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的女性主義分析論文

　　摘要：詹姆斯喬伊斯著名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中的《伊芙琳》，以女性的視角，用短小的篇幅講述了十九歲的少女伊芙琳在窗邊的所思所想。《伊芙琳》中採取了大量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空交替，生動直觀地表現了伊芙琳的生存心理。本文主要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揭露《伊芙琳》中伊芙琳這一女性角色的精神癱瘓主題。

　　關鍵詞：詹姆斯喬伊斯；伊芙琳；女性主義

　　癱瘓詹姆斯喬伊斯（1882—1941）1914年發表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其極具特色的心理現實主義是其藝術特色上勇敢無畏敢於探索的嘗試。該小說集由十五部現實主義與象徵主義結合的短篇小說構成。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為其故事背景，童年、青年、壯年及社會生活四個層次的人物為其主人公，全景展現了英國統治下都柏林人的社會及心理狀態現實。喬伊斯曾提到：“我企圖為自己的祖國寫一部精神史。我之所以選擇都柏林作為背景，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城市是癱瘓的中心。”[1]《伊芙琳》是其中第四篇，講述的是19歲少女伊芙琳面臨的傳統倫理秩序與新生活之間的艱難抉擇，及其最終無法做出選擇而呈現出的精神癱瘓狀態。

　　一、地獄：“辛苦的家務，艱難的生活”[2]

　　人的精神世界與其所處的生活環境密不可分。如若要探尋伊芙琳的內心精神狀態，需要探究其生存現狀。對於她，生存即地獄。在男權社會里，伊芙琳如同僕人一樣侍奉父親和兄弟。母親去世後，因弟弟歐內斯特早亡、哈利成天忙碌、父親粗暴無比，家庭全部重擔落在了這個19歲的女孩身上。每日，她整理乏味而繁重的家務，除此之外還要出門工作掙錢。對於伊芙琳來說，這個女性角色所賦予的責任相當繁重。她得靠一己之力將整個家庭維持起來，家裡的工作不分鉅細，都得由她擔當。每日她要照顧年幼的弟弟們按時上學，按時吃飯；每星期給家裡進行一次大掃除，卻還是有掃不去的灰塵堆積起來。她一心為家庭勞累，卻得不到家的溫暖。她有時還會覺得受著父親“暴虐的威脅”。[2]在家這個有限的空間裡，面對著每日重複單調的生活，她就是一隻無人欣賞、顧影自憐的囚籠之鳥。而文中不在場的母親，正是因為勞碌一生，慘遭暴虐，最終因瘋狂而死。無形中這影射了伊芙琳命運。實際上，同其他傳統家庭女性一樣，伊芙琳失去了完整的人格，失去了女性應有的自我。在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中，女性地位從屬於男性。女性被灌輸以男人至上的思想，她們是男人的財產和附屬品。於是，她們便理所當然地被描繪成無憂無慮“快樂的天使”，被強加了“犧牲自我”和“相夫教子”的美名。實際上她們是諾拉一般的家庭玩偶和性滿足工具。這種觀念為男性所倡導，卻也被女性逐漸接受而內化。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寫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3]這充分說明了性別形成的社會化特徵，以及男權制對女性發展的壓制和重塑。以伊芙琳為代表的愛爾蘭女性幾乎沒有任何地位、話語權，完全淪落為父權制的附庸和犧牲品。

　　二、短暫覺醒：逃與不逃的掙扎

　　外在的社會環境也決定了她侷限的生活空間和社會角色，進而決定她的人生選擇。在如地獄般的生活面前，伊芙琳產生了不可抗拒的恐懼感，“她嚇得一下子驚跳起來，“逃，非逃不可！為什麼她應該受苦？她有得到幸福的權利！”[2]這是她在絕望的縫隙中由心底撕扯出的第一聲不羈的吶喊。意識到現實生活對她來說僅僅是煎熬，她覺醒了，她要為自己贏取新的生活！然而伊芙琳改變生活的期望就是想透過婚姻，逃離父親的虐待。可是，她沒有經濟獨立能力，她所渴望的自由也只是對婚姻的幻想。據米芮何所載，20世紀初期，愛爾蘭給女性幾乎提供不了任何工作的機會，女性的經濟地位也無法獨立。因此，大多數女性除了婚姻和家庭之外，別無出路。（Myrrha，1907）社會性別理論家瓊凱里也曾說：“經濟是決定性別的原動力，兩性關係的運轉依賴並貫穿於社會的經濟結構。”[9]她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當她站在碼頭，終於鼓起勇氣準備逃離時，忽然意識到一個讓她痛苦萬分的事實：在婚姻裡，她或許會重蹈母親的覆轍，受苦受難、奉獻犧牲和迷失女性特徵將會是她婚姻的全部內容，“媽媽在平凡的生活中犧牲了一切，結果竟發瘋而死。”[2]剎那間的頓悟讓伊芙琳退縮了，選擇了留下。可離開與否，她都難逃類似母親式的悲劇，殘喘於毫無意義、侷限的生活圈裡，隱忍父親的暴力及羞辱。在她有限的生活空間裡，她看到的只是每日掃不盡的灰塵，小小的城鎮裡她聽到也只是居民嘴裡家長裡短的議論，都柏林對於她來說，是一個迷宮似的大城市，更何況一個她甚至無從瞭解的海外。長期處於資訊短缺的社交圈裡，她所處的社會環境最終將她幼兒化，失去走出去的自信和勇氣。但讓人痛心的是，伊芙琳在困境中的掙扎部分源於自身早已根深蒂固的傳統倫理道德。父權制對女性的制約，形成了伊芙琳接納容忍的“婦道”。在愛爾蘭社會，嚴格的天主教思想約束著其籠罩之下的任何人，女人必須堅守婦道，服從父權制度。封建貞操觀又是束縛女性自我發展和自由生活的另一把枷鎖，這種傳統社會對女性的嚴格規範，正是男權的體現。性被動和性冷淡也是自然發生的事，因為性也是服務於男權的。勒納在《女性經驗》中說道：“社會造了一座牆，將女性封閉在家庭生活的圈子中，而被女性視為離經叛道的恐懼，是砌成這道牆的最後一塊磚頭。”[5]離經叛道的恐懼因此使很多女性在感情、思想上和生理上服從於男性，她們自認為這便是社會對她們的要求，而自欺欺人般地控制自己。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想到要離開父親，父親的慈愛會侵佔了她脆弱的心。“那一回父親為了逗孩子們發笑，故意戴上了媽媽的女帽吶。”[2]此刻連一向不待見她的街坊也成了她的掛念，“四周是從小朝夕相處的親人。”[2]她習慣了家的思維，家於她心中意味著安全感。看著屋內自己每日擦拭的物件，她內心恐懼著，害怕與現在的生活脫離。“或許，再也見不到這些熟悉的東西了，她連做夢都沒想到跟它們分手吶。”[2]她的內心裡，傳統倫理道德已深深地攫住了她，綁架了她，而她對這社會賦予她的角色產生了病態的依戀。

