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概論》讀後感

《清代學術概論》讀後感

  細細品味一本名著後,相信大家一定領會了不少東西,寫一份讀後感,記錄收穫與付出吧。那麼我們如何去寫讀後感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清代學術概論》讀後感,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最近拜讀了梁啟超先生的《清代學術概論》,感慨頗多。此書原為梁啟超為蔣方震所著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所寫的序言,由於梁啟超下筆不能自休,短短几天,竟成數萬字之文,於是獨立成書,可以說這本書是梁啟超先生無心插柳的著作。通觀全書,不僅可以視之為一部論述清代“思想界之蛻變”的學術論著,也可言之為梁啟超個人的學術回憶錄。全書以梁啟超回憶的形式寫成,書中雖然有些偏頗之處,但此書涉及了考古學、地理學、金石學、哲學、經學、史學、文獻學、詩歌、曆法、數學、佛學、美術、水利等學術領域,而貫之以時代思潮興衰轉承的主線,可以說氣勢磅礴,思路明晰,一氣呵成,可稱之為“近代學術史上的一件珍品”。此書使我受益最深的是梁啟超所提出的研究學問所應具有的精神——善疑、求真、創穫。我僅從這六個字淺談一下我的感想。

  一、善疑

  梁啟超在書中寫道“可以知學問之價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創穫。所謂研究精神,歸著於此點。”梁啟超將“善疑”視為研究學問的首要精神。他在書中高度評價了“善疑”的閻若璩和胡渭。梁啟超認為閻若璩攻《偽古文尚書》,漸開學者善疑之風。胡渭的《易圖明辨》,也觸及宋學主要根基,使宋學受到致命傷。由此可見,梁啟超極為讚賞這種“善疑”的精神。

  梁啟超本人也是一個善疑的人。他不僅對古人的權威定論敢於提出質疑,而且對待自己的恩師也是如此。如梁啟超質疑其師康有為的治學方法,認為他過於重視主觀,而輕視客觀事實,而且不能擺脫依傍別人的風氣。在向西方學習的浪潮中,他更是反對其師的故步自封、僵化保守,而認為應當因時而變,最終導致師徒論見不合,分道揚鑣。

  朱熹有言曰:“學貴在疑,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悟,不疑則不悟。”我們應該做到真正的善疑,能夠在常人不疑之處,提出深刻而正確的疑問。這對於治學者來說是一樁嚴格的考驗。它不僅需要嚴謹的'學風,還要有較為深厚的知識積澱和高尚的學術道德。因此,這對初步踏入學術殿堂的人來說確實困難重重。但是學習是一個潛移默化、循序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充實自己,不斷的設疑、存疑、破疑,從而進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二、求真

  梁啟超在總結清代正統派學風特點的時候提出“凡立一義,必憑證據”“孤證不為定說”“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凡採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這幾點都是在講“求真”的精神。他認為清代學者中,“求真”精神最好的踐行者就是戴震,“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是戴震踐行“求真”的最好說明。梁啟超認為,這種“求真”精神為我國古代書籍的輯佚、辨偽、整理、校勘等方面取得了對後世極為有用的成果,他高度讚揚了這種事實求是的治學精神。

  古人治學如此,當今亦然。在當代,求真的治學精神仍然是每個學人都要遵守的準則,治學者只有求真、求實,其學術成果在本學術領域內才能經得起考驗和推敲,從而具有真正的學術價值。“求真”甚至被多所高校作為校訓中的一詞,然而頗有些諷刺意味的是當今高校中學術造假現象卻屢禁不止。學術上的造假如同假冒偽劣的商品,雖然不至於危害人的身體,但有悖於學術研究的求真精神,更重要的是從這種行為我們可以看到此類人學術道德的淪喪。

  當代社會很浮躁,這種浮躁同時也滲透到了學術領域,在各種利益的驅使下甚至扭曲了真正的學術精神,但我們應當清楚,不論社會如何浮躁,“求真”的治學精神仍然需要我們每個人去支援和傳承,只有這種精神得到延續,學術才會得到真正的發展。

  三、創穫

  對於“創穫”,我想從兩方面來理解。

  首先是“創”,即創造。對於清代學術啟蒙時期的代表人物顧炎武,梁啟超很是推崇。他認為顧炎武在學術史上最大的貢獻在於“建設研究之方”。梁啟超總結其方法,列舉有三,而首先就是“貴創”,即抱有實事求是的客觀精神,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不拘泥於成見,提出自己的學術思想。

  其次是“獲”,即收穫,有所得。這裡的“獲”也許不僅僅單是自己有所得,也指令後人能有所得。這一點我們能從梁啟超提倡的經世致用觀點中看到。在書中梁啟超對於顧炎武等人重視“致用”的學術的態度給予了積極的讚揚。

  經世致用的思想可謂影響深遠。鄧小平提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其實也是經世致用的體現。但是不能否認,過於重視致用會有很多問題,梁啟超在書中就涉及了這個問題,他看到了學子之求學者,不以學問為目的而以為手段,其十之八九,動機已不純潔,用為敲門磚,過時則拋之而已。

  創穫精神對於當代的教育也有一定的啟示,在現行的教育體制下,創造性距很多學生還是比較遙遠,縱然是標明素質教育的當代,考分仍然是衡量一個學生是否能夠接受更好教育的重要標準,而分數高低則取決於與標準答案的相符程度,但是有些學科尤其是人文學科的答案並不具有唯一性,而標準答案卻是唯一的,這就在無形之中扼殺了學生的創造精神,因為那些考題不要求學生提出任何疑問,完全是一種灌輸性的、記憶性的知識,在這種狀態下,學生創造性的培養就會有一定的困難,當我們的鄰國日本都頻頻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當中國的教育面對“錢學森之問”時,不管是教育管理者,還是從事基層教育的工作者,在面對這種尷尬的同時,是否能引起反思?

  梁啟超在百年前提出的科學研究精神確實值得當代人去學習和思考,我們在折服於大師高超的學術水準之餘,更應該深入的領會一代學術大家嚴謹的治學精神和良好的治學方法,只有這樣,才無愧於作為一個真正的史學後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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