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創作的時代及作者

詩經創作的時代及作者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前11世紀至前6世紀)。

　　最早談到詩經各篇創作年代及作者的，不是後人習以為的是毛詩，而是《左傳》裡所記載，在東周(前770年)春秋時代的吳國公子季札，於孔子只有八歲的那一年(公元前544年)，到魯國來觀魯國宮廷上唱《詩經》，即所謂的『周樂』(周朝天子宮廷的雅樂)時，對於周朝的雅樂以唱《詩經》為雅樂的內容，表達他對於所聆之雅樂的《詩經》內容的二南、國風、雅、頌各篇的看法時，對於詩經各篇的或詩或樂的綜合評述裡，就首先對於詩經的作者及時代，就發表了最為近於詩經創作年代的那時的看法，而該一看法，因為最近於詩經創作的先周到東周初年，就在季札時代未遠的過去，比起漢朝魯、齊、韓詩或毛詩，或東漢的鄭玄或後世如朱熹或明清以來，所有後世的臆斷，當更有參考價值而近古，但卻是古來研究詩經諸家，完全忽略而未從其中得到詩經作者及時代的線索的來源及古說，今為之申理之。其全文見於《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二南(周南、召南)：季札指出：『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即指出二南的創作時代是周朝打下天下之初(『始基』)，而尚未平管蔡亂事等平定天下之前(『猶未也』)，但是詩中顯示出了那種要平定天下的企圖心(『勤而不怨』)，即季札指出了二南各篇創作時代當是在成王即位初管蔡亂事未平之前。

　　邶風、墉風、衛風：季札指出：『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前758年卒)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季札指出了，此三國風乃是『衛風』，是『衛康叔、武公』(『其』)的時代的作品，即，最晚至東周初年的作品，而且這些作品是代表了『衛康叔、武公』的『德』。

　　王風：季札指出：『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即指出這是周朝遷往東方，即東周時(前770年起)的作品。

　　鄭風：季札指出：『美哉。其細己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即指出，這些詩篇裡的內容，呈現的都是繁瑣擾民，造成下民忍受不了，是鄭國在西周末年時，其畿內諸侯鄭桓公於西周亡時，取得十邑之地成立新的鄭國。而季札指出這是西周的舊鄭國亡國前(前770年前)的作品。

　　齊風：季札指出：『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此為讚美齊風之詩有泱泱大度，而未提及其作品時代。

　　豳風：季札指出：『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即指出，於豳風詩篇裡的浩蕩及樂而不過度，顯示出是周公被封於東方的魯國所帶到魯國來的周朝本土味。即指，此豳風所述皆周公被封魯國前的西周或先周的.遺風及舊作。

　　秦風：季札指出：『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按，此為談及秦風的樂曲有先周舊樂的風格。

　　魏風：季札指出：『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即，如果君主能以魏風為榜樣，則會是好君王。

　　唐風：西周成王封其弟叔虞在陶唐氏故地，即後來的晉國。季札指出：『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即，指出，唐風各詩的作者有遠憂之思，乃有德性者的後人所寫的，像是陶唐氏(堯)的後代所作。

　　陳風：季札指出：『國無主，其能久乎。』即指其國亂，能久嗎。即，應是指近於季札時代所著，以陳風見陳國必將不久。

　　檜風及以下的曹風，季札就沒有評論(『無譏』)了。

　　小雅：季札指出：『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即指出，是西周衰亡前之作，而作者是抱持先王之志的遺民。

　　大雅：季札指出：『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即，認為大雅都是歌頌文王等先王的。

　　頌：季札指出：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聲平，莭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即，頌是歌頌周代先王的『盛德』。

　　於是，此一最早及最近古的季札於東周初年論及時代未遠的詩經的作者及其創作年代，提供我們一個非常明晰的輪廓，足以改正不少後人研究時的想象力的與史實不合之處。且也提供了對於周代以詩經為雅樂歌辭的一個具體的史料，足以瞭解周代的雅樂和詩經是一致的。

　　而周代的俗樂實另有其樂，非是詩經裡的國風，因為，季札到魯國觀『周樂』(周朝的雅樂)時，詩經連同國風都是雅樂的一部份，而有關周代的民間俗樂，其實周代史料亦記載的十分充份，只是被不少後人誤以為詩經國風就是民間歌謠而把真正的周代俗樂，所謂的梁惠王所說的『世俗之樂』或《禮記?樂記》裡所提到的相對於『古樂』(雅樂)的『新樂』等等不勝列舉的周代的俗樂給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