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農產品流通體系發展現狀及完善策略論文
安徽農產品流通體系發展現狀及完善策略論文
江蘇沿海縣域發展概況縣域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解決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的根本載體，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民生經濟”。近年來，各省均十分重視縣域經濟發展，出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取得了一些效果，對夯實我國經濟基礎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對改變我國的資源配置、提升縣域經濟在國民經濟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這種機制創新有助於解決財政困難，維護基層和農村社會穩定，從而有力地促進了各省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
江蘇的海岸線主要在長江以北，南通、鹽城、連雲港是江蘇的沿海城市，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京、南通、泰州、揚州是沿江城市，徐州、淮安、宿遷則為內陸城市。以縣域為考察尺度，江蘇縣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僅表現為蘇南、蘇中和蘇北的經濟差距，從東到西也存在經濟發展梯度（如表1所示）。蘇南由東到西漸次出現從一類地區到四類地區的梯度變化；蘇中從沿海到內陸三、四類地區逐漸減少，五類地區逐漸增加；蘇北的鹽城一淮安一宿遷也表現出從四類地區到六類地區的經濟發展梯度。差異形成的因素很多，從空間上著，首先，距離輻射中心上海市的遠近造成；其次，距離的長江遠近造成；第三，距離海岸線．尤其是距離沿海港口的遠近造成。可見，江蘇省儘管是沿海省分，但也存在沿海與內陸的差異，只是這種差異要小於省內南北方向的經濟差異。
徐州地處江蘇西北角，是蘇北核心城市，也是內陸城市，南通地處江蘇沿海南端，是蘇中城市，也是江蘇沿海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就經濟發展差距而言，南通各縣域在經濟社會發展梯度中屬於三至五類地區，徐州各縣域屬於四至六類地區，積累貢獻和勞動投入增加貢獻的剩餘部分全部歸因為技術進步。
綜合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現代經濟增長的不同流派，可以把影響經濟增長的要素概括為：自然條件、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資本、技術條件、產業結構變化和制度安排等，其中，有些因素是可測量的，如勞動力、資本、產業結構變化、自然資源等，有些是不可（或不易）測量的，如技術、制度安排等。本文對縣域經濟增長的分析，是在新經濟增長模型的基礎上，增加產業結構變化、進出口貿易、政府投入、固定資產和糧食產量等可測量因素作為解釋變數，GDP增長率減去上述各因素貢獻率所得，即為制度安排和自然條件等因素的貢獻率。
技術方法
樣本與變數選擇。本文利用面板資料對縣域經濟增長進行分析和比較。
樣本。徐州市和南通市共12個縣市，時間尺度為1999-2007年區間。
被解釋變數。人均GDP( AGD)．縣域經濟增長主要表現為縣域GDP增長和農民收入的增長，本文以人均GDP作為被解釋變數。兼顧指標選擇的合理性、資料的可得性與面板資料對指標數量的限制性，選擇如下指標作解釋變數：勞動力數量，採用鄉村從業人員數(LAB)；資本投入，採用固定資產投入( GZ)和政府的財政支出(FD)；出口額(EX)；產業結構，採用二次產業在GDP中的比重(CYJ)：農業產出，採用人均糧食產量( AFO)。本文資料均來自各年度《江蘇統計年鑑》。
模型設定。在新經濟增長理論框架下，本文采用的面板資料模型形式如下：
徐州與南通縣域經濟增長的相似性分析
為了檢驗新經濟增長理論能否解釋兩地縣域經濟增長的原因，本文提出以下命題以供檢驗：
命題1：鄉村就業人口規模增大無助於縣域經濟的增長。
命題2：政府行為對縣域經濟增長有正面作用。
命題3：產業結構最佳化是影響縣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產業結構的最佳化是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也就是說同樣的生產要素在各產業之間的分配比例不同，經濟效率就會存在較大的差異。
命題4：出口貿易是影響縣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區域經濟的增長取決於向區域外“出口”部門和“非出口”部門的.比例，如果這一比例越高，區域經濟增長率就越高。
（-）Hausman檢驗
檢驗拒絕了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相一致的假設，所以採用固定效應方法，對模型用變係數的可行廣義最小二乘( FLGS)方法進行估計（如表2所示）。
（二）縣域經濟增長因素的固定效應分析
如表3的迴歸模型顯示，徐州與南通兩市縣域經濟發展存在共性：首先，勞動力數量變化對地區生產總值的影響不明顯，驗證了命題1。其次，1%顯著水平上，出口額和地方財政投入影響為正，5%顯著水平上，產業結構影響為正，15%顯著水平上，地方基礎設施投入影響為正。產業結構、地方財政投入和出口貿易的影響係數和影響顯著程度均較高，命題2、3、4得到驗證。第三，僅管兩市均為農業大市，但人均糧食產量變化對經濟增長沒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另外，各縣的固定效應值差異較大，說明各縣地區性基礎或稟賦因素存在差異，是縣域經濟差異產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南通各縣域中，海門、通州、啟東、海安、如東為正，如皋為負；徐州各縣域中，沛縣為正，銅山、新沂、豐縣、睢寧、邳州為負。 徐州與南通縣域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分析
（一）徐州和南通地區發展差異比較
