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科學概念的認知進路與轉向論文
有關科學概念的認知進路與轉向論文
摘要：在科學技術論視野中，視點（內部視點和外部視點）與方法（規範方法和描述方法）是對科學概念的不同認知進路和認知方式，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四種不同的科學認知指令碼，並組成一個關於科學的認知矩陣。認知矩陣刻畫了科學概念的四種認知進路與三次轉向，隨著科學概念的延伸，現代科學及其知識與權力有內在相關性，並且是一個社會協商和妥協的過程。
關鍵詞：科學概念；視點；方法；認知轉向
Abstract: Based on S&T studies, perspective (inside perspective & outside perspective) and method (descriptive method & normative method) are different cognitive routes and methods of conception of science. We found four different cognitive scripts of science and form a cognitive matrix of science. The matrix describes four cognitive routes and three turns. with extending of conception of science, modern science and its knowledge are internal relativity with force, and can be regard as a process of social negotiation and compromise.
Key words: conception of science; perspecitve; method; cognitive turn
現代科學越來越呈現出了兩種相互背離的發展趨勢。一種是擴充套件的趨勢，即科學在發展中不斷地融入技術，使科學-技術成為難以拆分的整體。更進一步說，透過技術，科學融入到了經濟、乃至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家角落。另一種趨勢是，隨著學科分化的加速，科學研究的分工越來越細，逐漸被收縮到了一個十分狹窄的領域。有時除了少數同行外，人們甚至根本弄不懂這些科學家們在做什麼，在說什麼。[1]令人困惑的是，這兩種趨向儘管表現得十分清晰，現實中卻還是被扭結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在於社會因素介入了人們對“科學”的認知活動中，起到了一個良好的緩衝和轉譯作用。現代科學因此從神壇上走下來，成為一項公共性事業；現代科學概念發生了變遷，從自然科學領域擴充套件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即科學包含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科學的普適性受到了強有力的挑戰，現代科學不得不在普適性和地方性之間謀求平衡。也就是說，對科學概念的認知已經發生巨大的變遷。
1 認知進路和方式之爭：視點與方法
既往的科學認知研究中，對科學概念的爭議最為紛雜。以庫恩為界，考察庫恩前後關於科學概念的認知過程，爭議的主要集中在考察科學知識的視點（內部視點和外部視點）與考察科學的方法（規範方法和描述方法）之間。視點，借用幾何學的透視概念，指的是基於某個立場來看待物件的整體。基於知識看待科學的整體，是內部視點；反之，基於社會文化環境看待科學的整體，是外部視點。
正統科學的代表邏輯實證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雖然在很多觀點上針鋒相對，但它們共享著一些基本的前提，尤其是它們都是站在科學及其知識的角度來透視整座科學大廈，並竭力維護正統科學的形象。它們都認為，在觀察與理論之間存在相當深刻的差別，知識的增長大體上是積累性的，科學是一個相當緊密的演繹結構並且具有整體性，發現的情景（the context of discovery）與辯護的情景（the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區別。[2]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非常關注“科學邏輯”，命題、邏輯、理性和方法論等視主題，科學僅僅與經驗、方法、邏輯有關；而權力、利益、心理、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外部”因素被排除在外。
科學史研究在科學認知研究中十分重要，但是佔傳統主導地位的內史（專門史）研究在科學史中日益衰落，外史（社會文化史）開始盛行。早在20世紀30年代默頓的《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就出現了內史向外史的視點轉換：從社會文化視考察科學的社會建制。
