民眾，基於日常生活觀察及自身生活體驗所形成的一種模糊的、直覺性的觀念認知及現象歸因。其中，個體所“隨”的特質既可表現為生理性的相貌、身高、體重、體質等，也可體現為心理性的智力、性格、能力、品質、行為風格等。在俗民語境中，個體所“隨”的特質，既可被歸於其父親或母親中的一方(或雙方)，也可被歸為其爺爺、奶奶、姥姥、姥爺中的一方(或幾方)，亦可被歸為其伯父、叔叔、姑姑或舅舅、姨媽等。總之，“隨”是個體秉承基因性狀而顯現出來的，與上一代或上兩代直系血親在生理及心理方面的相似性。它與民眾日常話語中的“像”之含義接近，但二者又有較大差異，這是特需說明的。
2.“隨”與“像”的同異之別
本文所選取的“隨”與“像”有著近乎相同的含義，“隨”在很大程度上可理解為“像”。然而正因為二者相似，才更容易相混，更需要進行專業的區分。在俗民語境中，“像”既可指涉任何兩類事物間的相似，也可指涉同一類事物不同個體在顏色、形貌及其他方面的相似。就指涉的物件而言，“像”既可以指向人，也可以指向自然界或社會中的事物。此處所要區分的“像”常包含在如下語境中，如：“這孩子長得像他爸爸”“這孩子說話辦事像他媽”“這哥倆長得很像”“他倆長得很像”“他倆性格很像”。在上述含“像”的五個句子中，前兩句中的“像”可以置換成“隨”;而後三句則不能。這是因為：第一，“隨”在漢語語境中僅用來指涉“人”與“人”之間的相似;而“像”還可以用來指涉“人”之外的一切相似。第二，就二者同指“人”的相似而言，“隨”只表徵基於血緣關係的相似性;而“像”還可以表達血緣關係以外的相似性。第三，“隨”所表達的是一種基於血緣的“自下而上”的相似關係;而“像”除了可以表徵這種相似之外，還可以表徵同一家庭或家族同代人的相似以及家族成員“自上而下”的相似。具體而言，“ 隨”所表達與指涉的含義更為明確，內涵也更為豐富。它表徵了同一家庭(或家族)成員基於血緣關係而呈現出來的，民眾以“自下而上”的話語方式指稱的相似關係。除了“相似性”，“隨”還兼有“秉自‘誰’而來”的理解，表達了一種“血緣性”徵相的傳承理解，而“像”並無上述含義。此外，就民眾話語中“某人隨某某人”的猜測及判斷的形成過程而言，生理與心理性的“像”是“隨”之判斷形成的前提與中間階段。民眾首先是觀察到“相似”與“像”，之後透過“他者”的言說印證自己的琢磨與揣測，最終形成“ 某人隨誰”或“ 不隨誰”的判斷。
二、民眾“隨”之觀念的本土心理蘊涵
“隨”作為俗民生活世界中的心理觀念，是中國民眾在長期生活基礎上的語言凝練。它不是憑空而生的心理臆想，而是因象而生、因象而起的觀念凝結。經過本人不斷的挖掘與梳理，現將“隨”之本土心理蘊涵歸納為以下幾點。
1“隨”與基因的遺傳之“隱”與遺傳之“顯”在中國民眾的日常話語體系中，“隨”主要可分為：隨父/母，隨爺爺/奶奶、隨姥姥/姥爺，隨叔伯、姑姑、舅舅、姨媽等，以及“隨根兒”這四種類型。其中第一種：隨父親或隨母親。此種“隨”所指涉的關聯物件最容易理解。隨父親或隨母親，也就是指父親/母親(或二者)的基因相狀在子女身上有明顯的相似性體現。用遺傳學的術語可理解為“顯性遺傳”。
