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王爾烈文化的形成條件及文化影響論文
淺談王爾烈文化的形成條件及文化影響論文
任何一種文化形態都集中表現為特定自然地理環境下的物質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結構，亦即各種型別文化的產生和形成都離不開特定的自然條件與社會歷史條件。而且，不同的地域，其文化形態則會呈現出不同的特徵。遼陽物華天寶，人傑地靈，這裡鍾靈毓秀的山水和底蘊深厚的文化，孕育出無數風流人物，他們都曾在某個歷史時段散發出耀眼的光芒，給後人留下永遠的人文記憶。王爾烈(1727-1801)作為清代遼陽籍的著名歷史人物和當今飲譽古城的標誌性文化人物，也不例外。
一、王爾烈文化形成的客觀自然條件
自然條件是環繞人們周圍的外界環境、時空範圍等各種自然因素的總和。環境是人類文化形成的基礎，是人類賴以生存與活動的空間。王爾烈文化作為遼陽的歷史名人文化，是在一定的自然環境和時空範圍內孕育、產生和發展的。古代遼陽的區域劃分多有變化，“或為郡治，或為國治，或為府治、縣治、路治、衛治，其建制沿革既芬然靡常而載籍復多閥略，故往時疆域多不可考”，從而造成後人的眾說紛紜和人云亦云。雖然明清以來遼陽區境逐漸縮小，但明清兩代遼陽的自然環境仍然可圈可點。
《論語》曰:“智者樂山，仁者樂水。”如果說遼陽是東北第一城，那麼千山就是遼東第一山。據史料記載，遼陽“東南二方向距城三十餘里外，為群山攢聚之區，而以千山為名勝，以雞爪山為近祖”日。千山古稱積翠山，又名千華山，為長白山支脈，它向屬遼陽管轄，建國前始歸鞍山。千山更是遼陽的象徵。眾所周知，《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祖籍遼陽，在紅學界早有定論。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官至江寧織造，兼兩淮巡鹽御史，亦工詩詞，不少作品署名“千山曹寅”。這裡的千山乃遼陽之代稱，可見千山與遼陽兩者之間存在著難以割捨的緊密關係。不寧唯是，“在遼陽孕育發展中，千山以其獨特的風姿成為遼陽重要的文化元素”。而“正是由於遼陽深厚的文化底蘊，千山才逐漸形成獨特的歷史文化，進而走向博大，成為遼東地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王爾烈文化在形成過程中，同樣汲取了巍峨千山的雄渾之氣。千山自古就有“無峰不奇、無石不峭、無寺不古”田之譽。千山的人文景觀極為悠遠博厚，其中一個顯著特點在於，佛教、道教和儒教文化集於一山，釋道儒既各自獨立又相互融合。早在1400年前的北魏時期，當佛教傳到遼東之時，千山就有了僧侶的蹤跡。後來，隋唐時代開始建有廟宇，康熙六年(1667)道教又傳入千山。千山的儒家文化也久負盛名，旅遊詩文、亭閣楹聯、摩崖石刻等蘊含著濃郁的儒家文化，龍泉寺的西閣書房更是傳授儒家文化的典型場所。王爾烈一生與千山結下了不解的情緣。乾隆十四年(1749)，王爾烈來到龍泉寺西閣讀書，乾隆三十年(1765)鄉試考中舉人第一名，為解元;乾隆三十六年(1771)考中進士，名列二甲一名，為傳腫。王爾烈斷斷續續在千山學習長達二十二年，西閣的客燈也因此成為王爾烈寒窗苦讀的歷史見證。乾隆丁酉年(1777)四月，剛過天命之年的王爾烈為龍泉寺西閣親筆題寫了“瓊島虛舟”之名;倘若細加品味，是否也有虛無縹緲、如夢似幻的淡然思緒沉浸其間?近現代遼陽知名學者劉華偉先生撰集的《千華山志》，收錄了王爾烈詠贊千山的37篇詩文，其中就有《龍泉寺》一詩，在詩的.字裡行間無不流露出作者對龍泉寺依依不捨的情嗦和不絕如縷的眷戀。千山秀美多姿的自然景觀、悠久的人文歷史和燦爛的宗教文化交相輝映，吸引了眾多的文人墨客和不少的帝王將相前來吟詩作賦、題匾贈聯。王爾烈曾多次重遊千山，在山水林泉間留下了他徜徉徘徊的足跡和感悟，以及大量膾炙人口的詩文和匾額，從中不難看出佛道文化給王爾烈帶來的既深且遠的影響。