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考察了科學史，但他並不是從傳統意義上的科學內史，而是從科學的社會文化史（即外史）角度進行考察，並且附帶著對科學知識的生成和辯護的考察。庫恩把對科學考察的視點完整地從內部切換到外部，力圖表明科學（知識內容）就是科學的歷史（社會文化史），科學史就是科學社會學，也是認識論。也就是說科學哲學、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是一回事。[3]
科學的社會研究在庫恩之後相繼發生了兩次視點轉換，連同默頓的研究一共三次。[4]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社會建構論大力發揚了庫恩的觀點，它批判了傳統科學觀不對稱之癥結，並提出了“強綱領”的解決方案，“強綱領”直接面對科學知識的內容，認為科學事實是由社會因素建構而成的，這是一種純外部視點的策略。20世紀80年代末，社會研究出現了新的轉向，它以“反身性”為特徵，認為“強綱領”由於不具有“反身性”，因而無法證明用“社會”的因素來解釋科學知識究竟是否充分。這個階段的社會研究無論對“科學”還是“社會”均採取了相對主義的立場，巴黎學派的“行動者網路理論”研究完成了第三次視點轉換，拉圖爾等人的研究促使“內部”和“外部”相互連線起來，並進入了技術-工程研究領域，如電動車案例。[5]
規範性認知方法一直都是西方哲學的主旋律。本體論思想，從古希臘開始延續兩千多年，不停地追問事物“（應該）是什麼”。其特徵是本質主義、基礎主義，追求真理、追求先驗、追求實在，併力圖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即便是轉向認識論後，規範認識論仍然是西方認識論的主旋律。近代科學以降，笛卡爾、弗雷格、羅素、邏輯實證主義者和波普爾，無一不是在確定的理性預設基礎上開始規範性的認識論考察。邏輯實證主義者和波普爾把科學看作是一組抽象的命題集合，一堆既成的理論教條，科學是既成的知識。默頓的功能主義科學社會學也同樣堅守自然科學的知識內容和社會文化環境相分離的原則。因此，傳統規範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主張是一種“預設主義”和“去情景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研究圖式，它們實際上是在本質主義、基礎主義、理性主義、實在主義等問題上對科學進行規範性認知方法，強調科學“應該是什麼”，強調科學真理與規範，併力圖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劃出界限。
這種帶有理想化的規範性認知方法主要研究“既成的科學”，是一種“事後辯護”的策略；然而對於“創制中的科學”[6]，即正在進行中的科學活動，規範性認知方法除了給予人們誤導之外是無能為力的。此外，當人們試著開啟科學生成的“黑箱”時，規範性認知方法再也無法對科學史和科學實踐做出恰當的解釋，科學的合理性危機出現了。因此，庫恩認為發現的情景與辯護的情景相分離是不恰當的，[7]因為要想歷史地、動態地考察科學，就必須考查科學的實際活動方式，在同一情景中考察科學的生成和辯護。只要發現的情景與辯護的情景統一，對科學的考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情景化和地方化，規範性認知方法圖式必然被拋棄，取而代之是“描述”的認知方法。
庫恩之後幾十年的科學的社會研究和科學的文化研究表明，科學認知的方法論立場超越了傳統科學哲學方法論的束縛，從“內部”走向“外部”，從“規範”走向“描述”，從“狹義的科學認知研究”走向“廣義的科學認知研究”。
2 認知矩陣：科學認知的二維結構
基於視點和方法兩個維度，我們可以構建出科學論不同時期的各種認知指令碼*，如表1所示。
認知指令碼Ⅰ：內部視點與規範方法。這是正統科學的認知方式，包括邏輯原子主義、邏輯實證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在內。在20世紀中早期，內部視點與規範性方法的結合，使得實證主義者和批判理性主義者基於科學及其知識有其自身發展邏輯，而不受社會和文化的影響，給出了一種規範性的科學概念。從近代科學的生成與發展來看，人們使用實驗和邏輯理性等更能理解的認知方式，逐步取代了上帝和神等信仰的認知方式，重新對自然世界做出解釋。這種思想影響了哲學的發展，使得邏輯實證主義繼承實證傳統，並輔以數理邏輯，替換了晦澀而神秘的黑格爾思辨哲學進路。批判理性主義儘管與邏輯實證主義在觀點上針鋒相對，但是借用庫恩的“不可通約性”原則，正是兩者具有“可通約”基礎，才會有那麼多的爭議。兩者事實上都是在維護正統科學的形象，並認為社會和文化等外部因素不會影響科學本身的發展，即發現的情景不同於辯護的情景。兩者在觀察和理論之間存在的明顯的差異，但它們都認為知識大體上是增長性的，邏輯實證主義關注正面的積累，而批判理性主義關注反面的“不斷改良式積累”；它們堅持科學發展有一貫的邏輯，或是歸納或是演繹，且科學具有嚴密的、整體的結構；它們注重科學與非科學的劃分。這種以科學的方式解讀哲學的認知方式在20世紀初獲得了巨大成功，它在正反兩面所刻畫的科學形象，一度成為正統科學的形象，影響深遠。即使在今日，政府和科普的宣傳、公眾對科學的理解、眾多科學家的信念仍然屬於指令碼Ⅰ型別。