第二種：隨爺爺/奶奶(或隨姥姥/姥爺)。此種現象，是個體在生理、心理方面與爺爺/奶奶(或姥姥/姥爺)有較高的相似性，往往被言說為“隨他(或她)爺爺/奶奶;隨他(或她)姥姥/姥爺”;而不被言說為“隨他(或她)的父親/母親”。此類現象用現代遺傳學來理解，是基因的隔代遺傳，也即基因的隱性遺傳。也就是爺爺/奶奶或姥姥/姥爺的基因相狀在個體的父親/母親身上體現得不明顯，而在個體身上卻有鮮明的相似性體現。第三種：隨叔伯/姑姑或舅舅/姨媽。此類現象是基因的複雜性與遺傳的偶然性的又一形態。其中一類是：爺爺/奶奶或姥姥/姥爺的基因相狀既在個體身上有著相似性顯現，又在個體直近的叔伯/姑姑或舅舅/姨媽身上有所體現。第二類則是，爺爺/奶奶或姥姥/姥爺的基因相狀的相似性在個體身上體現得不明顯，而叔叔/伯父/姑姑或舅舅/阿姨的外顯基因相狀在個體身上卻有鮮明的相似顯現。
第四種：隨根兒。此種現象一般表現為某些生理、心理的遺傳相狀在個體自身、個體的父親/母親、個體的爺爺/奶奶或姥姥/姥爺甚至更上一代人身上有著一貫性的綿延體現。“隨根兒”現象體現的是一種遺傳的家族相似性，而此種相似性在家族的幾代直系成員身上都有歷時性的具身體現。此種現象，在西方的卡利卡克家族研究中有著鮮明體現。在中國，此類現象也不鮮見。在朱曉陽所著的《罪過與懲罰——小村故事：1931—1997》中亦有類似描述：“四十年代的保長中有一個叫劉貴的，說他因為膽小，支應不了兵役和丁糧而上吊。在三十年後的1975年，劉貴的孫子劉耀祖正是小村生產隊的政治指導員。小村人稱他‘大囊棟’，意思是又傻又大。村裡人認為從劉耀祖能看到他祖父的影子。”……“劉耀祖在小村人眼中是一個頭腦簡單的老實人，人們在背後叫他‘大囊棟’，意思是個子大，但是為人窩囊，沒有頭腦。劉耀祖的祖父劉貴在四十年代，村中無人願意當保長時，被村裡人推出來當保長。現在劉貴的孫子也在領導危機中被推上了前臺……”
2.“隨”作為同一家庭中子女差異的一個解釋依據
個體差異，尤其是同一家庭不同子女的個體差異是人格心理學關注的一個重要層面。但心理學卻較少從“遺傳”的角度進行研究。“心理學最悠久的研究領域——例如知覺、學習和語言——從未重視過個體差異，因此還沒從遺傳的角度進行系統探索。”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同一家庭中的不同子女在智力、脾氣、秉性、能力、性格、品質等方面殊異迥然。此類差異，民眾往往根據眼觀耳聽及其生活經驗做出相應的歸因解釋。
在俗民語境中，“隨”往往被用以解釋同一家庭不同子女“生就”之差異。排除異常胎內環境及早年意外因素的影響，同一家庭中的不同子女往往存在先天的差異傾向，而此種差異往往在其父/母(或上一二代親屬)之間即有鮮明的體現。生活世界中的民眾，往往將其釋之為“隨……”，也即分別“隨”不同親屬所致的差異性後果。以下暫以兩個例項輔證之：在本人少時的生活經歷中，曾有一對親兄弟。二者與本人年齡相仿，哥哥較弟弟大兩歲。在相貌方面，哥哥明顯“隨”其父親，較為普通;弟弟則“隨”其母親，長相較好。但在脾氣、秉性、社會智力、人際交往等方面，哥哥多隨其母親，踏實、穩重、不張揚，而且實在、勤奮、務實;而弟弟則被認為幾乎完全隨其父親，體現出明顯的父系家族的性格特點：頭腦靈光，靈活圓滑，能說會道，社會智力極高，很有“事應頭兒”。此其例一。
此外，另有三兄弟的事例可佐證之：三兄弟都是農村人，目前均已年過四十，他們的父輩及祖輩都是農村人。三兄弟的父親個子較矮，頭腦較為靈活，勤勞肯幹，愛吵吵巴火兒的.，為人善良但較為張揚;他們的母親個子很高，性格內向、靦腆，不愛說話，過於老實，愛發脾氣，循規蹈矩且缺乏人際靈活度。在相貌方面，三兄弟多隨其母親;在身材方面，老大、老二隨其父親，個子較小，老三則中等身材。在社會智力、語言表達能力、社會交往能力方面，老大、老三在外人看來均隨其母親，而老二被認為隨其父親(及其爺爺家人)。在性格特點方面，老大、老三過於內向、靦腆，木訥、老實(雖然他倆也有具體差異所在);老二則外向、活躍，善交際、懂人情。除了不夠勤勞以及長相這兩方面外，老二多隨其父親家族的人。老大一直是個老實本分、安於現狀的農民;老三很晚結婚，後離婚，又再婚，在外靠體力打工，維持生計;老二雖然早些年生活條件較差，但經其不停地“折騰”，後來在市區做了一份小買賣。此其例二。
