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分析李白漫遊及對其詩歌創作的影響

　　摘要：書劍飄零之旅是唐代文人旅遊生活的重要內容。其中，李白的書劍飄零之旅是最負盛名的。他的漫遊，對其詩歌創作有重大的影響。

　　關鍵詞：李白漫遊詩歌影響

　　Abstract: Roam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ife for literati in Tang Dynasty. Among them, Li Bai is the most

　　prestigious. His roam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is poems.

　　Keywords: Li Bai; roaming; poem; impact

　　中國古代文人的漫遊是我國傳統旅遊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們大都把漫遊看成是超凡脫俗、完善人格或是求知尋美，對社會生活所造成生理、心理失衡的一種暫時補償手段，而加以推崇和追求。他們遍遊名山大川，並以此為題材寫出許多為世矚目的傳世之作。漫遊成為文人的一種存在方式。但是，對於不同個體，又是不盡相同的。這裡，我們來談談李白具有典型意義的書劍飄零之旅。開元十二年，李白24歲，為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奮其智慧，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他“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上安州裴長史書》），開始一個漫遊兼而求仕的時期。他浮洞庭，歷襄漢，上廬山，東至金陵、揚州，復折回湖北，以安陸為中心，又先後北遊洛陽、龍門、嵩山、太原，東遊齊魯，登泰山，南遊安徽、江蘇及浙江等地，遊蹤所及，近半個中國。李白此舉，於當時及之後，都是極負盛名的。

　　1 漫遊的因由

　　李白的一生，幾乎就是旅行家的一生。只是說，他的旅行，與現代旅行相比，不知要困難多少倍。從往返所需要的路費到出發的具體時間，所有的細節都不可能於事先作出準確的估計。當時，全國的各個地區、社會的各個階層，幾乎完全不可互通情報。除透過極少數書籍（當時還是手寫時代）及公私檔案或者個人口頭傳達而略知一二外，幾乎完全是兩眼一抹黑的未知狀態。尤其是安祿山之亂（公元七五五年）之後，更是每況愈下。當時的交通及治安方面等，都根本無法保障旅行者的生命安全。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李白在想象不到的惡劣條件下，把自己一生投入無止境的漫遊之中呢？是什麼東西激勵他堅持不懈地走下去呢？

　　1.1 曠達不羈的性格，被排斥的疏遠感

　　李白父親李客原為西域商人，後“高臥雲林，不求祿仕”，思想上較少儒家正統思想。李白幼承家訓，後又“混遊漁商，隱不絕俗”，思想成多元思想的融合。他狂放不羈，蔑視禮法。李白在蜀中是“客”之子，父親沒有官職，沒有權勢，更沒有祖傳土地，只是一個具有一定經濟實力和商貿才能的新移民。當地人稱他父親為“客”，且至其死而未變，表明他同化於這一地域社會的努力沒有成功。這對於李白這個特別自負，對名聲敏感大大超過常人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難堪。出身殷實的商家，卻為一個客籍人，更增加了他對當地人的仇視。據魏顥說，他“少任俠，嘗手刃數人”，卻沒有吃官司。不論那些人是否罪當誅之，李白的這種“任我行”的性格，確造成他不合於周圍人群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李白同當地的知識階層共享學問和知識，而他的資質卻又遠在他們之上，他必定有一種被排斥的疏遠感。以上種種因素使他覺得自己所處之地不過是個寄寓之地。是這些促使他踏上行旅之途。

