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大學生社會支援與生命意義的關係:樂觀的中介的論文
關於大學生社會支援與生命意義的關係:樂觀的中介的論文
摘要 目的：調查大學生生命意義感狀況並探討社會支援、樂觀與生命意義感之間的關係。方法：採用社會支援、樂觀和生命意義感量表對458名大學生進行調查。結果：（1）有61.8%的大學生沒有明確的生活目標，9.0%的大學生缺乏生命意義感；（2）樂觀在朋友支援與生命意義感、他人支援與生命意義感間起完全中 []介作用，家庭支援對生命意義感具有直接預測作用；（3）樂觀在他人支援與生命意義感間起調節作用。結論：大學生生命意義感狀況不容樂觀，生命教育不僅要重視社會支援等環境因素，更應該從個體積極心理品質入手。
關鍵詞 大學生 生命意義感 樂觀 中介作用 調節作用
分類號 B849
1 問題提出
生命意義是指人們領會、理解自己生命的含義，並意識到自己活著的目標、任務或使命。生命意義感的確立關係到大學生身心發展的諸多方面，不僅可以正向預測生活滿意度、幸福感、希望感、積極情緒、心理健康等積極心理狀態，還可以負向預測抑鬱、自我認同危機和自殺意念等消極心理狀態。
伴隨生命意義研究的深入，生命意義來源的研究得到了青睞。雖然研究結果尚未統一，但對不同年齡、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來說，關係始終是最重要的生命意義來源之一。良好的社會支援為生命意義的發展提供了基礎，是影響生命意義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具有良好社會支援的個體會有較高的主觀幸福感、適應狀況、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和較低的消極情感。但社會支援是如何影響生命意義的實證研究卻極少，特別是其中的內在機制尚未揭示出來。
人格能夠較好地預測生命意義，且在社會支援及生命意義之間發揮著驅動力的作用。樂觀作為人格中重要的積極心理品質，被定義為個體在總體上對未來積極結果的期待，能幫助個體從危機中發現益處，保持和恢復個體對生命目的和價值的看法。一方面，當社會支援系統缺失時，個體傾向於消極地評價事情發展趨勢與結果，形成負面認知圖式，從而降低幸福感及生活滿意度，甚至失去生命意義感，樂觀在社會支援與生命意義感之間可能發揮著中介作用。另一方面，高樂觀者能夠高度感知環境中的社會支援，對自身及將來形成正向積極的感知，產生高生命意義體驗，樂觀也可能調節著社會支援與生命意義問關係的強度大小。
本研究以大學生為研究物件，擬考察社會支援、樂觀和生命意義感三者的關係，試圖探索其中的中介和調節效應。
2 研究方法
2.1被試
選取四川省3所高校大學一年級至三年級480名大學生參加測試，獲得有效問卷458名，有效回收率95.42%。年齡範圍18-23歲；男生258人，女生200人；農村275人，城鎮183人；地震非災區345人，地震災區113人；理工科268人，文科145人，藝體45人；大一210人，大二159人，大三89人。
2.2研究工具
2.2.1社會支援量表
採用姜乾金編制的《領悟社會支援量表》，將“領導、親戚、同事”改為“老師、親戚、同學”。量表共12個條目，由家庭支援、朋友支援、他人支援三個分量表組成，每個分量表含4個條目，各專案採用7點計分法。社會支援總分由各量表的得分累計而成，分數越高，得到的總社會支援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為0.892，量表效度較好：各專案在其所屬維度的載荷介於0.51-0.81之間，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整體擬合指標x2/df=3.42，NFI=0.93，TLI=0.92，CFI=0.95，IF1=0.95，RMSEA=0.07，符合模型擬合標準。
2.2.2樂觀量表
採用美國Scheier和Carver（1994）編制《生活取向測驗修訂》。量表共6個條目，包括3個正向描述和3個負向描述，採用5點計分法。把負向描述的題目反向計分，然後所有題目相加求出總分。得分越高，表示越樂觀。本研究中，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為0.782，量表效度較好：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整體擬合指標x2/df=1.04（<5），NFI=0.94，TLI=0.99，CFI=0.99，IFI=0.99，RMSEA=0.01（<0.08），符合模型擬合標準。
2.2.3生命意義量表
採用王孟成、戴曉陽等人（2008）修訂的《中文人生意義問卷》。量表共10個條目，由生命意義體驗與生命意義追尋兩個分量表組成，每個量表含5個條目，各專案採用7點計分法。得分越高，表示生命意義感越強。本研究中，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為0.724，量表效度較好：各專案在其所屬維度的載荷介於0.66-0.83之間，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整體擬合指標x2/df=3.40，NFI=0.93，TLI=0.93，CFI=0.95，IFI=0.95，RMSEA=0.07，符合模型擬合標準。