3“隨”作為中國民眾的一種歸因方式
“隨”是中國民眾對同一家庭(或近支家族)不同代際間的直系血親，在生理、心理方面之遺傳相似性的一種語詞指稱。在這個意義上，它有具體的指稱內容。另一方面，“隨”還是中國民眾在日常生活經驗的基礎上，對日常生活中現起的真實現象，基於其所能夠運用的觀念資源所做的一種素樸歸因。作為俗民語境中的常識語彙，“隨”表達了中國民眾素樸的觀念認知，表徵了在“科學”的常識話語尚未達至，農業社會及以前民眾的一種素樸歸因方式。
中國民眾的“隨”之觀念，主要是對自身生活世界中現起的相關現象的素樸歸因，同時它還是對他人常識觀念的傳承理解與內隱認同。此種觀念的得出是以大量日常觀察與生活經驗為參照依據的。“對於現實生活中的民眾而言，‘隨’還是他們理解日常生活現象的一個重要觀念參照，是他們對此類現象做出解釋與歸因的必要觀念資源。”無論是個體的身高、外貌、體質，還是個體的智力、能力、性格、習性、品質等，都能在“隨誰”或“不隨誰”的現象關聯中找到最基本的歸因解釋。
在以熟人為構成主體的俗民生活場域中，民眾以“隨誰”來歸因某人在現實生活中生就的能力與品質、性格的優缺點、必然性的人生境遇等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此類相關現象往往被歸為“ 隨誰”或“不隨誰”最終所致的一種結果。當然，民眾並不會以“隨誰”或“不隨誰”作為唯一的解釋依據。
三、“隨”之研究展開需關注的基本問題
以上對“隨”之本土心理蘊涵的探討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總體性探究。而問題是，只有進行更進一步的細究與深研才不至於讓後來者迷惑，這就需要釐清以下問題。
1.“隨”到底是取“遺傳”解?還是兼含“家庭影響”之義
在西方，“行為遺傳學家們開玩笑說，只生一個孩子的人是環境論者;生一個以上孩子的人是遺傳論者”。在今日中國，自然也會有類似的現象與問題。這裡需要重點關注的是，在此類漢語語境中“隨”到底應僅僅被釋為“遺傳”，還是應兼括“家庭影響”之義?二者如何細分?這是“隨”之研究的一個難點，同時也是關鍵點。對此本文依然採取前文的觀點，取其“遺傳”解，對於後者採取懸置的態度。至於如何解決這一難題，在本人看來，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就此問題向合宜的民眾展開調查。透過調查來反映民眾自身的理解，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僅僅止於揭示並傳遞他們的真實想法，然後在此基礎上再做“研究”。不能因為我們是“研究者”，就在民眾不知情的情況下替他們下結論，用我們的邏輯推論代替他們的生活見解。我們所應達致的是與民眾的視域融合。
本文的觀點是：“ 隨”是否含括“ 家庭影響”之義?可立一反例，若是此一反例能被駁倒或被破解，則亦可含括“家庭影響”之義。此點類似於自然科學中的“判決性實驗”。也即：如何理解同一家庭中的不同子女會有如此之大的差異?而此種差異的相似性又可以在其上代或上兩代直系血親之中找到?