　　1.2 對懷才不遇情懷給予心理補償

　　科舉制度是當時上升到上層社會的最主要途徑。李白與科舉無緣，使他“投竿佐皇極”、“相與濟蒼生”，想做一番類似范蠡、謝安的大事業的抱負受到了直接阻礙。唐代科舉考試資格有“生徒”和“鄉貢”兩種，居住在鄉的李白只能屬“鄉貢”一種。《新唐書》卷四十四載：“凡貢舉，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可想而知，被鄉中稱為“客”（即被認為來歷不明）的移民之子李白，很難成為被推舉的物件。另外，唐朝時想要因科舉而為官，還有特殊的制約規定。《新唐書》又載：“刑家之子，工賈異類及假名承偽，隱冒升降者，有罰。”因為這兩條，李白被當時鄉貢拒於門外，與由科舉進入上層社會無緣。李白的漫遊是對這種懷才不遇境況的一種心理補償。誠然，他的漫遊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在漫遊中，他有時採取類似縱橫家遊說的方式，希望憑自己的文章才華得到知名人物的推轂，如向朝中諸人上書。有時，他又沿著當時已成風氣的那條“終南捷徑”，希望透過隱居學道來樹立聲譽，直上青雲，先後和元丹丘、孔巢父及道士吳筠等隱居嵩山、徂徠山和剡中。另外，如上所述，“樂山”、“樂水”文人把漫遊看成是超凡脫俗、完善人格或是求知尋美，對社會生活造成生理、心理失衡的一種暫時補償手段，而加以推崇和追求，李白也不例外。漫遊使李白的“自由”、“任情”暫時得到一定程度的膨脹，顯示出思維和行為上的“自由性”。在社會生活中失去的自由，不管是生理上或心理上的，他希望從大自然中得到一種精神的補償。在他對大自然的發現中，不管是幻化的景象、抽象的偶像、自己創造的形式或是雄、奇、險、秀的自然景觀，都起了不同程度的補償作用。

　　1.3 求得身心的自由

　　在《論語·先進》中，有“吾與點也”的故事。在與曾點談論“志道”之策時，孔子同意其放浪山水，無憂無慮、無拘無束的遊樂之言。表明孔子所理解的人性的全面完成與人生的理想境界，精神生活的自在、自得、適意甚至逍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莊子《逍遙遊》開篇便雲：逍者，消也，消盡人世之牽累；遙者，遠也，無拘無束，無遮無礙。逍遙遊就是自由遊。可見“遊是理想的人生境界與最高的審美境界”。另一方面，某個個人作為連續不斷的“行旅之人”，也就是“客寓者”，各地臨時一住的客寓者，作為對某些事情 “主體者”、“責任分擔者”，尤其是作為“持續不斷的責任分擔者”則很容易被免除，結果他對某些事情就很容易站在“免除責任的第三者”立場來觀察。作為第三者的“放縱、奔放”的言談舉止，對定居者則不被容許，而對一時的客寓者則很容易被容許。站在這樣立場的人，相對而言，當然很容易求得身心自由。只是“置身異鄉”，才更易使他在不斷變化的未知環境中開啟心靈的大門。新的土地，新的風格，新的人際關係，在這樣的變化中，易培養對人生廣泛的興趣，萌發他對世事的深切的關心。李白就寧願使自己的一生永遠處於這種不斷的追求之中。因此，李白把漫遊作為他最重要的生活方式。真是“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2 與眾多漫遊文人的不同

　　李白生涯的大部分是在行旅中度過的。在中國為數眾多的詩人中，像李白這樣飄蕩不定，缺乏定居體驗的，是例外中的例外。與眾多文人相比，李白的漫遊，具有顯著的差異性。

　　2.1 思想的複雜性

　　李白遍遊名山大川，與他十分複雜的思想有關。他集儒、道、俠的思想於一身。儒家的“兼善天下”使他漫遊天下，遊覽名山大川，廣交朋友，陶冶性情。兼善天下是中國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最高理想。這種政治意識，隨著歷代統治者的提倡和封建社會的教育，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潛移默化，化入了我們民族的靈魂，積澱成我們民族的傳統心理。像李白這樣以“非聖無法”、狂放不羈聞名的浪漫詩人，也還是受到這種心理意識的影響。就李白思想而言，安邦濟世、兼善天下政治抱負之宏大，建功立業、事君榮親用世願望之熱切，絕不在“詩聖”杜甫之下。往昔論者對太白鄙視功名、“不屈己，不幹人”及出世學道的思想側面多少有些誇大。只不過李白對功名的追求，不像一般的讀書人，走科舉考試的道路。他“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他所採用的是遊說人主，直取卿相，一鳴驚人的非常手段。所要達到的是“濟蒼生”、“安社稷”的大事業。在這一思想的基礎上，為了求得功名，引起皇帝注意，他運用了除科舉之外的許多手段，如任俠交遊、縱橫干謁、求仙學道、結社隱居等等。

