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東方主義話語的理論基礎問題探討
關於東方主義話語的理論基礎問題探討
關於東方主義話語的理論基礎問題
作為當代著名思想家的福柯，與其他思想家一樣，關注的是這個時代的人的處境，但與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是他從話語切入對人類問題的關心。
福柯的“話語”是一個比較難以理解的概念。對於這個概念，福柯並沒有給它一個嚴格的定義，如果單從字面上看，人們會覺得福柯所說的話語就是“語言”。的確，在福柯的整個著述中，話語與語言的關係極為複雜，但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福柯的話語並不是索緒爾意義上的語言。福柯在談到自己對於話語問題的興趣時說:“我之所以對話語模式 (modeofdiscourse)產生興趣，並不是因為某種使一系列言說得以可能的語言結構，而是由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生活在一個事物被說出的世界中。人們認為這些被說出的話似一陣風，不留痕跡，可情況並不如此，事實上不論它們的痕跡如何多樣，都會保留下來。也就是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完全為一話語所標記、所交織的世界中，這種話語就是談論被說出的物，斷言與命令，以及談論己出現的話語 (discourses)的言說。”“)這段話，一方面表明福柯的話語概念突破了現代語言學意義上的話語枷鎖，而呈現滲透性、發散性特徵，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完全是被話語所標示、與話語相交織;另一方面，這段話告訴我們不應該追問“話語是什麼”，而應該追問“話語何以存在”。
最後一句一話看似說出了話語的定義，但實際上它是非常模糊的，因為言說 (utteranee)、談論介、被說(besa記)等詞的意義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所以從這段話中我們是無法知道福柯話語概念的確切所指，而這正是福柯的旨意:“我的話語……正試圖避免在其上找到支援的根據，它是一種關一於話語的話語:但它無意在話語中找到一種隱藏的規律，一個隱蔽的本源，它也無意將自身確立為一般理論，視自身為出發點……它試圖展示一種離散，一種永遠不能被還原到一單一差異系統的離散，一種散播，一種不能被聯絡到絕對參照軸的散播。它試圖進行一種非中心化的操作，這種非中心化的操作沒給任何中心留下特權。”①也就是說，福柯話語理論所作的話語成為可能即他所說的“話語形成”，以破除對一切話語的神聖化訴說，破除話語的總體性追求，從而證明沒有一種話語可以囊括整個歷史，所有那些不證白明的東西都是建構的結果。
福柯認為話語是人類科學(包括醫學、經濟學、語言學等)的知識體系，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透過話語而獲得的，話語的產生是由一些權力程式控制的過程，話語與權力互為影響。在一文中，福柯將權力理論引入話語分析，把話語作為“歷史事件”的分析定焦到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上。他指出:“在每個社會，話語的製造是同時受一定的數量程式的控制、選擇、組織和重新分配的。這些程式的作用在於消除話語的力量和危險，控制其偶發事件，避開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質性。”①福柯將話語的控制程式大致分為三種:一是話語的外部程式，又稱為排斥程式;二是話語的內部程式;三是話語的應用條件原則。外部程式的目標是消除與力量和慾望相聯絡的話語所可能具有的危險性，包括三條原則禁忌、分化與拒絕以及真假的對立。“禁忌”原則是最明顯的，也是最為人熟悉的，比如，人們不能隨時隨地說某些事情，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談論某件事情。這屬於言語禁忌，包括對言說物件的限制，言說場合的限制和言說主體的特權限制。它們相互交叉，相互補充，相互強化，形成了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網路。