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散文名篇
清明節散文名篇
散文是與詩歌、小說、戲劇並稱的一種文學體裁，指不講究韻律的散體文章，包括雜文、隨筆、遊記等。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清明節散文名篇，歡迎閱讀。
清明節散文名篇：清明憶父 肖復興
好多童年的事情，過去了那麼多年，卻依然恍若眼前，連一些細枝末節，都記得特別清楚。記得父親為我買的第一支笛子，是1角2分錢;買的第一本《少年文藝》，是1角7分錢;買的第一把京胡，是2元2角錢……那時候，家裡生活不富裕，一家五口全靠父親微薄的薪水維持，為了給我買這些東西，父親掏出這些錢來，是咬著牙的。因為那時買一斤棒子麵才幾分錢，花這麼多錢買這些東西，特別是花兩塊多錢買一把京胡，顯得有些奢侈。
讀初二的那一年，我愛上了讀書，特別是從同學那裡借了一本《千家詩》之後，我對古詩更是著迷。那時候，我家住在前門，離大柵欄不遠，大柵欄路北有一家挺大的新華書店，我常常在放學之後到那裡看書。多次翻看後，從那書架上琳琅滿目的唐詩宋詞裡，我看中其中四本，最為心儀，總是愛不釋手，拿起來，又放下，戀戀不捨。一本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編選的《李白詩選》，一本是馮至編選的《杜甫詩選》，一本是遊國恩編選的《陸游詩選》，一本是胡云翼編選的《宋詞選》。
每一次，翻完這四本書後，總要忍不住看看書後面的定價，《李白詩選》定價是1元5分，《杜甫詩選》定價是7角5分，《陸游詩選》定價是8角，《宋詞選》定價是1元3角。四本書加起來，總共要小5元錢呢。那時候的5元錢，正好是我上學在學校裡一個月午飯的飯費。每一次看完書後面的定價，心裡都隱隱地嘆口氣，這麼多錢，和父親要，父親不會答應的。所以，每次翻完書，心裡都對自己說，算了，不買了，到學校借吧。可是，每次到新華書店裡來，總忍不住還要踮著腳尖，把這四本書從架上拿下來，總忍不住翻完書後還要看看後面的定價，似乎希望這一次看到的定價，會比上一次看到的要便宜了似的。
那時候，姐姐為了幫助父親分擔家庭的負擔，不到18歲就去了包頭，到正在新建的京包鐵路線上工作，從她的工資裡拿出大部分，開始每月給家裡寄20元錢。那一天放學之後，母親剛剛從郵局裡取回姐姐寄來的20元錢，我清清楚楚地看見母親把那4張5元錢的票子放進了我家放“金銀細軟”的小箱子裡。母親出去之後，我立刻開啟小箱子，從那4張票子裡抽出一張，揣進衣兜，飛也似的跑出家門，跑到大柵欄，跑進新華書店，不由分說地，幾乎是比售貨員還要業務熟練地從書架上抽出那四本書，交到櫃檯上，然後從衣兜裡掏出那張5元錢的票子，驕傲地買下了那四本書。終於，李白、杜甫和陸游，還有宋代那麼多有名的詞人，都屬於我了，可以天天陪伴我一起吟風弄月、說山論河了。
回到家，我放下那四本書，非常高興，就跑出去到衚衕裡和小夥伴們玩了。黃昏的時候，看見剛下班的父親一臉鐵青地向我走來，然後把我領回家，回到家，把我摁在床板上，用鞋底子打了我屁股一頓。我沒有反抗，沒有哭，什麼話也沒有說，因為我一眼看到床頭上放著那四本書，知道父親一定知道了小箱子裡少了一張5元錢的票子是幹什麼去了。我知道，是我錯了，我不該心血來潮私自拿錢去買書，
5元錢對於一個貧寒的家的日子來說是筆不小的數目。
挨完打後，我沒有吃飯，拿著那四本書，跑回大柵欄的新華書店，好說歹說，求人家退了書。我把拿回來的錢放在父親的面前，父親抬頭看了我一眼，什麼話也沒有說。
第二天晚上，父親回來晚了，天完全黑了下來。母親已經把飯菜盛好，放在桌子上，我們一家正等他吃飯。父親坐在飯桌前，沒有先端飯碗，而是從他的`破提包裡拿出了幾本書，我一眼看見，就是那四本書，《李白詩選》、《杜甫詩選》、《陸游詩選》和《宋詞選》。父親對我說：“愛看書是好事，我不是不讓你買書，是不讓你私自拿家裡的錢。”
將近50年的光陰過去了，我還記得父親講過的這句話和講這句話的樣子。那四本書，跟隨我從北京到北大荒，又從北大荒到北京，幾經顛簸，幾經搬家，一直都還在我的身旁。大柵欄裡的那家新華書店，奇蹟般的也還在那裡。一切都好像還和童年時一樣，只是父親已經去世38年了。
清明節散文名篇：清明隨筆 孫犁
——憶邵子南同志
邵子南同志死去有好幾年了。在這幾年裡，我時常想起他，有時還想寫點什麼紀念他，這或者是因為我長期為病所困苦的緣故。