本文分別將徐州各縣與南通各縣作為兩個整體進行比較。Hausman檢驗表明，拒絕隨機效應，繼續採用固定效應方法，對模型用變係數的可行廣義最小二乘( FLGS)方法進行估計（如表4所示）。
表4的迴歸模型顯示，在徐州縣域經濟發展中，顯著影響因素有產業結構、出口額和基礎設施投入，其中，產業結構的影響係數較高。
表5的迴歸模型顯示，在南通縣域經濟發展中，顯著影響因素有出口額和鄉村就業人口，其中．出口額的影響係數較高，鄉村就業人口係數為負。
比較徐州與南通兩個地區的縣域經濟增長影響因素，可發現沿海縣域與內陸縣域經濟發展差異所在（如表6所示）。發展差異的結果如下：
兩地經濟增長的主要影響因素不同。對徐州與南通縣域經濟增長影響最大的因素分別是產業結構和出口額，表明南通縣域經濟的外向型特點突出，有明顯的沿海地域特徵，徐州縣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則來自於產業結構的最佳化，出口貿易對徐州縣域經濟也有顯著影響，但係數比南通小得多。
徐州縣域經濟的顯著影響因素表現較多元化。正的顯著影響因素有產業結構、基礎設施投入和出口額；而南通縣域經濟的顯著影響因素表現較單一，正的影響因素只有出口額。
兩地的鄉村就業人口均無助於經濟增長。南通的鄉村就業人口數量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呈現顯著為負，即農村存在剩餘勞動力。近年來鄉村就業人口年均增長率為負（-0. 75%），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對人均GDP增長有明顯貢獻，農村剩餘人口每減少1 .78%，人均GDP會相應增長1%。徐州鄉村就業人口數量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表現不顯著。1999-2007年，徐州鄉村就業人口年均增長率是上升的(0.47%)，但並沒有對經濟增長產生明顯貢獻．表明也存在剩餘現象，近年來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工作雖有成效，但勞動力剩餘現象仍兩地經濟發展呈梯度態勢；就相似性而言，徐州與南通兩市都屬於農業大市，在人均耕地面積、鄉村從業人員數量、農作物播種面積、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且可比性較強。本文分別以徐州與南通為江蘇內陸與沿海的代表地區，比較兩地縣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尋找其相同點與經濟發展差距所在，以期得出促進江蘇內陸與沿海縣域經濟發展、縮小經濟差距的策略。
新經濟增長的理論闡釋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代表學者索洛將經濟增長歸因為技術進步、勞動力和資本等因素，由於技術進步測量難度較大，便以可測量因素勞動力和資本為解釋變數，以總量生產函式為被解釋變數，基於此提出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其理論模型為未扭轉，勞動力數量在緩慢上升。
資源配置效率存在差異。兩市模型的常數項比較，南通為12.98、徐州為-2.98，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南通縣域經濟發展稟賦條件更好，市場化機制更完善，資源配置效率更高。
（二）徐州和南通的縣域差異特點
具體到各個縣域之間的差異，本文采用面板資料模型的變係數變截距的FGLS固定效應分析，即對於每一個縣市都有不同的截距，每一個影響因素都有不同的係數，這種模型形式能夠很好地總結出某一地區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的顯著性及其變數係數值的變化，如表7所示。
具體到縣域，徐州與南通各縣經濟增長影響因素差異結論與地區比較結論相似，如徐州各縣的經濟增長影響因素以產業結構為最重要因素，南通各縣則以出口貿易為最重要影響因素；徐州影響因素較南通表現更多元化（如表8所示）。此外，還表現出如下特點：
第一，沿著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梯度的變化方向，三類地區和四類地區的影響因素中出口貿易較為重要，五類和六類地區產業結構和財政支出因素則較為重要。
第二，銅山是徐州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縣，其經濟發展水平在啟東、海門、通州、如東、海安之後，兼有沿海與內陸縣域經濟發展的特點，產業結構和出口貿易都是其主要影響因素。
第三．經濟增長較快的縣，鄉村就業人口數量近幾年來呈現下降趨勢，如南通各縣以及徐州的銅山、新沂和邳州，這些縣市，鄉村就業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彈性都在不同的顯著程度上表現為負，尤其以如東、邳州和銅山的顯著程度較高。
江蘇沿海縣域經濟的發展策略
（一）最佳化產業結構
截至2007年，兩地12個縣市中，二次產業佔比低於35% - 50%的5個縣，二次產業佔比50% - 60%的7個縣，產業結構最佳化要區別對待，二次產業佔比較低的縣市仍要以大力發展二次產業為主，二次產業佔比較高的縣市則要注意產業結構的高階化，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逐漸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過渡。
（二）內陸縣市應積極開拓外向型發展道路
江蘇沿海開發已上升到國家級戰略部署，這也將給內陸縣域的出口貿易帶來發展的契機。除了發展出口貿易外，內陸縣還應在本地優勢資源與優勢產品的基礎上，開拓外向型經濟發展路徑，面向周邊地區發展區域間貿易。
（三）全面開展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與培訓工作
面對農村勞動力過剩已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的現象，應繼續實施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各項措施，包括培訓農村勞動力、引導剩餘勞動力異地輸出以及本地轉移等多項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