在福柯看來，政治和性是當代控制最緊的網路。對於“分化與拒絕”原則，福柯以瘋癲與理性的劃分為例加以說明。自中世紀以來，瘋人的話語已不能像其他人的話語那樣流通，伴隨著瘋子被禁閉和排斥的過程，它被理性的話語壓制和剔除。嚴格地講，瘋人的言語是不存在的，瘋人眾多的話語僅被視為純粹的噪音。所以，“瘋癲”概念並非是現代精神病學的實在的研究物件，而是理性話語對非理性進行知識排斥的結果。福柯指出，這種形式儘管在現代發生了某些變化，但是並沒有消失，而是以不同的方式、沿著不同的路徑、在不同的制度中起著不同的效果。相對於前兩種排斥的方式，第三種即“真假的對立”原則更為重要和根本。“真假的對立”原則涉及對“什麼是真理”，“為什麼要認識真理”以及“真理是怎樣產生”等問題的追問，這些追問關乎求知意志和真理意志，依賴於某種制度的支援和分配，因此福柯認為，真理與謬誤的劃分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暴力的，而是歷史的建構。在這三條原則中，福柯最重視的是第三條，因為在福柯看來，前兩種形式不但實際上都以最後形式為基礎，而且不斷向最後一種轉化。就現代社會來說，求知意志無論在強度還是在深度上都較以往增加許多，而求知意志和真理意志取決於慾望和權力因素，但這種求知意志最易為人們所忽視，因為它作為排斥體系的一種，己經滲透於一話語之中，這就使得話語很難認識到它的'存在了。
話語的內部程式就是話語對於白己進行控制的規則。這種白我控制的目的是從另一個方面對話語進行控制，即對於事件和偶然性的控制。內部程式也有二個運作原則:評論原則、作者原則和學科原則。評論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初始意義的話語，這種話語得到重複、轉換和討論後形成次級話語。在初始文字和次級文字的關係中，由於初始文字是“源頭”，無疑具有頭等重要性，但原初話語的留存、發展與持久則需要次級話語的“最後說出”功能，因此兩者呈現一種互為依賴的關係。福柯意義上的“作者”指作為一組特定書寫物或陳述遊戲中的統一原則的“作者”，作者原則將各種不同的虛構語言統一起來，透過同一性形式對話語的偶然性加以限定，給話語提供源泉和凝聚點，並將其置入現實之中;學科原則既不同於對原初話語闡釋的評論原則，又不同於對話語的偶然性進行統一性限定的作者原則，而是新命題的形成，是一種匿名體系，雖可以無償提供給任何人，但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的確定命題的正確與否的條件，即只有符合特定條件的命題才能成為真理，也就是說，學科原則規定話語的界限。總之，作者的多產，評論的繁殖和學科的發展都是話語生產的無限源泉。
除了從話語內外對其進行控制之外，還有一種對話語運用的條件加以控制的程式，其目的是將一定的規則施加於某些人之上從而使其他人無法使用，“這就等於將說話主體稀少化:如果一個人沒有滿足一定的條件，或者從一開始他就沒有資格這樣做，他就無法進入關於一個特定主題的話語”①。這種程式主要包括話語儀式、話語團體、教條和教育等方式。總之，在福柯看來，話語與權力是一種辨證的同構關係，影響、控制話語運動的最根本因素是權力，權力是透過話語來現的，話語既是權力的產物，又是權力的組成部分。在、臨床醫學的誕生和中，福柯分析了精神病學、醫學和人文科學的話語，以及在西方文化史的不同時代，官方話語以何種方式對諸如“健全”、“健康”以及“知識”這樣一些非實體的“事物”進行感知、分類和分配。這些著作證明在瘋癲與健全、患病和健康、真理和謬誤之間的區別始終是由不同時期的社會權力中心佔上風的話語模式決定的。這些話語模式與其說是假設和觀察或理論和實踐之間進行的自主交流的過程所形成的產物，不如說是在一定時期內決定哪些理論和實踐，丁上風的基礎。也就是說，權力透過建立制度和法律建構了行為、知識和社會存在，權力也規定著我們自身的形成，它透過語言、性、經濟、政治、文化和心理學的種種規則來構成我們所謂的“個體性”。然而，話語並不一勞永逸地從屬於權力或對抗權力。話語傳播和生產權力;它強化權力，但也破壞和揭露權力，使其軟弱，使對權力的推翻成為可能。話語的這種性質和這些特點使人們不可能在話語所屬的知識型之外進行思想，也就是說，除了屈從話語，人們似乎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