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中國文化傳統的人文特質的論文

論述中國文化傳統的人文特質的論文

　　中國文化傳統具有突出的人文特徵，體現了一種獨特的人文精神。我們可以嘗試從下面兩層意義上去理解中國文化傳統的特徵和性質:一方面，中國文化很早就擺脫了原始神話、巫術的影響，顯得相當理性、成熟;另一方面，中國沒有像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一樣進人由一種超越的宗教、至高的人格神君臨一切的社會。中國的傳統文化沒有明顯的宗教超越特徵，而是始終將自己的思考限於人世間，尤其關注人與人的關係以及人在此世所能取得的精緻的文化成就，而對垂直的人與上帝的關係以及擴充套件的人與自然界的關係都不甚注意。所以，不僅系統的神學教義相對闊如，系統的自然科學也不太發達。

　　古代“人文”一詞不太用，但“人”、“文”兩字卻用得極多。我們尤其要注意這“文”字。相對於商人，周人重“文”是一轉;相對於尚武的“士”，孔子著重培養尚文的“士”，使“士”階層“文化”又是一轉。儒家之學也就是人文之學，儒家之教也就是人文之教，且很早就與宗教脫離，被理性化，以人為中心，注重歷史、文學，有一種濃厚的人文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意味。在這種人文學術的籠罩之下，不僅神學、自然科學不發達，乃至社會科學也被包裹在人文學術之中而未有獨立長足的發展。

　　傳統中國的學問常被稱為“經、史、子、集”，而這四個方面又是相通的，其大要可以說是文學、歷史、哲學。古代一位學者對這四個方面都要涉獵。古代中國的學問主要是一種人文的學問。中國文化的傳統內容確實是以現在人文學科的基本科目一一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為核心的:它保留有世界上最豐富和悠久的成文的歷史典籍，從遠溯三千年以上的正史到各種地方誌乃至家譜;它有非常典雅和精緻的文學寶藏，尤其表現在詩歌方面;它也有深刻和富有洞見的哲學思考，還有繪畫、書法等藝術方面的精品。甚至中華民族的氣質和性格都相當程度上被“人文”化了，在世界進人近代社會之前，它是在其人口中識字者比例最高的一個民族，政治的主要職位都由讀書人佔據，這些讀書人所讀的書主要是人文典籍，在社會上也普遍有一種對於讀書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豔羨和尊敬。

　　塑造中華民族這種性格的最重要的歷史變化發生在西周，並一直下延到春秋戰國時期。周以前的殷商相當虔信天帝、鬼神、巫術，而文化上則相當粗獷和豪放。現有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教”、“學”等字，但當時的殷商貴族一般只是“習武”和“習樂”，並注重生命的享受，乃至少有節制而趨於極端。到西周的時候，統治者則開始建立一種“親親”色彩很濃的宗法等級制度和禮樂文明，並越來越具有一種“文質彬彬”的氣質，如在貴族相互交往中相當流行賦詩、觀樂、有辭，粗獷豪放的習慣越來越受到“禮文”的節制。這一轉變之得失，自可見仁見智，但上層階級的風習和民間的崇拜確實由此受到人文理性相當充分的洗禮。這時上層貴族的文化主要表現為“詩書禮樂”。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手、一投足，揖讓進退，歌吟諷詠，就像是一種藝術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墮落的貴族的一種藝術。當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還是從那生活中最終凝結成形的一些突出的人格和德性。總的說，傳統社會是相當重質而非重量的社會，是主要追求人的優秀和卓越而非主要追求人的廣泛平等的社會，在道德上則是更為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更為尊崇原則和規範的社會。

　　春秋時期，在孔子之前，就已有如季札、子產、叔向、姜嬰等具有深厚人文素養的人物，孔子雖然是商人後裔，卻推崇西周文化，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他15歲即“有志於學",30歲開始講學，晚年更是把全部精力用於學術，他的政治活動在其當世沒有取得成功，他的學術活動卻在當時取得了極大的成效，有弟子三千，而精通六藝者也有“一七十餘子”，其思想學術對後世更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包括他的政治理想也透過其學術而在相當程度上得以實現。“孔子之學”則基本上是一種人文學術，其綱領可以說是“君子博學於文，約之於禮”，其教學的目標是培養有德行、有學問的“文質彬彬”的“君子”，而其主要的學習科目則是“詩、書、禮、樂”。“詩”是指孔子親手刪定的《詩經》，主要透過文學的形式來培育道德情感，觀察社會政治;“書”是指《尚書》等歷史經典，後來孔子並親自撰寫了《春秋》，其中也蘊涵著許多道德的教訓;“禮”是指周禮，尤其是君子應該知道和應該踐履的行為規則;“樂”是指包括音樂、舞蹈、詩歌在內的綜合性的藝術，以內在地豐富和提高學習者的人文和道德素質。而以上學習內容又都可以說是貫通的，它們大約不脫今天人文學科的範疇，而尤以一種人生和道德哲學為其內在核心。傳統的“六藝”自然也是學習訓練的專案，但在孔子這裡確實大大加強了“文”的.內容，傳統的下層貴族一一“士”這一階層到孔子這裡有了一種重心的轉變，即由主要“習武”變為主要“修文”。在學校的性質和學生的來源與出路上，孔子第一個大規模興辦私學，促使文化下移。

