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原文、翻譯及賞析

張良原文、翻譯及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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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良宋朝

　　王安石

　　留侯美好如婦人，五世相韓韓入秦。

　　傾家為主合壯士，博浪沙中擊秦帝。

　　脫身下邳世不知，舉國大索何能為。

　　素書一卷天與之，谷城黃石非吾師。

　　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

　　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棄商山芝。

　　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絳灌疑。

　　《張良》鑑賞

　　開頭兩句用欲揚先抑的手法，“留侯美好如婦人”，雖是出於《史記·留侯世家》中太史公所說：“餘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然王安石特舉出此點以為起調，分明是要與後面所說的張良之奇功構成對照。“五世相韓韓入秦”句更明顯地帶有反襯的意味。張良的祖父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親相釐王、悼惠王，故說“五世相韓”，然“韓入秦”三字將韓國為秦併吞，張良失去了貴胄公子的地位等家國之痛、身世之感都包括入內，於是引出下文博浪椎擊的描寫。

　　史載秦滅韓後，張良年尚少，然弟死不葬，為報韓仇，悉以家財求刺客，後東見滄海君，得力士，埋伏於博浪沙中(在今河南原陽縣境內)以椎擊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下令大索天下，於是張良變更姓名，亡匿下邳。“傾家”四句就寫了張良的這段經歷，但並不是平鋪直敘，而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這裡不僅對張良的忠於韓國給予了高度評價，而且提到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對於張良也無能為力，從而讚揚了他的勇敢與機智。

　　“素書”兩句寫張良在圯(橋名，一說是水名)上遇黃石公事，這個故事史書中記載得有聲有色。《史記·留侯世家》上說：張良在圯上遇一老翁，翁命良為他拾取墮履，良長跪而進，遂相約五日後相見，屆時良往，翁已先至，斥之而去，復約五日後相見，如此者再，至第三次，翁授良《太公兵法》一卷，曰：“讀是則可為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濟北谷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這個故事頗有傳奇色彩，因而引起了後人的懷疑，司馬遷在《留侯世家》後說：“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王安石在此則徹底否定了這種說法，以為張良之深通兵書乃得自天賜而非傳自黃石公，言外之意是說張良的奇才異智為其天賦而並非仰仗黃石公的'指點。這正是王安石論史的特識處。

　　“固陵”兩句是述張良在楚漢之爭中所立下的奇功。據《史記·項羽本紀》載：漢高祖五年(前202)，劉邦追項王至陽夏(今河南太康)南，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約定共擊楚軍，而信、越兵不至，楚擊漢軍，劉邦退守固陵，形勢萬分危急，遂用張良計，許韓信、彭越封地，信、越遂出兵，大敗楚軍。“解鞍聊出口”是形容張良從容不迫而出奇制勝；“捕取項羽如嬰兒”是用誇張的手法，將項羽這個叱吒風雲的人物比作小兒，表現了詩人對張良的極度推崇。

　　“從來”兩句便轉入了漢朝一統後張良所表現的非凡才智。漢高祖晚年欲廢太子，立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呂后甚恐，求教於張良，良令太子召商山四皓入輔，四皓指隱居商山的四位鬚眉皆白的老人，高祖曾召而不應。一日，四皓侍太子見高祖，高祖曰“羽翼成矣”，遂輟廢太子議。這兩句即詠此事。據史載，四皓之來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而王安石說“為我立棄商山芝”，顯然是為突出張良而作的想象之詞。

　　詠史至此，似已將張良一生的功業說盡，然結句忽宕開一筆，去寫賈誼之事。洛陽人賈誼深得漢文帝賞識，為太中大夫，數上疏陳政事、言時弊，文帝欲以誼任公卿之位，為絳侯周勃、潁陰侯灌嬰等人所忌，乃遭詆譭，出為長沙王太傅，遷梁懷王太傅而卒，時年僅三十三歲。

　　歷代史家都以賈誼為年少才高，然王安石卻說他“才能薄”，分明是用此來作一反襯，烘托出張良的才智絕倫。然細析其中之意，也不是泛泛之言，張良功成名就後遂棄世學仙，欲從赤松子遊，而正是這種視富貴如浮雲的態度，使他成為漢高祖功臣中很少幾個不受懷疑而得善終的人物。就這一點而言，他比知進而不知退的賈誼要高明得多。王安石另有《賈生》詩一首，就指出了賈誼缺乏高蹈出世的曠達胸懷。可知這二句詩雖寫賈誼，其實未嘗離開張良，而且正是順次寫來，由功成寫到身退，全詩便神完氣足。

　　詠史之作貴在能有高度概括史實和捕捉典型事件的本領。王安石這裡選取了張良各個時期的主要活動，用極精煉的語言寫出，如在滅秦和楚漢之爭中，張良屢建奇功。然此詩中僅取了固陵議封韓、彭之事，正因為這一戰至關重要，直接引出了垓下之戰，為漢高祖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又如寫招四皓事，略去種種細節，只寫四皓之初征不至而用良計得招至，抓住了要害，突出了張良的作用。

　　詠史之作往往融入詩人自己的感情和見解，表現了詩人對歷史的重新理解和評判，此詩也不例外。詩人寫出了自己的體會和見解，不受史書的拘限，如“素書一卷天與之，谷城黃石非吾師”一句就是對史書記載的否定，寫固陵出奇謀而說“解鞍聊出口”，述太子招商山四皓則雲“為我立棄商山芝”，都是憑著想象，用誇張筆墨寫出。唯其如此，這篇詩作的意義就超過了一般史實的複述。詩中分明寓有在當日紛擾的政治鬥爭中作者自己的切身體驗，結合王安石在推行變法中屢遭毀謗，最後終於辭官歸隱的經歷，則詩中對賈誼才薄的嘆息與對張良高蹈出世的頌揚，正表達了他自己的深切感慨與立身大節，把詠史和抒懷巧妙結合。

　　至於此詩的音調高朗，語言暢達，起承綰合妥帖有序，都很明顯，毋庸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