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史在中國的若干發展研究論文

　　社會文化史在中國是從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興起的。由於中西學術之間的隔閡，此時倡導社會文化史的學者劉志琴、李長莉等人對於西方己經繁榮發展的所謂新文化史幾乎毫不知情。她們倡導社會文化史，是出於上世紀80年代國內史學界相繼興起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潮流，而又各自有所不足，因此才產生了結合這兩種新興的分支學科，開展社會文化史的願望。初創時期，大家的想法比較簡單，基本上是出於對日漸興盛的社會史研究的回應，希望引入社會史的維度來使文化史的研究不再侷限在精英文化範圍內，同時也能以文化史的深度來給社會史的敘述增添思想深度和文化蘊涵。這種本土取向的社會文化史經過二十餘年的不斷探索、不斷深化，己經產生了一些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作品，在國內史學界己經獲得相當程度的承認和肯定。

　　大約本土社會文化史興起十年之後，國內史學界開始接觸到西方的新文化史研究，瞭解到這是一個在國際史學界己經產生了廣泛影響的學術潮流，加上先行一步的臺灣學者的推波助瀾，新文化史迅速在國內流傳開來。由於新文化史在理論體系、概念工具、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較規範、成熟，因此，資深的中國社會文化史學者在初步瞭解其特徵之後，迅速做出反應，一方面是吸收其合理成分來完善自己的理論表述和研究實踐，另一方面也對其不適於中國實際的若干方面提出了疑義。更年輕的一批學者，似乎對新文化史熱情更高，徑直將新文化史作為主攻學術方向，不過，他們鑑於國內新文化史是社會史的自然延伸，往往以“社會文化史”這個在西方學術界區域性使用的名詞來指代新文化史。

　　目前，這兩種取向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儘管取得了一些共識，但在學術路徑上的差異比較顯著，甚至出現了一些青年學者刻意撇清與本土社會文化史關係，認同新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傾向。

　　本文主要從理論方法上總結概括本土社會文化史研究取得的主要成績，其中當然也包括學者們選擇性吸收西方新文化史研究之後取得若干新認識。

　　一、本土社會文化史研究在理論方法上的主要收穫

　　從1988年劉志琴呼籲結合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路向開始，到1998年3卷本《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出版之前，除了社會文化史興起時劉志琴、李長莉的提倡與大致界定範圍以外，10年間社會文化史的理論方法探討比較少。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10月3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編輯部主辦的“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具有跨學科的特點，研究歷史學、社會學和文化問題的40餘位學者，圍繞社會文化史的特點和研究方法，以及學科建設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提出了許多富有建設性的思想。儘管當時可資參考的具體研究成果不多，但學者們對於社會文化史研究路向的意義、特點以及研究方法等諸多問題，提出的意見仍然比較成熟。這對於以後社會文化史的健康發展具有一定的導向作用。如有學者提出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內容是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的互動，精英文化的社會化過程，以及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文化意識等。這種意見對於社會文化史既深入社會領域同時又注重對社會現象作出文化解釋的特色，把握得相當準確。對於社會文化史這種學術特色的追求和堅持，使得這門新生的研究方向從一開始就注重對社會文化問題的整體把握，避免了盲目獵奇、雞零狗碎的流弊。“所以禮雖然起源於俗，卻高踞於俗之上，成為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主流，其涵蓋面之廣，幾乎成為中國文化的同義語，而在西方思想史中根本找不到與‘禮’相似的語詞，這是有別於西方，從中國社會土壤中形成的特有概念，理應成為本土社會文化史的重要概念”。在中國特有的禮治秩序之下，衣食住行、百姓日用無不具有倫理的意義，有的己經成為政治倫理的符號，從禮俗互動的視角可以考察中國的國情和民性，這種生活方式在世界上也屬獨一無二。

　　這些新認識的取得，大多與學者們個人研究實踐的積累有關，並非憑空立論;另一方面也與西方新文化史理論方法的.引進與刺激有關，面對較為成熟的西方理論方法的進入，中國社會文化史學者必須提出自己的見解。

　　二、對西方新文化史的選擇性吸收

　　長期以來，中國學者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普遍使用社會生活、生活方式的概念，社會文化史學者也不例外。李長莉在《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傳統到近代》二書裡，對此有比較深入的論述。梁景和對此也有專文論述。不過，專長於社會史的常建華則表達了不同的意見。他吸收了匈牙利哲學家奧爾格·盧卡奇、法國學者昂利·列菲伏爾以及我國學者衣俊卿等人的意見，更加傾向於以‘舊常生活”來取代我國學者最為常用的“社會生活”;他還批評“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借鑑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在生活與文化的研究層面並未有效展開，心態史研究沒有太多的進展”，其原因在於對新文化史理論吸收不足、學術理念轉換遲鈍。他呼籲在西方新文化史的關照下將日常生活史作為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基礎，“現在的中國社會文化史或許到了需要突破自身的時候，即引入‘新文化史’的理念，進一步調整研究策略，將文化作為能動的因素，把個人作為歷史的主體，探討他們在日常生活或長時段裡對歷史程序的影響”。看來，這不僅是名詞概念之爭，背後實際上蘊含著研究路徑的差異。