水也極具文化內涵，既是生命之源，更是文明之本。它以廣泛的社會性、歷史淵源的悠久性、豐富內容的精博性和前進方向的先進性，而具有母體文化的特性。古代的河流水量遠較今日豐沛，“遼境諸水以太子河流域為最長”。即以現在而論，遼陽境內僅5公里以上流程的大小河流就有86條，其中10公里以上的大小河流29條，這些河流組成了太子河、渾河兩大水系。據清初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所撰《讀史方輿紀要》記載:“太子河即故衍水，燕太子丹匿於衍水中，後人因名太子河。”太子河博大無私地滋潤著兩岸的土地，世世代代地養育著一方兒女。為此，歷代文人為讚美太子河寫詩作賦者絡繹相繼。明清兩代，遼陽八景美不勝收，太子河均列其一。明嘉靖遼陽籍監生、詩人韓承訓在“遼陽八景”詩之一《太水環帶》中，透過描寫太子河的浩渺氣勢和動態畫面，表達了閱盡滄桑的寥廓心境和承載歷史的悲壯情懷。王爾烈的“清代八景詩”之一《龍王夜渡》，也以傾注深情的筆墨展現了韻味悠長的太子河夜景。亙古流淌、不捨晝夜的太子河，訴說著催人奮進的綿長故事和悠遠心聲，對映著歷史遷延的壯麗風采和奇異魅力，傳承著風蕭蕭兮易水寒的豪邁特質和沖天俠氣……太子河作為遼陽人民的母親河，既孕育了璀璨而厚重的遼東文化，也哺育了二百多年來讓遼陽人引以為傲的文化名人王爾烈。
二、王爾烈文化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
從公元前300年燕國在襄平設遼東郡治起，直到公元1625年努爾哈赤遷都瀋陽的近兩千年間，遼陽一直是東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且“為邊激用武最著之地”側。其歷史之悠久和文化之古老，在全國曆史文化古城中實屬罕見，而瀋陽作為東北地區中心城市的歷史，至今還不到400年。史學界亦認為，“遼陽自秦漢以來，為郡為縣、為京為州，歷古不廢。我國家發祥重地，遼陽首焉。”別事實上，後金遷都瀋陽後，遼陽的政治、經濟中心地位雖然已成昨日黃花，但因為這裡有著東北地區任何城鎮都難以匹敵的深厚的人文底蘊，所以依然能夠比較長久地保持著文化方面的絕對優勢。這一點庶幾可比於十一世紀七八十年代，北宋國之都汴梁與文化中心洛陽之間出現的政治與文化的重心分離現象。
就社會歷史發展而言，王爾烈文化的形成也有其遠源近因。有“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的前車之鑑，我們覺得，關於殷商之後箕子東來，把中原地區的詩書禮樂帶到了遼東地區，以及東漢末年避亂遼東三十年的管寧“講詩書，陳姐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而對遼東的學風和社會風氣產生了積極影響的“遠源”性話題屬於乏味的老生常談。因此，這裡只說“近因”。
有明一代，東北地區的南北文化發展水平出現了極大差異，南部的遼東文化繁榮昌盛，北部的文化仍處於原始狀態。這一時期，遼東的城鎮發展規模空前，文化教育事業突飛猛進，其最重要的標誌是開辦學校，實施儒學教育。洪武十四年(1381)，在遼東都司所在地的遼陽於老城東南角著手建立遼東都司儒學，翌年建成。“都司儒學建築宏大，裝置齊全，‘遼東學校莫有過焉者”’。它“不僅是東北地區內設立的第一座學校，也是明代在各邊疆地區內設定的第一座都司級儒學。志書上亦有遼東地區在嘉靖年間由“御史胡文舉建遼左書院一、習武書院一、社學六”圈的相關記載。在科舉方面，明代的遼東地區從正統到嘉靖90餘年間共有45人中進士，其中遼陽人就佔400/a，達到18人。
