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的詩句禪意

王維的詩句禪意

  王維奉佛,見之於多種史料,是一個客觀事實,要論王維,就不能迴避這一問題。本文為王維的詩句禪意,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佛教自西漢末年傳入我國後,經過魏晉南北朝的廣泛傳播,到了唐代,便正式走向獨立發展的階段,佛教的影響遍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寺院經濟蓬勃發展,具有不同特點的中國佛教八大宗派,都在這個時期相繼形成。

  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文學,進入唐朝,發展到了一個全面繁榮的新高峰,整個文壇出現了自春秋戰國以來所未有的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的局面。尤其是詩歌的發展,更達到了高度成熟的黃金時代。

  順應這一歷史因緣,王維這位精通禪學,擅長詩歌,首創潑墨山水畫,熟諳音律的藝術巨匠出現了。

  據《舊唐書·王維傳》記載,王維字摩詰,武則天長安元年(701)誕生於今山西省祁縣。其父王處廉,後遷居蒲州,遂為河東(今山西省永濟縣)人。王維幼年聰穎過人,九歲知屬辭。其弟王縉,官至丞相。王處廉去世較早。其母崔氏,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王維成名後,在《請施莊為寺表》中寫道:“故博陵縣(今河北省蠡縣南)君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歲,褐衣蔬食,持戒安禪,樂住山林,志求寂靜。”

  大照禪師即普寂,為禪宗北派祖師神秀(約606-706)的大弟子。神秀示滅後,其法眾即由普寂統領。《宋高僧傳》記述:開元十三年(725)即王維二十四歲時,普寂由洛陽移居長安,“王公大人,競來禮謁”。崔氏得拜這樣一個高僧為師,守戒習禪三十多年,自然是一個頗有修養的居士了。生長在佛教氣氛如此濃厚的家庭,在母親的影響下,王維和王縉“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菇葷血。”(《舊唐書·王維傳》)

  開元九年(721),二十歲的王維進士及第,授官大樂丞。後因伶人舞黃獅子事,貶為濟州(今山東省茌平縣)司庫參軍。約在開元二十一年(733)回到長安,得到丞相張九齡的提拔,任右拾遺,累遷監察御史、吏部朗中、給事中等官職。所以說王維青壯年時期也曾積極從政,對張九齡“不賣公器,動為蒼生謀”(王維《獻始興公》)的賢明政治,表示了明顯的支援。開元二十五年(737),張九齡為奸相李林甫所陷害,被罷相,貶官荊州。“口有蜜,腹有劍”的李林甫獨攬朝政,國事日非。出於對現實的不滿,王維在四十歲以後就開始過著一種亦官亦隱的生活。從開元二十八年(740)起,他先隱居於長安附近的終南山別墅,後來在藍田西南鹿苑寺畔輞川得到唐初詩人宋之問的別墅,遂遷於此,過著禪悅詩情的生活。正如他的《山中寄諸弟妹》一詩中所詠:

  山中多法侶,禪誦自為群。

  城郭遙相望,惟應見白雲。

  王維的詩歌,儲存至今的有四百多首。雖然他的詩歌多半無法編年,但我們還是可以大致看出其前後期詩風的不同。象盛唐許多詩人一樣,王維青壯年時期也寫了一些遊俠、邊塞的詩篇。如《少年行》描繪少年遊俠的昂揚豪邁,《濟上四賢詠》讚揚了“少年曾任俠,晚節更為儒”的崔錄事,“使氣公卿座,論心遊俠腸”的成文學等四賢;他們都是“解印歸田裡”或“中年不得意”的有志之士。詩裡有意識地把四賢正直高堂的形象和那些“幸有先人業,早蒙明主恩”的“翩翩繁華子”作對比,指摘了當時社會的不合理。深沉蘊藉,婉而多興,風格很接近初唐詩人陳子昂的《感遇詩》。《洛陽女兒行》在華麗的詞藻鋪陳中流露出冷嘲,又頗似盧照鄰的代表作《長安古意》。《從軍行》、《燕支行》等詩豪情四溢,很有盛唐邊塞詩的浪漫色彩。

  王維在開元二十八寫的《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說他:“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可知他二十多歲時即已受教於名僧。王維年近三十喪妻,由於佛教對他的影響與日俱增,故“妻亡不再娶,三十餘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舊唐書·王維傳》)王維交遊的僧人居士很多,僅在其詩文中有名有姓的就將近三十人。從他寫的《贊佛文》、《繡如意輪像贊》、《為乾和尚進注仁王經表》、《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謁璇上人》等詩文可以看出,他對佛學,尤其是禪學,具有很深的造詣。