之所以立此反例，是因為多數人會認為在同一家庭中不同子女的成長環境是基本相同的，受到的父母影響也是大體相當的。但我們更需注意到的是，雖然每個人的具體經歷會有差異，也即非共享環境並不相同，但這些都不足以解釋(不同)子女分隨不同親代所致的差異。因此，必須確保的是：無論“隨”是取“遺傳”解，還是兼含“家庭影響”之義，最終都要保證這個問題是在心理學的論域範圍內，保證涉及與探討的應是心理學問題。
2. 從“隨誰的姓”到“隨誰”
“ 隨”本身原為一生物性現象，但它卻是經由“生物性”而體現出來的“社會性”。這也印證了費孝通先生所講的：在中國文化中，“生物性”與“社會性”往往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中國傳統家庭多實行“單系偏重”，“我們對父親方面的親屬記認得很廣很遠，而對於母親方面的親屬則很多就不認賬了”。父系姓氏的繼嗣傳承是父姓制社會“家庭制度”的一種總體性規定，而父系宗族傳承下去的一個保障就是子女“應隨”父系之“姓氏”。
“隨誰的姓”純然為一“社會性”問題，屬於一種禮俗規定與社會共識。在中國俗民語境中，“隨誰”的語用方式很可能正是從“隨誰的姓”轉化而來。但在性質上二者卻截然相分：“隨誰的姓”表徵的純然為“社會”屬性，是人的社會性表徵，可因社會性的因素而發生改變;而“隨誰”的問題則首先是一種生物性之實然，是一種生物性基質的定然傾向，表徵的是人的自然屬性。每一個體，自其出生之日起，其所“隨”的特質就是“既定”的。只不過隨著時間的延展，個體所隨的特質及與“所隨物件”的相似關聯才慢慢呈現。作為一種實然，“隨誰”不會像“隨誰的姓”那樣可因社會性因素而加以改變。“隨誰”與父姓制是無關的，與個體的家庭結構亦無關聯。這是因為個體所顯現出來的“隨”，其關聯物件可以是其母親，而不是父親;可以是其姥姥、姥爺、舅舅、姨媽，而不是爺爺、奶奶、叔叔、姑姑。當然，更多的情況是個體既隨其父也隨其母，這是因為，任何一個人的身上都兼有其家人甚或其本身都無法分清的“到底隨誰”的“混成”的特質。最最重要的是，“隨誰”是一種經由生物性而顯現出來的心理性與社會性，是基於生物性而混雜著的心理性與社會性。
3.“ 隨”之於“ 基因與人格關係”研究的可能價值
“基因”與“人格”的關係問題一直是人格心理學與行為遺傳學研究的重要主題。“基因”與“人格”關係研究的困難性在於，研究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環境、文化及個體經歷等因素。人所共知的事實是，“人格”不僅受基因的影響，同時還受到環境、文化、經歷的作用，而問題在於無論是基因、人格，還是環境、文化、經歷都具有極大的複雜性、不確定性以及難觀察性。目前，關於“基因”與“人格”關係的研究主要有兩大方法體系。其中一種是心理學所採用的雙生子和收養法，也被稱之為數量遺傳學技術。另一種則是生物學、醫學中採用的分子遺傳學技術。其中，前一路徑一直是心理學人格研究的經典方法，併兼具科學取向與人文色彩;缺點是易被生物遺傳學者詬病為不夠細緻與精確。後一路徑作為純粹自然科學的研究取向，其優點顯而易見，近年來更是進一步驗證了影響人性和人格的個別基因，有力地促進了研究的進展。但分子遺傳學研究也存在其固有的困境與侷限，主要表現為：第一，由於研究費用巨大，研究樣本一般數量較小。不僅研究工作繁瑣，而且研究結論的代表性也值得商榷。第二，由於基因的複雜性，很難發現某種人格特質由某單一基因決定的研究結果。第三，研究方法及樣本構成等差異所致的變異可能遠超過基因的影響，使得相同的研究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甚或是完全相反的結果。