　　孔子首揭“有教無類”的原則。孔子創立了一個在後世思想學術中佔據中心位置的學派一一儒家學派。孔門還提出了“學而優則仕”的理念，這不僅是一個教育的理念，也是一個政治的理念，即執掌政治權力的官職應當由有學問、有德行的“學優者”擔任。到戰國時期，“學”分屬“百家”，“士”多為遊士，與政治和一元化都有某種距離。秦漢帝國的建立則漸漸使學術走向一元化和政治化。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和“歲舉孝廉”，開啟了學術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和“學而優則仕”的過程。古代選舉由察舉(薦舉)發展到科舉(考選)，使人們幾乎可以在學者文人與社會上層、政治統治層之間劃上等號，而這些學者官員大多數又是不斷來自民間，來自下層，社會保持了一種很高的垂直流動性。

　　春秋以前，中國已有“賢賢”的觀念。據《孟子》追述，齊桓公召集諸侯的“葵丘之會”，其中第二條盟約即言“尊賢育才，以彰有德”。當時齊國有周天子所封的國氏、高氏，世襲為齊國的上卿，但實際大權則由地位較低、曾迫於貧困而與鮑叔“為賈”的管仲掌握。春秋社會的流動性主要表現為貴族內部的流動，上層貴族有一個他人很難進人的圈子，重要的選賢育才都在這個圈子裡進行。相形之下，作為貴族下層計程車階層卻相當活躍，不那麼封閉，民之秀異可躋身其中，士之頑劣大概也會下降為民。

　　“明賢”的思想雖然在古代中國早就確立了，但關鍵的問題在於是否能夠打破等級之間的界限，變封閉為流動，並指出一條實際可行的道路來，而這正是孔子的偉大貢獻，其“有教無類”的思想與實踐，可以說為社會開闢了一條新路。“有教無類”不僅僅是一種教育思想，也可以從政治原則和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認識，它有一種使人不拘出身，各盡所能，秀異者居上、賢者居上的社會政治理論的涵義。孔子希望，在社會地位方面，所有人都能合乎正道地上升;在精神境界方面，所有人都能合乎尊嚴地上升。“有教無類”也就是不分血統、出身，不管其是來自貴族還是非貴族，人們都有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考慮到古代教育水準與其他機會和主要社會資源(名望、權力、財富)的緊密聯絡，這一受教育或求學機會的平等，在古代就遠比現代意義重大。總之，孔子的“有教無類”不是簡單提出的一個舉措，而是與孔子的整個思想體系，尤其是孔子的仁學有著深深的關係。孔子身體力行，率先走出了一條打破貴族文化壟斷，使學術平民化的道路。他以在野一身之力，聚集、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那是一個新的不再以出身為標準，而是以學問、品德相號召計程車人階層的雛形，這種士人階層成了後來兩千年中國社會政治的主幹。

　　中國近兩千年學校和私塾教育的基本教材“五經”，在春秋時期已由孔子整理成形。“五經”即詩、書、易、禮和春秋。“人文”這個詞也首見於《周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漢武帝時，“五經”成為學子考核的主要內容，其成績優劣作為他們是否能取得官職以及取得何種官職的基本依據。南宋時期，朱熹又從“五經”中分出“四書”，即從《禮記》中取出“大學”、“中庸”兩篇，加上《論語》和《孟子》，作為“五經”的初階。他認為“四書”集“五經”之精華，士子最適合由“四書”人聖賢之學並涵泳其中，並在其後半生用了大量心血來反覆撰寫和修改“四書”的註釋。元朝科舉考試以“四書”為最重要、最優先的考試科目，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遂成為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從私學到官學最普及、最流行的教材。

　　總之，縱觀中國歷史文化，先秦時期基本確定了後來兩千年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走向。如果說西方中世紀的封建社會是一個相當“武化”的封建社會，中國早在春秋戰國之前的封建社會就已經具有濃厚的“文化”色彩，在春秋戰國之後的中國社會中，文化因素對社會等級分層的作用更加重要和明顯。所以，傳統中國可以說就是一個以“學”立國的社會，而這種“學”主要就是人文和道德的學問。《漢書·儒林傳》有言:“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朝之經典，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教至治之成法也。”所以，“儒家”之外又有“儒學”之稱，這是一個更具廣泛性和超越性的稱謂。在儒家看來，要成為君子，必須透過“學”的磨礪，故《論語》首言“學而時習之”，荀子說“學止乎沒而後止”。歷代儒者從荀子到王安石、張之洞，多有勸學篇或勸學詩。學的另一面則是教。中國向有尊師重教的傳統，而這種教育基本上也是人文教育。

　　由於政治權力、經濟財富和社會名望等種種資源都與文化教育水準相連。所以，社會上有“一路通，路路通”之謂。“學而優則仕”的結果，則是社會上從上到下都極其鼓勵讀書，讀書也確實給讀書有成者帶來了巨大的好處。王安石《勸學文》說:“貧者因書富，富者因書貴。”這在那個時代並非虛語，並非像現代社會常常只是一種精神上的安慰或鼓勵。中國傳統社會這種圍繞著文化水準上下長期流動的結果，造成了一個瀰漫著書香的世界，從而使中華民族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最具書卷氣的民族，甚至目不識丁者也知“敬惜字紙”，普通鄉民也相當重視教育，省下菜油讓孩子夜讀，甚至普遍有一種對於文字、文獻的崇拜。雖然這種崇拜在後來遭到重大破壞和打擊，但某些風習甚至流衍至今，在有些山野鄉村仍能看到這種崇拜和文風的遺蹟。對這種現象，不管人們是褒是貶，這種情況在世界文明史中可說是極其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