指令碼Ⅱ：外部視點與描述方法。庫恩之後，尤其是在20世紀70-80年代，隨著科學論的興起，在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社會建構論以及各種形式的科學的社會/文化研究方案中，外部視點與描述性方法取代了內部視點與規範性方法。社會建構論集庫恩、維特根斯坦、科學社會學和知識社會學於一身，尤其是發揚了庫恩的相對主義和解釋學立場。幾乎是與正統科學和默頓學派截然相反，社會建構論把“科學”理解為處於“現場製作”的知識內容而不是既成的知識體系；更為重要的是，它極為強調科學知識是在社會磋商和權力鬥爭中得以生成並獲得合理性辯護的。它把科學生成的情景和辯護的情景統一，認為科學不可能獨立與社會情景而存在，知識沒有自身發展的邏輯而是社會與文化等因素“磋商”後構造的。此外，它們強調社會/文化因素決定了知識的客觀性與合理性，使得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之間，科學活動與其它各種活動之間的邊界變得模糊起來，客觀性為各種社會的競爭與磋商機制所取代；它們注重科學活動的現場，注重對實踐合理性與地方性知識的細節描述。
指令碼Ⅲ：外部視點與規範方法。默頓主義堅持知識的內容不受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並從社會文化史角度考察英格蘭在十六、七世紀的科學建制活動，後來更是基於近代科學的發展歷史而形成功能主義的科學社會學，認為科學是獨立的社會系統或制度，這是典型的外部視點與規範方法結合的認知方式。默頓亦提出了具有“正規化”意義的科學規範：公有主義、普遍主義、無私利性和有條理的懷疑主義。默頓使用這四條帶有理想色彩和情感色彩的規範，剔除外部政治權力或社會文化的干預併力圖拯救科學的自主性。正是這個制度化得到的框架使得默頓完成了沒有明說卻是實質性的科學劃界。默頓反對科學的權威被用來達到私人目的，強調當政治進入科學大門時，自主和規範的規訓力量就會遭到破壞，由此導致的主張就是非科學的，[8]同時也是科學氣質所不能容忍的。默頓在外部再一次刻畫了正統科學的形象，尤其是四條規範和科學家氣質構成了理想而神聖的科學形象。
指令碼Ⅳ：內部視點與描述方法。傳統的科學史（內史）與巴黎學派的'實驗室研究和行動者網路研究都採用了內部視點與描述方法的結合方式對科學技術及其知識的生成和辯護等歷史作詳細考察。但是兩者在具體研究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傳統的科學史研究更像宮廷書記員，記錄點點滴滴的事實，如儀器、資料，科學家們行事方式，他們怎樣獲得課題，怎樣討論方案，怎樣登入資料，怎樣寫作論文，甚至包括他們平常的穿著，言語禁忌，以及他們的精明與笨拙；實驗室研究是一種“介入”研究，參與性的觀察者與分析者成了實驗室的一部分，在親身經歷日常科學研究的詳細過程的同時，在研究科學這種“文化”中，作為連線“內部的”外部觀察者的探示器，對科學家在做什麼，以及他們如何思考作出詳盡的探究。[9]行動者網路研究也是“介入”研究，略有不同的是它還力圖將“外部”和“內部”貫通。行動者網路研究認為科學技術活動是情景性的實踐，同時具有技術的和非技術的、人的和非人的內容，這些實踐相互結合，共同構成具有概念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網路；所有科學、技術或工程都是異質性要素及其相關內容的產物，技術中所有的設計活動都是工程的某種形式；科學家、技術專家和工程師同時也是社會活動家，不僅設計機器，還從事“社會活動”——設計社會或社會制度，使之適用於機器。[10]
3 科學概念認知的三次轉向
考察科學哲學的發展歷程，關於科學的認知方式已知有三次轉向，如圖2所示，分別以三支標有阿拉伯數字的箭頭表示。
第一次轉向是默頓的科學社會學研究，他完成了從傳統科學（內）史的內部視點和描述方法到科學社會學的外部視點和規範方法的研究轉變。由於默頓對科學的社會建制的強調，我們也可以把科學的社會研究的第一次轉向看作“建制轉向”。默頓借鑑了馬克思和韋伯的研究，把宗教意識形態等社會文化因素納入對科學的考察，如清教思想對當時英格蘭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但是，默頓否認科學知識內容受社會文化的影響，提出了科學的四條社會規範，把科學確認為一種社會和文化結構。因此，在包含經驗證據和邏輯一致性的技術規範和四條帶有感情色彩的道德規範基礎上，默頓用科學的制度化性質劃分出科學與非科學的界限。與認知Ⅰ區中的邏輯實證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默頓刻畫的是正統科學的形象。