  《宋高僧傳》載:“元崇以開元末年從璇禪師諮受心要,日夜匪懈,璇公乃因受深法與崇,歷上京遂入終南,至白鹿,下藍田,於輞川得右丞王公維之別業。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靜室,與崇相遇神交。”從引文我們可以窺見王維佛教生活的一斑。這位天才的詩人在禪誦之餘,常以吟詩作畫自娛,他的許多富有畫意的山水田園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的。《舊唐書·王維傳》雲:“晚年長齋,不衣文采。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口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為詩,號《輞川集》。”

  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次年,亂軍攻破潼關、長安,玄宗倉惶逃奔四川。五十五歲的王維追隨玄宗不及,在長安被亂軍所俘,囚於菩提寺,他服藥佯喑。後安祿山強迫他作給事中偽官。至德二年,一身系天下安危的郭子儀(697-781)收復長安,肅宗李亨還京,下旨凡陷賊官,一律分三等定罪。王維一度被貶官為太子中允,因曾作凝碧池詩,特宥之,後升至尚書右丞,故世稱“王石丞”。他在《謝除太子中允表》中陳述自己當時的心情說:“今聖澤含宏,天波昭洗。朝容罪人食祿,必招屈法之嫌;臣得奉佛報恩,自寬不死之痛”。

  此後,他更加摒棄世事,修持禪誦,勇猛精進,以求心靈的解脫。《舊唐書·王維傳》敘述其晚年的生活說:“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元(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肅宗上元二年(761)一日,忽索筆作書,與親朋故舊訣別,安坐而逝。”

  印度佛教是沒有禪宗這個宗派的,所以說禪宗是中國佛教獨有的宗派,它的出現,標誌著佛教的中國化。中國禪宗創始於南北朝時期,始祖為印度菩提達摩,而其興盛則肇自初唐的五祖弘忍(602-675)。弘忍圓寂後,禪宗分為南北兩派。北派以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為領袖,主張漸修,得到武則天的支援。長安元年(701),武則天把九十高齡的神秀迎請到京都長安,尊為國師(見釋淨覺《楞伽師資記》)。神秀上殿,武則天親自跑拜。中宗李顯即位後,對神秀“尤加敬異”(見《舊唐書·神秀傳》)。故禪宗北派在武則天至唐玄宗的七十年間,盛極一時,該派名僧或揚眉高殿之上,或策杖深庭之中。但此後不久,便逐漸衰歇了。禪宗南派以弘忍的得法弟子慧能(638-713)為代表,大倡“頓悟”法門,後世稱為禪宗六祖,盛行於嶺南一帶。慧能滅度後,其弟子神會(668-760)於開元二十二年(734)北上滑臺(今河南省滑縣東)大雲寺,設無遮法會傳播南宗教旨,掀起南能北秀之論爭。後又於天寶八年(749)在洛陽大弘宗理。大寶十二年(753),神會被北派僧侶排擠,黜居弋陽郡(今河南省潢川縣西)。安史之亂起,至德二年(757),神會應請在洛陽主持度僧,“所獲財帛,頓支軍費”(見《宋高僧傳·洛京荷澤寺神會傳》)。得到肅宗李亨的信任,此後南宗弘傳甚盛,成為禪宗正統。

  王維與禪宗南北二派都有很深的關係。前文已述,他母親是北派首領普寂的弟子,他寫過一篇《為舜闍黎謝御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大通禪師是神秀的賜益,大照禪師是普寂的賜諡。他又曾應南派首領神會之請,為其師慧能撰寫《能禪師碑》,文中說:“謂餘知道,以頌見託。”(見《全唐文》)可知他又心印曹溪。這篇《能禪師碑》是研究慧能哲學思想的重要史料。王維雖然信奉禪宗,但畢竟不是有一定師承關係的僧人。當京師一帶北派盛行時,他自然與北派禪師密切來往;至德以後南派大弘,他又與南派禪師交遊論道,不存門戶之見,這是很可貴的。

  慧能創立的南派禪宗,主要宣揚人心是成佛的基礎,要求保持內心的絕對平靜。這樣,人雖然身處在塵世中,精神卻可一塵不染而成佛。禪宗的思想滲透在王維的許多詩裡,正如清朝詩論巨擘沈德潛所說,王維詩句多是“不用禪語,時得禪理”。在山水園生活的描繪中蘊含著禪意,用熱鬧的字眼透出幽靜的意境,寓靜於動,動中顯靜,以含蓄曲隱、意在言外的藝術手法來表達,具有高超的技巧和深邃的哲理。例如人們所熟知的《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後人認為,“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一聯,是最得理趣的名句。佛教認為,世間一切法皆有生、住、異、滅之遷流變化。此聯正是在觀賞行雲流水之際,透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生生滅滅,窮盡復通的禪理。

  王維詩歌中的禪意,主要表現為空寂的境界。由於他的心靈自幼浸染了佛教清淨無為的色彩,所以他筆下的山水田園被描寫得那麼寧靜安祥,澹遠空靈。禪機悟境,每每流露於字裡行間。如《竹裡館》:

  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詩人獨自坐在幽深的竹裡彈琴長嘯,沒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惟有皎潔的月光相伴,這是多麼清靜幽寂的畫境!