　　三、癱瘓：“痛苦而迷惘”

　　[2]最終決定要和自己的愛人私奔時，她身處茫茫人海，預感前途的迷茫，不知該選擇哪條路。“她痛苦而迷惘。”[2]這種痛苦幻化成了她最後的精神癱瘓，“於是，她對他板起一張慘白的臉，無可奈何地，恰如一隻走投無路的動物。她茫然瞅著他，目光中既沒有戀情，也無惜別之情，彷彿望著一個陌路人。”[2]她已經做不出任何選擇了，生活已經迫使她無法做出選擇。精神癱瘓成了她最終定格的場景。她失去了選擇的主動權，失去了自由意志，失去了健全人格。本文中另一位女性，伊芙琳的母親，雖未在場，卻時時影射著伊芙琳的困境及內心狀態。母親最終徹底地精神癱瘓，瘋狂而死。而瘋狂，正是精神癱瘓的巔峰。令人悲哀的'是，母親在被這個父權社會綁架之後，觀念也已完全內化接收，那就是一個女人應該為家庭無悔付出。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她臨終時刻，她對伊芙琳的遺言僅是“保證盡力支撐這個家。”[2]她自己已不知，她正以被綁架者的身份，成為綁架者的同謀。在自己被戕害滅亡之際，也不忘將這份罪惡透過道德的方式轉交給自己的親生女兒。母親勞碌一生，最終瘋狂而死。其未能衝破自己被賦予的角色，因無法釋放自我而瘋狂。想到母親痛苦的一生時，伊芙琳震顫著叫囂著要逃離這個世界。只可惜此番覺醒噴薄過後一切僅剩的只是茫然的眼神，一切又終歸回到原點。或許伊芙琳的母親也曾有過這短暫而噴薄的覺醒瞬間，只是身上的角色烙印過於沉重，已經深深鐫刻在了她的思想裡，想擺脫已是不能。伊芙琳放棄了這次的新生，或許她會重新回到那個綁架她的社會里，或許最終她的結局會和母親一樣，瘋狂而死。但這也許不是最悲哀的地方，當伊芙琳也成家生女，她的思想或許也會延續在自己的女兒身上，她的女兒或許也會走上相同的路。一切，終歸是一個延續。結語：社會、傳統觀念和男性自私的思想決定了女性有限的生存空間，而有限的生存空間必然造成有限的個人選擇，女性的反抗或多或少會遭遇失敗，從而滯於癱瘓之中，沒有出路。喬伊斯選擇從女性視角出發，讓讀者能夠窺探女性的內心世界。伊芙琳雖有過短暫而強烈的女性意識覺醒，可最終這道光芒還是曇花一現。在這男權及傳統禮教束縛下的都柏林，女性遭遇了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綁架，最終因失去自我而精神癱瘓。實際上這個故事中還隱藏著另一個影子，那就是伊芙琳的母親。和伊芙琳一樣，伊芙琳的母親經歷了一切傳統道德所賦予的艱難角色，終其一生無我付出，最終奔潰瘋狂而死。喬伊斯給予伊芙琳母親的草草幾筆卓有深意，伊芙琳現在所走的路，正是她母親生前所走的路，這是一個家庭中兩代人的生命狀態及思想狀態上的延續。可是一個家庭如此，都柏林千千萬萬個其他家庭不也是如此麼？女性面臨的傳統道德及父權壓制在都柏林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是一樣的，而不一樣的只是人而已。伊芙琳及母親最終妥協了，還有千千萬萬個女性妥協了，但是喬伊斯始終不忘給人以希望，他借伊芙琳之口噴薄出了那強韌有力的吼聲：“我為什麼應該受苦？我擁有幸福的權利！”終會有其他的女性在這條路上堅持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