到了清代，遼陽的文化教育事業有了進一步發展。清代遼陽建治，由順治年開始。初為縣，康熙三年，升縣為州。順治十年(1653設遼陽府，翌年即決定設遼陽府學。順治十四年(1657)撤遼陽府，設奉天府，遼陽府學隨之改為奉天府學，康熙五年(1666)遷移瀋陽。自“康熙元年(1662)以後，盛京地區陸續設定了一批州縣，儒學也隨之建立起來”。康熙十二年(1673)，由知州吳承先在明儒學舊址重建遼陽儒學。乾隆六年(1741)，歲貢出身的吳秉禮就任遼陽知州，至乾隆十四年(1749)卸任。其間，他興教育，建學館，設考棚，增學額，政績頗著。清代前期，東北先後建有書院十一所，其中規模與影響較大的是建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的瀋陽萃升書院，歷史較久的則是建於明代的遼陽襄平書院。遼陽除府學、儒學、書院外，清初又置社學、義學、官學等，並發展私塾教育，以作為八旗官學、州縣儒學的必要補充，而且也是清代東北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清時期，遼陽教育事業的長足進步，對於促進遼陽文化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若說人才濟濟的遼陽是藏龍臥虎之地，確實有案可稽，有史為證，絕非無中生有，憑空杜撰。
三、王爾烈文化形成的地域文化影響
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不同地域都有其氣質獨特的歷史軌跡和揮之不去的文化記憶。由於特定的地理環境、氣候物產、礦藏資源和地域歷史文化的積澱，中國文化歷來就存在著南北特性差異。至於北方人的豪爽大度，特別是東北人的粗獷豪放，以及南方人的細膩機敏，只是源自文化特性的差異而形成的性格上的不同特點。關東文化以鮮明的地區特點和傳統的民族特色而獨樹一幟，是中華民族博大精深而又魅力無窮的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關東文化始終以遼東文化為主導，既有遼東文化的遺存，又有中原文化的浸潤，還有江南文化的滲透。只有根植沃土，才會枝繁葉茂，遼陽地域文化的滋潤，對王爾烈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關於遼陽的地域文化，我們不說別的，只說東北的流人文化，因為這樣可以讓人窺一斑而知全豹。
洪武四年(1371)二月，明王朝在遼陽設定遼東衛指揮史司。同年二月，將遼東衛改為定遼都衛指揮史司。洪武八年(1375)，定遼都衛指揮史司又改為統轄整個東北地區的遼東都指揮史司。“遼東都司是明代流人最為集中之地，而25個衛中流人最為集中之衛有由定遼左、右、前、後、中5衛組成的遼陽，另有鐵嶺、三萬、遼海、瀋陽等衛。"
下面，我們列舉明代幾個跟遼陽有關的文化流人，以此說明流人文化對遼陽地域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一是卞士亨。卞士亨是明代有文獻可考的較早流人，在洪武四年(1371)前後，被朱元璋遣戍遼陽，十年後遇赦還鄉。二是黃正色。黃正色(1501-1576)，明無錫(今屬江蘇)人，嘉靖八年(1529進士。嘉靖十七年(1538召為南京監察御史，嘉靖十八年(1539)被遣戍鐵嶺衛。在戍所三十年，穆宗初召還，遷南京太僕卿，致仕卒，留有《遼陽稿》，後祀遼陽三忠祠。三是黎貞。黎貞，廣東新會人，洪武十八年(1385遣戍遼東，洪武三十年(1397被赦歸。黎貞在遼東十三年，寫有大量的詩篇，其中包括一百韻、一千字長詩《遼陽寓懷》。以下三人是受“李福達獄”案株連而同時滴戍東北的徐文華、劉琦和程啟允。他們意氣相投，患難與共，在戍所又過從甚密，詩酒唱和，又於嘉靖八年(1529)共同參與《遼東志》的編寫工作。徐文華，嘉定州(今四川樂山)人，正德三年(1508)進士，授大理評事，耀監察御史，巡按貴州。嘉靖六年(1527)被遣戍遼陽。徐文華“‘有節操，工詩文’，在戍所日以吟詠為事”，留有《遼陽集》。劉琦，陝西洛川人，正德九年(1514)進士，嘉靖六年(1527)遭遣貶，“戍瀋陽衛十餘年，講學不輟; 嘉靖十六年(1537)赦歸。