實際上，我和邵子南同志之間，既談不上什麼深久的交誼，也談不上什麼多方面的瞭解。去年馮牧同志來，回憶那年魯藝文學系，從敵後新來了兩位同志，他的描述是：“邵子南整天呱啦呱啦，你是整天一句話也不說……”
我和邵子南同志的性格、愛好，當然不能說是完全相反，但確實有很大的距離，說得更具體一些，就是他有些地方，實在為我所不喜歡。
我們差不多是同時到達延安的。最初，我們住在魯藝東山緊緊相鄰的兩間小窯洞裡。每逢夜晚，我站在窯洞門外眺望遠處的景色，有時一轉身，望見他那小小的窗戶，被油燈照得通明。我知道他是一個人在寫文章，如果有客人，他那四川口音，就會聲聞戶外的。
後來，系裡的領導人要合併宿舍，建議我們倆合住到山下面一間窯洞裡，那窯洞很大，用作幾十人的會場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提出了不願意搬的意見。
這當然是因為我不願意和邵子南同志去同住，我害怕受不了他那整天的聒噪。領導人沒有勉強我，我仍然一個人住在小窯洞裡。我記不清邵子南同志搬下去了沒有，但我知道，如果領導人先去徵求他的意見，他一定表示願意，至多請領導人問問我……我知道，他是沒有這種擇人而處的毛病的。並且，他也絕不會因為這些小事，而有絲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氣的。
所以，他有些地方，雖然不為我所喜歡，但是我很尊敬他，就是說，他有些地方，很為我所佩服。
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股子硬勁，那股子熱情，那說幹就幹、乾脆爽朗的性格。
我們最初認識是在晉察冀邊區。邊區雖大，但同志們真是一見如故，來往也是很頻繁的。那時我在晉察冀通訊社工作，住在一個叫三將臺的小村莊，他在西北戰地服務團工作，住在離我們三四里地的一個村莊，村名我忘記了，只記住如果到他們那裡去，是沿著河灘沙路，逆著淙淙的溪流往上走。
有一天，是一九四○年的夏季吧，我正在高山坡上一間小屋裡，幫著油印我們的刊物《文藝通訊》。他同田間同志來了，我帶著兩手油墨和他們握了手，田間同志照例只是笑笑，他卻高聲地說：“久仰——真正的久仰!”
我到邊區不久，也並沒有什麼可仰之處，但在此以前，我已經讀過他寫的不少詩文。所以當時的感覺，只是：他這樣說，是有些居高臨下的情緒的。從此我們就熟了，並且相互關心起來。那時都是這樣的，特別是做一樣工作的同志們，雖然不在一個機關，雖然有時為高山惡水所阻隔。
我有時也到他們那裡去，他們在團裡是一個文學組。四五個人住在一間房子裡，屋裡只有一張桌子，放著鋼板蠟紙，牆上整齊地掛著各人的書包、手榴彈。炕上除去打得整整齊齊準備隨時行動的被包，還放著油印機，堆著剛剛印好還待摺疊裝訂的詩刊。每逢我去了，同志們總是很熱情地說：“孫犁來了，打飯去!”還要弄一些好吃的菜。他們都是這樣熱情，非常真摯，這不只對我，對誰也是這樣。他們那個文學組，給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主要是，我看見他們生活和工作得非常緊張，有秩序，活潑團結。他們對團的領導人周巍峙同志很尊重，相互之間很親切，簡直使我看不出一點“詩人”、“小說家”的自由散漫的跡象。並且，使我感到，在他們那裡，有些部隊上的組織紀律性——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很喜歡這種味道。
我那時確實很喜歡這種軍事情調。我記得：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區剛剛成立游擊隊。有一天，我在安國縣，同當時在政治部工作的閻、陳兩位同志走在大街上。對面過來一位領導人，小閻整整軍裝，說：“主任!我們給他敬個禮。”臨近的時候，素日以吊兒浪當著稱的小閻，果然鄭重地向主任敬了禮。這一下，在我看來，真是給那個縣城增加了不少抗日的氣氛，事隔多年，還活潑地留在我的印象裡。
因此，在以後人們說到邵子南同志脾氣很怪的時候，簡直引不起我什麼聯想，說他固執，我倒是有些信服。
那時，他們的文學組編印《詩建設》，每期都有邵子南同志的詩，那用紅綠色油光紙印刷的詩傳單上，也每期有他寫的很多街頭詩。此外，他寫了大量的歌詞，寫了大型歌劇《不死的人》。戰鬥，生產他都積極參加，有時還登臺演戲，充當配角，幫助佈景卸幕等等。
我可以說，邵子南同志在當時所寫的詩，是富於感覺，很有才華的。雖然，他寫的那個大型歌劇，我並不很喜歡。但它好像也為後來的一些歌劇留下了不小的影響，例如過高的調門和過多的哭腔。我所以不喜歡它，是覺得這種形式，這些詠歎調，恐怕難為群眾所接受，也許我把群眾接受的可能性估低和估窄了。