歸納來說，分子遺傳學的研究方式可以稱之為“純粹科學”的客觀研究，是在分子層面展開的“科學研究”，其研究的困境與侷限也是科學主義正規化本身所固有的。而對於民眾“隨”之觀念的調查研究，顯然不同於分子遺傳學的研究路向，與傳統心理學的雙生子法、收養法也有一定區別。“隨”作為“遺傳”偶然性所致的同一家庭血親在智力、能力、品質及人格子維度等方面的代際相似性，體現的是俗民的常識理解。不同於分子遺傳學的純客觀探究方式，民眾的“隨”之觀念研究所應採取的是主觀調研的方式，具有面向民眾心理理解的本真特性。作為兼具社會性、人文性的研究取向，它本身採取的是對“基因”與“人格”關係研究的外圍路線。透過民眾原生的、直觀的心理理解，這種研究或可得出新的學術理解，對於“基因”與“人格”的關係研究亦或有新的啟示。至於透過這一外圍路線具體能為“基因”與“人格”關係研究提供怎樣的借鑑，則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揭示。
四、對於民眾“隨”之觀念的理性反思
“隨”，是中國民眾對相關生活現象的一種語詞指稱與歸因理解。在俗民語境中，民眾自然而然地使用“隨”而不加反思。這樣就有一些問題需要在研究過程中加以注意：
1. 民眾的“隨”之語詞指稱與“隨”之現象實質的關係
研究中必須分清的是：民眾用“隨”來指涉現實生活中的一類現象，是因為有其“事實本身”在先。但同時還應看到，“隨”同時亦是民眾的一種歸因和理解方式。它與歸因者的性別、年齡都有關聯，同歸因者對被歸因者及其家庭的熟知度也是不可分的。而且個體自身所作的歸因，父/母的歸因，身邊他人的歸因，以及個體在不同人生階段及境遇下的歸因，都會有所不同。這就需要注意：“隨”既是一種遺傳偶然性所致的相似，同時還是民眾對此類現象的歸因，而這兩者又未必完全對應。民眾的歸因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現象之實質?這是在今後的研究工作中需要加以細分的。
2.“ 隨”之歸因作為民眾思維簡單性的一種表徵
不得不承認的是：民眾在俗民語境中所作的“隨”之歸因乃是簡單性思維的一種表現。簡單性思維不可避免地具有直覺性、模糊性的特點。而學術研究，正是要破除簡單性思維，就是要把這種簡單性背後的複雜性解釋清楚。因此，需要進行復雜性思考。民眾“隨”之歸因的簡單性體現在：在現實生活中，民眾在以“隨”去解釋身邊現象時，往往不是具體細分其哪些特徵分別隨“誰”，而更多是關注其“主要特質”隨誰，就名之曰“隨誰”;往往用個體的主要特質“隨誰”來指涉問題的全部。這種思維方式多是一種總體性歸因，缺乏清晰性與明細性，具有以偏概全的特點。
3. 對於“某人隨誰”的歸因會因“歸因主體”而有所不同
在現實生活中，民眾對“某人隨誰”的歸因會因“歸因主體”之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結論(至少不完全相同)。此類歸因按“主體”之不同可細分為：自我歸因、父母歸因、兄弟姐妹歸因、其他直系親屬歸因、鄰里歸因、友人歸因等。而且，個體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對自身所“ 隨”之歸因的認識亦會有所不同。這又涉及到“隨”之現象顯現與自身(及他人)對“現象”的主體感知問題。不釐清這些細節，就很難發現民眾在現實生活中可能存在的歸因謬誤。要之，民眾的“隨”之歸因乃是一種意會之知，他們自身很難說清楚。在現實生活中，民眾也不會對其進行物件化的認知關注與理性反思。