程啟允，嘉定州(今四川樂山)人，正德三年((1508)進士，嘉靖六年(1527被滴戍撫順，十一年(1532移居瀋陽中衛之浦河千戶所，十五年(1536)遷徙錦州，同年，與徐文華、劉琦同遊千山，寫有《遊千山記》，《遼陽縣誌》收有此作，《遼東志》和《全遼志》亦收有三人詩文。如此之多的文人雅士遣戍遼陽乃至遼東，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成就了遼陽乃至遼東的文化繁盛。同時，“他們以卓越的學識和高尚的品格，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給人以奮鬥的勇氣和前進的力量。
到了清朝初年，從順治元年(1644)起，遼東進入了為期25年的經濟再建時期。“清廷於這個時期將大批流人遣戍到遼東，尤其是遼東的盛京與尚陽堡。”“除此二地外，還有鐵嶺、撫順、遼陽等地，也是此期重要的戍所。”康熙時期，文字獄頻興。雍正時期，陸續發生了三次文字大案，其中兩次的涉案人員都被遣戍遼東的寧古塔。由於文字獄迭出，動輒得咎的數以萬計的東北流人作為開發邊疆與傳播中原文明的使者與先驅，對遼東乃至關東文化的發展發揮了歷史性作用，做出了巨大貢獻。東北流人將以中原文化為主體的流人文化與當地本土文化碰撞、交流、影響、融合，從而形成了文化新質。
王爾烈生活於乾隆時期，正值“落日的輝煌”時代，其間“不僅政權已很鞏固，社會經濟亦發展到頂點。同時，文化上也達到有清一代的極盛時期”。乾隆帝不但是中國曆代帝王中壽命最長和實際執政時間最久的皇帝，而且是康乾盛世“奇異的悲歌”的終結者。在執政的60年裡，他“勵精圖治，開江拓宇，四徵不庭，睽文奮武，於斯為盛”，在傳承、創新、發展華夏文化方面，取得了彪炳史冊的輝煌成就。一是繼承和弘揚了以儒學為宗的傳統文化，融入了周邊民族的多元文化，從而鑄就了文化偉業，開啟了一個璀璨恢宏的文化時代。二是“開設‘四庫全書館’，收輯遺書”，編纂巨峽《四庫全書》，在“客觀上為整理和儲存中國古代文獻作出了貢獻”。三是乾隆帝才華卓異，痴迷書法，熱衷詩文，既是清朝一國之君，也是文壇高產大家，自內廷到御苑，從塞北到江南，其墨跡之多，在歷史上罕有其匹。他撰寫的文章，不包括《清高宗聖訓》300卷在內，就有1350餘篇;他留有詩作四萬二千多首，幾與收詩四萬九千多首的《全唐詩》相坍。《清史稿》對乾隆時期文化的評價是:“海內從風，人文炳蔚，學術昌盛，方駕漢、唐”。然而，不可迴避的是，乾隆時期，“與編纂《四庫全書》並舉，文字獄也更為嚴厲”，“從乾隆六年至五十三年，共有獄案六十三起，深文周納，羅織定漱，士氣之消沉，莫此為甚”，致使“文治”未免有些黯然失色。清代詩人龔自珍的名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就是對清代文字獄後果的真實寫照。無疑，璀璨恢宏的文化時代為王爾烈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至於王爾烈現存詩文大多脫離不了“頌聖”的主題，固然與其思想上存在的侷限性有關，但懼怕文字獄催禍應該是個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四、結語
遼陽不但是文人雅士的集聚之地，而且是東北文化的薈萃之域。“千百年來，遼陽先民就在這山水之間繁衍生息，辛勤勞作，聚存了豐厚的文化積澱，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鑑於歷史難以留下所有創造者的聲名，於是人們就將群體的創造附麗於文化名人之身，這是後人既無奈又智慧的選擇。遼陽肥沃的文化土壤和優越的人文環境，使王爾烈自幼得天獨厚地飽受著充滿勃勃生機和鄉土氣息的文化陶冶，從而形成了極具魅力的王爾烈文化。同時，王爾烈文化也進一步豐富和充實了遼陽曆史文化的資源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