當時，邵子南同志好像是以主張“化大眾”，受到了批評，詳細情形我不很瞭解。他當時寫的一些詩，確是很歐化的。據我想，他在當時主張“化大眾”，恐怕是片面地從文藝還要教育群眾這個效能上著想，忽視了群眾的鬥爭和生活，他們的才能和創造，才是文藝的真正源泉這一個主要方面。不久，他下鄉去了，在阜平很小的一個村莊，擔任小學教師。在和群眾一同戰鬥一同生產的幾年，並經過學習黨的文藝政策之後，邵子南同志改變了他的看法。我們到了延安以後，他忽然愛好起中國的舊小說，並發表了那些新“三言”似的作品。
據我看來，他有時好像又走上了一個極端，還是那樣固執，以致在作品表現上有些摹擬之處。而且，雖然在形式上大眾化了，但因為在情節上過分喜好離奇，在題材上多采用傳說，從而減弱了作品內容的現實意義。這與以前忽視現實生活的“歐化”，勢將異途而同歸。如果再過一個時期，我相信他會再突破這一點，在創作上攀登上一個新的境界。
他的為人，表現得很單純，有時甚至叫人看著有些淺薄而自以為是，這正是他的可愛、可以親近之處。他的反映性很銳敏很強烈，有時愛好誇誇其談，不叫他發表意見是很困難的。他對待他認為錯誤和惡劣的思想和行動，不避免使用難聽刺耳的語言，但在我們相處的日子，他從來也沒有對同志或對同志寫的文章，運用過虛構情節或繞彎暗示的“文藝”手法。
在延安我們相處的那一段日子裡，他很好說這樣兩句話：
“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有時談著談著，甚至有時是什麼也沒談，就忽然出現這麼兩句。邵子南同志是很少坐下來談話的，即使是閒談，他也總是在屋子裡來回走動著。這兩句話他說得總是那麼斬釘截鐵，說時的神氣也總是那麼趾高氣揚。說完以後，兩片薄薄的缺乏血色的嘴唇緊緊一閉，簡直是自信到極點了。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好說這樣兩句話，有時甚至猜不出他又想到什麼或指的是什麼。作為警闢的文學語言，我也很喜歡這兩句話。在一個問題上，獨抒己見是好的，在一種事業上，勇於嘗試也是好的。但如果要處處標新立異，事事與眾不同，那也會成為一種虛無吧。邵子南同志特別喜愛這兩句話，大概是因為它十分符合他那一種倔強的性格。
他的身體很不好，就是在我們都很年輕的那些年月，也可以看出他的臉色憔悴，先天的營養不良和長時期神經的過度耗損，但他的精神很煥發。在那年夏天，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他留給我的印象是：挺直的身子，黑黑的頭髮，明朗的面孔，緊緊閉起的嘴唇。灰軍裝，綠綁腿，赤腳草鞋，走起路來，矯健而敏捷。這種印象，直到今天，在我眼前，還是栩栩如生。他已經不存在了。
關於邵子南同志，我不瞭解他的全部歷史，我總覺得，他的死是黨的文藝隊伍的一個損失，他的才華燈盞裡的油脂並沒枯竭，他死得早了一些。因為我們年歲相當，走過的路大體一致，都是少年貧困流浪，苦惱迷惑，後來喜愛文藝，並由此參加了革命的隊伍，共同度過了不算短的那一段艱苦的歲月。在晉察冀的山前山後，村邊道沿，不只留有他的足跡，也留有他那些熱情的詩篇。村女牧童也許還在傳唱著他寫的歌詞。在這裡，我不能準確估量邵子南同志寫出的相當豐富的作品對於現實的意義，但我想，就是再過些年，也不見得就人琴兩無音響。而他那從事文藝工作和參加革命工作的初心，我自認也是理解一些的。他在從事創作時，那種勤勉認真的勁頭，我始終更是認為可貴，值得我學習的。在這篇短文裡，我回憶了他的一些特點，不過是表示希望由此能“以逝者之所長，補存者之不足”的微意而已。
今年春寒，寫到這裡，夜靜更深，窗外的風雪，正在交織吼叫。記得那年，我們到了延安，延安豐衣足食，經常可以吃到肉，按照那裡的習慣，一些頭蹄雜碎，是拋棄不吃的。
有一天，邵子南同志在山溝裡拾回一個龐大的牛頭，在我們的窯洞門口，架起大塊劈柴，安上一口大鍋，把牛頭原封不動地煮在裡面，他說要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
我不記得我和他分享過這頓異想天開的盛餐沒有。在那黃昏時分，在那寒風凜洌的山頭，在那熊熊的火焰旁邊，他那興高采烈的神情，他那高談闊論，他那爽朗的笑聲，我好像又看到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