　　黃興濤坦言自己關於“她”字文化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新文化史的影響勿，但他認為對於新文化史應該採取“借鑑和反省的雙重態度”，不應一味高唱讚歌。他理想中的文化史，“固然可以置重‘敘述’，但也不應簡單排斥‘論析’，更不應限制分析工具”，其根本旨趣“或在於更為多樣生動的敘史方式，更為廣泛靈活的材料使用，更為自覺的意義尋求和反思精神，更為濃烈的語言興致……還有對於展示‘過程’高度看重，對於曾經存在的各種可能性儘量‘呈現’，等等。而歸根結底，其基礎不外是對於文化‘主動險’作用的極度重視，以及從文化和社會互動的角度透視、把握、反思各種範圍歷史的空前自覺。”他明確指出“現代化”或“現代性”這兩個概念仍是分析清末民國時期特定歷史的有效工具，不過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它們有可以改進、發展的必要和空間。

　　他所謂的“改進、發展”就是對於新文化史的吸取和借鑑。在某些方面，他對新文化史是相當欣賞的，對關於新文化史的誤解也有辨析。如他認為那種認為新文化史只該關注微觀問題的看法僅是皮相之見“與其說新文化史的旨趣在乎揭示微觀現象，不如說其志在洞悉微觀問題背後的意義更符合事實。”他熟悉中西方學術界對於新文化史某些極端化偏向的批評，在自己的研究實踐中執著地堅守傳統史學的幾個特徵:求真、適度的因果追尋(儘量擺脫“目的論”的誘惑)以及以古鑑今的信念。他進一步說，新文化史完全可以和民國文化史研究的舊傳統相通，如陳寅烙的以詩證史和晚年融心智、心態、語言文字與性別史於一爐的獨特努力等等，都和新文化史的諸多表象不謀而合。在2009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黃興濤對於新文化史的核心特點以及對其己有的各種批評意見加以概括後，充滿自信地認為，在中國史學界幾十年文化史和社會史研究的豐厚實踐之後，再加上對於西方新文化史的規模性、整體性引進，己經逐漸具備了較為充分的學術條件“可以更為從容、理性地對之加以選擇。比如，在精英與大眾、區域與整體，中心與邊緣，宏大敘事與微觀深描，歷史文字的真實性與‘文學性’，乃至現代性觀念和後現代思想等等之間，我們的研究未嘗不可努力從方法上，去更為自覺地

　　三、結語

　　中國的社會文化史研究興起於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己有二十餘年的歷史。從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的發展來說，二十餘年只不過是短暫的一瞬，至多可以算是開局階段。本土崛起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在社會史和文化史的交叉地帶用力，甚至將社會文化的觸角伸向政治、經濟等領域，在傳統學科起初不屑顧及或無力顧及的薄弱環節，以社會文化交叉視角開啟一片新的天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儘管在形式上顯得邊界不清晰，但確實有其明確的研究重點所在，並非漫無邊際，無從把握，它的獨到之處也不是其他傳統學科能夠取代的。另外，它不能也不必取代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社會史的研究，但它的交叉視角所開啟的新視野所體現的是一種史學分支學科之間相互交融、相互深化的綜合化趨勢，並在許多具體問題上補充了傳統學科的不足之處，甚至對傳統學科的某些結論加以顛覆。本土社會文化史在生活方式、社會倫理、知識人社會、生活質量、禮俗互動等方面的研究，結合了中國歷史文化和現實社會的情況，具有濃厚的時代氣息和理論創新意識。像這樣的理論探索，還應該繼續下去。一個脫離時代語境，無力參與時代理論創新的研究領域是沒有生命力的。社會文化史學者所能達到的思想高度，與提煉出了多少有生命力的概念、命題息息相關。

　　對於某些學者來說，本土社會文化史缺乏分析形象建構、權力關係等新文化史所擅長的手段，因而對於傳統史學理念和方法衝擊力不夠大。這種批評當然是有道理的。國內社會文化史理論方法探索的主要收穫是在結合中國實際，以現代化史觀的形式呈現出來的。在此基礎上，適度地採用分析形象建構、權力關係的研究路徑並不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