2.3施測和資料處理
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團體施測，匿名作答，所有問卷當場回收。將所有資料錄入後，運用spss16.0和Amos18.0進行統計分析。
3 研究結果
3.1大學生生命意義感總體水平
大學生生命意義感均分為47.55，標準差為7.19。按照“得分在38分以下的個體表示具有低水平的生命意義，得分介於38分與51分之間的個體表示沒有明確的生活目標，得分在51分以上的個體表示其生活具有明確的意義”標準，本次調查顯示，有29.3%的大學生具有明確的生活意義，有61.8%的大學生沒有明確的生活目標，9.0%的大學生缺乏生命意義感。
3.2社會支援、樂觀與生命意義的相關分析
對研究中的各變數進行描述性統計和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結果見表1所示。由表1可知，本研究中社會支援及各維度、樂觀、生命意義兩兩之間的相關均達到顯著水平（p<0.001）。說明各變數之間具有相互促進的正向關係，可以進行下一步的中介效應及調節效應分析。 3.3樂觀在社會支援和生命意義之間中介作用分析
如果自變數X透過影響變數M來影響Y，則稱M為中介變數。本研究以社會支援中的家庭支援、朋友支援和他人支援三個維度為自變數，以樂觀為中介變數，以生命意義為因變數，建立完全中介的假設模型1。考察該模型的擬合程度，輸出結果顯示，家庭支援樂觀這一路徑關係的CR值小於1.96（p>0.05），故刪除該路徑關係，並對模型進行修正，得到修正模型2（見圖1）。模型1和模型2的驗證結果見表2所示。
一般情況下，RMSEA小於0.08，RFI等指標在0.90以上，所擬合的模型是個好模型。由表2可知，模型1的x2/df大於2，未達到結構方程模型的擬合標準，故放棄。模型2所呈現的各項指標均在可接受的範圍內，表明可依據模型2的路徑來對社會支援和樂觀對生命意義的影響進行解釋。其標準化路徑圖見圖1。
根據溫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式進行中介效應值分析，結果見表3所示。家庭支援對生命意義的直接效應量為0.13，樂觀不起中介作用；樂觀在朋友支援與生命意義間起中介作用，效應量為0.027；樂觀在他人支援與生命意義間起中介作用，效應量為0.021。
3.4樂觀在社會支援和生命意義間的調節作用分析
如果變數Y與變數X的關係是變數M的函式，稱M為調節變數。為了考察樂觀是否影響社會支援與生命意義的關係，根據溫忠麟等人建議的方法，採用分層迴歸分析對樂觀在社會支援與生命意義之間的調節效應進行檢查。（1）將研究中各變數取z值進行去中心化，從而避免共線性的問題；（2）以生命意義為因變數將各變數依次納入迴歸方程中：第一步將自變數（各社會支援維度）納入分析，第二步將樂觀納入迴歸方程，第三步將自變數和調節變數構成的調節項（社會支援×樂觀）納入迴歸方程中。考察兩者的互動作用，如果該項的效應顯著，則表明調節效應顯著。結果見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以他人支援為自變數，他人支援×樂觀為互動作用項時，互動作用項的迴歸係數達到顯著。這說明，樂觀可以調節他人支援下的生命意義感，互動作用項可增加解釋9.3%的變異。而以家庭支援和朋友支援為自變數時，互動作用均不顯著。這說明，樂觀不能調節家庭支援和朋友支援下的生命意義。
為進一步分析樂觀在他人支援與生命意義間的具體調節作用，將樂觀高於均值一個標準差的被試界定為高樂觀組，樂觀低於均值一個標準差的被試界定為低樂觀組，分別進行迴歸分析，結果見表5。結果發現，在低樂觀組中，他人支援不能顯著預測生命意義，標準化迴歸係數為0.109，（t=0.737，p=0.465>0.05）；而在高樂觀組中，他人支援則能顯著預測生命意義，標準化迴歸係數為0.517，（t=5.166，p=0.000<0.001）。這說明，與低樂觀的被試相比，高樂觀的被試生命意義感更容易受到他人支援的影響。
4 討論
4.1大學生生命意義狀況
本研究顯示有61.8%的大學生沒有明確的生活目標，9.0%的大學生缺乏生命意義感，大學生生命意義感狀況不容樂觀。這與李旭等人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本調查得到有明確生命意義的大學生比例稍高，可能是因為所用研究工具不同所致。大部分大學生缺乏明確的生命意義感，表現為無主動尋找生活目的的意願，生活空虛、無意義。當今大學生常感到精神疲憊、生活乏味，以至對生活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產生懷疑。這樣的生命態度可能成為大學生人生髮展上的重大隱憂，反映出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4.2樂觀在社會支援與生命意義間的中介和調節作用