五、結語
總之，“隨”是俗民語境中民眾對個體與生即有的先天特質與潛能傾向之現象溯源的一種語詞指稱。它是現代西方科學遺傳學傳入我國之前，漢語民眾在常識生活中對相關現象的語詞凝練與現象歸因。正因其是俗民的日常生活語境，故難以免去民眾日常語用的模糊、籠統甚至以偏概全等思維特點。雖其如此，我們並不能因此而忽視“隨”作為本土研究的價值，不能因此而忽略民眾作為現實生活的“實然主體”所特有的觀待生活世界的視角與觀點。恰恰是民眾視角的現象揭示，才正是本土心理學作為一種方法論的寶貴特質所在。
當下，中國本土心理學要想實現真正的發展，就決定了其既不能一味地走中國“古代哲學”心理學研究的道路，亦不能蜂擁於已有的實質概念資源詮釋，更不應是對西方心理學的簡單文化改造。中國本土心理學必須開拓出嶄新的學術領域，因此就有必要發展中國本土的實質心理學，就有必要嘗試建立具備中國本土特質的實質心理學。因之，就有必要將“隨”從俗民語境中擢升出來，使之成為一個本土心理學概念。
以往中國心理學關於“天性”與“教養”問題或是採取迴避的策略，或是倒向行為主義“環境萬能論”的懷抱。尤其是後者以環境、教育甚至教養來解釋一切，以專家的“科學”作為“權威”的話語，根本上忽視乃至漠視民眾在生活世界中的素樸理解。近些年來，隨著後現代話語的興起，社會生物學的傳播，以及分子遺傳學的影響，學者們在觀念上已不再唯“行為主義”馬首是瞻，多數研究者轉向更熱門也更具魅力的問題領域。“天性”與“教養”問題因其早已過時，目前已鮮有人去問津，更遑論民眾自身如何觀待此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民眾成為學術熱潮時代“軟弱的蘆葦”，他們隨風飄搖，卻鮮有學者尤其是心理學者關注他們的“理解”與“思考”。尤其是他們那缺乏邏輯、含混不清且不便於“問卷”作答的思維特點，更是讓學者難以認為他們能對“學術問題”有所理解。但問題是，學者們忽視了“天性”與“教養”問題首先是一種常識，它來源於常識，來源於生活中的常識這樣一個事實。尤其是在現時代，“學術”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學者與專家們的文字性或數字性的“話語權力”。“學術”已成為專家對於外行的獨斷權威，而“知識”也已成為學術對民眾的權力遊戲，成為“科學”對“常識”的遮蔽遊戲。但問題是，“事實本身”究竟是如何呢?而“事實本身如何”不亦很重要嗎!
特需說明的是，雖然“隨”在實質上關聯著“天性”與“教養”問題，但我們在研究中徑可放棄“天性”與“教養”這樣的字眼，徑以“隨”為調研或訪談的門鑰與主線。透過民眾自身乃至家庭系譜的口述，或可更好地窺見民眾視角的“天性”與“教養”問題之真幾。透過對民眾視角的天性與教養問題的揭示與詮顯，透過“隨”的門徑，中國心理學界的天性與教養研究或可更好地獲得民眾的“認同”。至於研究如何展開，筆者粗疏地認為不必過於限制方法，這樣或許才能更好地獲得“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到民眾中，在實踐中，去認識與揭示“隨”所內蘊的樣態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