第二次轉向是由庫恩開始，至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完成的。這是一次近乎徹底的科學觀念轉變，經常說到的“社會轉向”就是指著一次，它把人們的視點從自然-社會的一維空間上的自然一面一下子拽到社會一面。SSK的“強綱領”確實轉變了科學的概念，但正是由於太“強”，自出世以來不斷受到內部和外部的質疑。勞丹認為，“因果性”原則似乎是能被明證的，“公平性”與“自反性”原則只不過是些從屬性的因素，完全可以從其他原則中引申出來，因此不能作為獨立的原則來考慮；最後，在“強綱領”中具有獨立性並擁有實質內容的只剩下“對稱性”這樣一條原則。但這一原則帶來的無非是“認知相對主義”（cognitive relativism）。[11]社會建構論僅僅用“社會因素”來解釋一切，人們懷疑這種“社會學主義”的一維思維方式解釋力，就像對“科學主義”的懷疑一樣。因此，強綱領開始弱化，巴黎學派拉圖爾等人的行動者網路研究就是“弱綱領”的代表。
第三次轉向明顯的特徵是強綱領的弱化調整，對科學的考察首先從宏觀研究轉向微觀研究，從外部視點轉向內部視點；但最後調整到內/外視點與微/宏觀研究有機結合的研究方法。第一步調整主要體現在《實驗室生活》中，拉圖爾所尋找到的“田野”和知識的製作現場都是一個個“小社會”。這種“微觀社會學”不在考察科學的社會建制，而注重考察技術的實驗室構造。第二步調整主要體現在行動者網路研究上，拉圖爾與卡龍給出了一種方案與進路，從注重實驗室的“內部視點”擴充套件到“外部視點”，從微觀研究擴充套件為“科學、技術與社會”（STS）水平上的宏觀研究，在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之間建構出一條自由出入的“轉譯”通道，構造了概念的和政治權力的、技術的和非技術的、人的和非人的異質性要素網路——具有工程意義的“社會制度”。第一步調整是科學論的技術轉向，[12]第二步調整是科學技術論的工程轉向，因此，第三次轉向可以理解為“技術-工程轉向”。轉向後的科學概念具備了“實踐”意義，科學不是研究者進行觀察的物件，而是他們必須介入並參與其中的實踐領域，科學的文化研究（CSS）思潮在實踐的意義上開始崛起。
經過科學認知研究的三次轉向，與正統科學概念相比，轉向後的科學概念顯得有點“面目全非”，尤其在思維繫統上有了巨大的變化。正統科學內部，邏輯實證主義與批判理性主義的爭論是歸納-演繹的一維思維上的爭論；正統科學和社會建構論的爭論是科學-社會一維思維上的爭論；還有斯諾的科學文化-人文文化也是一維思維上的爭論。人們似乎習慣於一維的思維方式，自然與社會都認為是給定的，人們別無選擇地在這樣一個“自己設定的陷阱”徘徊。拉圖爾看到了這一點，並提出最好的解決方案不是在這樣的問題上爭論，而是直接建構出“自然”或“社會”。他稱之為“轉向之後再轉向”，[13]這也就是他在行動者網路研究所做的工作，用一種工程方式設計出“社會制度”，不僅實現了對社會的“反身性”，還構造了新的“對稱性”原則：自然-社會的二維結構，見圖2的90度角的粗實線（NAT-SOC）。
4 結語
現代科學不僅要求科學家/技術專家、科學儀器等參與，還要求公眾等社會要素參與進來。人們已經關注到，在科學實踐中，人與物，科學理論與儀器等不可避免地被攪拌在一起。攪拌（Mangle）不僅包含著相互交錯混合，也包含著一種破壞性地重組整合。在實踐期間（對現實中發生的活動的理解），如建造一個新的科學儀器（例如，氣泡室），或者一種新技術（例如，數控機床），人類主體和物質主體纏結在一起。人類主體，以目標為形式，受到非人類主體形式的物質世界的抵抗。為了在現實實踐中是因為這種抵抗，人類主體和物質主體相互“攪拌”。[14]這種攪拌的直接後果就是現代科學成為一項異質工程。科學不僅是表象，更是介入實踐的活動，[15]也就是說，科學活動是情景性的實踐，同時具有技術的和非技術的、人類的和非人類的內容，這些實踐相互攪拌，形成了囊括概念和政治雙重力量的異質性要素的網路——具有工程意義的“社會制度”。
現代科學，已經是既不具有純粹的科學性質，也不具有純粹的社會性質，而是兩者的結合。事實上現代科學越來越像一項工程事業，它是一個充斥著不同個體、不同的理解目標的方式，但這些個體又不得不聯合進行創作、想象、連線、設計、演繹、分析、測試並根據一定要求和目標而生產出一種新產品的社會協商和妥協的過程。[16]在拉圖爾那裡已經可以清晰的看到，經過“技術-工程轉向”，現代科學及其知識與權力(force)有內在相關性。[17]科學研究專案的設計、科學爭議的診斷以及科學成果的評判都有一個社會協商和妥協的過程。科學、技術和工程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三者事實上是同一回事，卻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誠如人在少年、青年和壯年三個不同時期的不同表現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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