本研究顯示社會支援、樂觀與生命意義感各變數之間兩兩相關均非常顯著，表明大學生良好的社會支援可以使其獲得更高的生命意義感，樂觀也具有同樣的作用。這與以往對大學生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社會支援對個體的適應狀況有普遍的增益作用，獲得的社會支援越多，個體的適應狀況越好，生活的幸福感越高，從社會環境中體驗到的生命意義感也越高。同時，樂觀者傾向於做積極正向的預測，能努力從事件中尋求收穫和成長，看到生活的積極面，從而獲得更高的生命意義感。三者之間顯著的相關關係為後續的'中介作用和調節作用檢驗奠定了基礎。
中介作用檢驗結果顯示，朋友支援和他人支援透過樂觀間接預測生命意義感；而家庭支援可直接預測生命意義感。可見，不同型別的社會支援對大學生生命意義感作用機制不同。朋友支援和他人支援能提高大學生的樂觀水平，進而影響生命意義感。對於大學生而言，長期住校使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侷限在學校，更容易受朋友及學校層面社會支援的影響。一方面，當大學生體驗到更多的朋友及他人支援（如朋友的關心、老師的表揚、同學的幫助）時，會增強其對自身及未來的積極正向的感知，他們會以更樂觀的態度對待生命，珍惜並感悟他人的關懷，進而提高生命意義感。另一方面，生命意義是個人主觀建構，個體會按照自己的人格特質有選擇地對事件進行認知加工。樂觀水平較高的大學生因其積極的認知，能高度感知社會支援，更願意接受來自朋友、學校及同學的支援，並且他們能正確地對這些支援進行評價，同時伴隨著一定的生命情感體驗。而家庭支援作為社會支援系統的重要一環，則不透過樂觀直接預測生命意義感。這與高正亮等人以中學生為被試的研究結果不一致。雖然樂觀形成於兒童期，受父母樂觀榜樣及提供的應對策略影響，但大學生與中學生群體有所差異。大學生自我意識及獨立性進一步增強，他們更容易受朋輩關係影響，從朋輩處學習樂觀的認知重建策略及積極的應對策略，使樂觀品質在大學期間得以完善，但不願受制於父母權威的影響。因此，家庭支援對大學生樂觀有影響，但卻無法直接預測。然而，本研究顯示家庭支援對個體生命意義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家庭環境不僅是影響子女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也與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有緊密聯絡。良好的家庭支援，不僅能使子女體驗到生命的美好，喚醒他們愉悅的生命情感，找尋自己的生活目標，還能使子女感到自己是有價值的，更願意自主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反之，成長在父母忽視環境中的大學生，時常感到焦慮、恐懼、帶有挫折感，對待生活缺少成就感，對於生活目標缺少自己的主見。本研究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家庭是大學生獲得生命意義的重要來源這一觀點。 調節作用檢驗結果顯示，樂觀在家庭支援和朋友支援對生命意義感的影響中不起調節作用，在他人支援和生命意義感間起調節作用。也就是說，在樂觀水平較低的大學生中，他人支援不能顯著預測生命意義感，而在樂觀水平較高的大學生中，他人支援能顯著預測生命意義感。這可能是因為，高樂觀水平者對社會支援高度敏感，且善於從生活中發現正性的資訊，當能從老師、同學處獲得良好關係時，就能迅速提高其生命意義感。而低樂觀水平者通常壓抑關於事件的想法，採用迴避和否認的應對策略，當他人關心支援時，不願與他人交流，甚至可能會拒絕他人，因此難以提高生命意義感。但樂觀作為調節變數的解釋量不高，可增加解釋9.3%的變異，這也可能是統計誤差所致，這在以後的研究中可以進一步探討。
同一變數的中介和調節作用並不是相互排斥的。當某個變數在自變數與因變數之間同時具有中介和調節效應時，意味著自變數既透過中介變數間接影響因變數，同時自變數與因變數之間的關係又取決於中介變數。在本文中，中介效應模型驗證了社會支援透過提高個體的樂觀水平進而影響個體生命意義；調節效應模型則區分出不同樂觀條件下，社會支援對生命意義的不同影響。綜上所述，樂觀是社會支援影響生命意義的一個橋樑，且會改變社會支援和生命意義的方向和強度，是個體健康成長的重要資源。
4.3對大學生生命意義教育的啟示
本研究針對大學生生命意義感欠缺的現狀，探討了樂觀在不同社會支援與生命意義感之間的作用。研究發現，生命意義既受個體所處社會環境（如社會支援）影響，也受個人素質影響。樂觀等積極心理品質在環境與 []行為後果之間承擔著重要的心理保護機制。因此，在開展生命教育時，一方面應該為大學生構建良好的社會支援網路，給予更多的關愛和支援。同時，家庭支援對生命意義的直接預測作用反映出透過家庭進行生命教育的必要性。教育工作者應引導父母增強對子女的情感支援與鼓勵，使子女在家庭中體驗更多的親情和責任，進而激發他們的生命信念，提升生命意義。另一方面，可以引入積極心理學的理念，關注、探索和培養大學生自身所具有的優勢和積極的潛能，引導和幫助學生正確認識自己，形成積極樂觀的認知策略，以提高大學生生命意義感。
5 結論
（1）大學生生命意義感狀況不容樂觀，有70.8%的大學生沒有明確生活目標甚至缺乏生命意義感。
（2）樂觀在朋友支援與生命意義感、他人支援與生命意義感問起完全中介作用，家庭支援對生命意義感具有直接預測作用。
（3）樂觀在他人支援與生命意義感間起調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