  《鹿柴》一詩,也是這種心境的流露: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闃寂的空山中偶然聽到的人語,幽深的密林裡偶爾照到青苔上的.一縷夕陽,被詩人信手拈來,給我們一種遠離塵囂的無比清幽的意趣,使人回味無窮!

  又如《辛夷塢》雲:

  木末芙容花,山中發紅萼;

  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鳥鳴澗》雲:

  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

  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明代學者胡應麟在《詩藪·內篇卷六》中說:《辛夷塢》和《鳥鳴澗》兩詩:“讀之身世兩忘,萬念皆寂”。尤其《辛夷塢》,更是“入禪”之作。一語中的,誠哉斯言!

  王維詩歌中的禪意,還表現為無我的境界。如《戲贈張五弟湮》雲:

  我家南山下,動息自遺身。

  入鳥不相亂,見獸皆相親。

  雲霞成伴侶,虛白待衣巾。

  佛教無我的思想和中國本土的莊子哲學頗有一致之處,二者很容易結合在一起。“入鳥不相亂,見獸皆相親。”一聯,用的是《莊子·山木》典故:“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虛白”一詞,則出自《莊子·人間世》:“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經典釋文》:“(晉)司馬(彪)雲:‘室,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用以形容清淨的心境。

  王維的另一首詩《山中示弟等》,更是將佛、道二教融合在一起,表現了無我的境界:

  山林吾喪我,冠帶爾成人。

  莫學嵇康懶,且安原憲貧。

  山陰多北戶,泉水在東鄰。

  緣合妄相有,性空無所親。

  安知廣成子,不是老夫身!

  “吾喪我”乃《莊子·齊物論》中南郭子綦的話。“廣成子”則典出《莊子·在宥》,唐陸德明、成玄英等人均認為“廣成子”乃老子的別號。“緣合”、“性空”均為佛學術語。《大般若經》雲:“一切法,自性本空,無生無滅。緣合謂生,緣離謂滅。”《華嚴經》道:“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

  與此相類似,王維還有一首《酬黎居士淅川作》:

  儂家真個去,公定隨儂否?

  著處是蓮花,無心變楊柳。

  松龕藏藥裹,石唇安茶臼。

  氣味當共知,那能不攜手!

  “著處是蓮花”,即著意於求佛法。“變楊柳”出自《莊子·至樂篇》:“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變楊柳,體現著自然的化遷。“無心變楊柳”,意思是忘卻自我,順從自然;與“著處是蓮花”正好合拍。

  呂澂先生在《中國佛學源流略講》說:禪家南宗的主張經過南嶽、青原一二傳以後,便將禪的意味,滲透在學人的日常生活裡,使它構成一種隨緣任運的態度。他又說:“禪家一切行為的動機,始終在向上一著,探求生死不染、去住自由的境界,並且不肯泛泛地去走迂迴曲折的道路,而要直截了當把握到成佛的根源。這個根源,在他們所認識到的,即是人們的心地,也可稱為本心。”這種追求主觀精神的自由境界,在王維的詩歌中表現得很充分,如《酬張少府》: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

  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

  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

  君向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總之,佛教世界觀對王維詩歌創作影響是顯著的,禪宗思想對其詩歌藝術風格的浸潤是深刻的。正是由於這點,所以,王維後期的詩歌,意象空靈,境界清幽,呈現出一種閒澹冷寂,悠然自在的情趣。在盛唐處於上升階段的禪宗南派,提倡:“頓悟成佛”,即憑著自己的智慧,單刀直入,一下子便領悟佛教的真理而成佛,很適合當時文人的口味。加入禪宗的表達方式又常常是形象詩的語言,因此像王維這樣一個耽於禪悅的詩人兼畫家,當他超脫塵俗,投身山水田園並進行藝術創作的時候,“頓悟”的方式往往能引導他迸出靈性的火花,在剎那間突破一點,進入富有哲理意味和藝術情趣的境界。

  禪意和畫意,是王維詩歌最突出的兩大特色。他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畫家,被後世推崇為“文人畫”的始祖。對祖國山水畫的發展,有過傑出的貢獻。他的詩最有寫意畫的效果,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正如蘇東坡在《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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