　　道家的“逍遙物外”又使他在理想追求受挫時，或為隱遁山林、潔身避禍、任誕縱酒之玄遊；或為求仙學道、採藥煉丹之仙遊。在江陵，李白邂逅道教名流司馬承禎、胡紫陽、元丹丘等，和他們一起遊仙學道，飄飄然若具仙風道骨。李白的遊仙是認真的，正如他自己所云，“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原遊名山去，學道飛丹砂”。他遊覽了司馬承禎長期修道的天台山，盼望仙人“舉手來相招”。最突出的是嵩山遊仙。他的摯友元丹丘，是名修道學仙之士，兩人在嵩山“提攜訪神仙，從此鍊金藥”，訪過神仙焦鍊師，並“聞風有寄，灑翰遙贈”，以示對其“潛光隱嵩嶽，煉魄棲雲幄”的傾慕。為了拜尋高師，他們還一起遊仙到隨州（今湖北隨縣），從紫陽先生學仙。那位紫陽先生是司馬承禎的再傳弟子，是個“道與古仙合，心將元化並”的高人。李白希望得其真傳，“終願惠金液，提攜凌太清”，從他後來說的“子與紫陽神交，飽餐素論，十得其九”可知，他確實得到了紫陽的指點。到了晚年，他乾脆請其尊師高如貴授教，如了道門。此後，越發認真地遊仙。據其族叔及朋友雲，他竟“東歸蓬萊，仍羽入丹丘”，一路遊仙過去，至“仙藥滿聚，道書盈筐”，平日裡以煉丹服食為事，更屬稀鬆平常。在《草創大還贈柳官迪》一詩中，他曾詳細描寫自己煉成大還丹的情形。直至流放夜郎途中，他還向往幾年前遊過的秋浦（今安徽貴池縣西），那是適合煉丹的好地方，希望“三載夜郎還，於茲鍊金丹”。

　　李白的任俠風采早在他出遊之前就有所表現，魏顥說他“少任俠，嘗手刃數人”。範傳正於《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中也說：“少以俠自任……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弘大，聲聞於天。”李白愛好劍術，在傳統士人社會中，是個志在以詩文求榮耀通達的人，同時又是一個喜好劍術的任俠之徒，這種情況是少有的。李白向自己傳記的.寫作者有意提示了到這點。這都是通常文雅之士所不敢為的，這實際上也是李白俠士精神的一種體現。在李白漫遊的過程中，其俠士風采屢有表現。最主要的是體現在李白對待金錢的問題上。李白詩中說：“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千金散盡還復來”。李白在《與韓荊州書》中說：“自幼好任俠，有四方之志，年十五而修劍術，二十而懷縱橫之策，欲遍幹諸侯，仗劍去國，辭親遠遊，雖身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所至尚意氣，重然諾，輕財好施，常為人急而不敢自為，嘗遊揚州時，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他的輕財好義，賑困濟貧，當然是由任俠的個性使然。李白《贈右人三首》其二亦云：“廉夫惟重義，駿馬不勞鞭。人生貴相知，何必金與錢？”李白將一柄很貴重的匕首贈給“趙四”，也同樣表明他不重金錢而重義氣的偉丈夫品格。李白的好朋友在與李白一起漫遊途中死於洞庭之上，李白竟然“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徙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綴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東”。李白這種揮金如土、輕財好施、存交重義的行為大有義俠的風範。唐代任俠除勇決任氣，輕財好施，結納豪俊之外，還鬥雞走狗、縱酒挾妓，李白在這方面也可稱高手。李白任俠特點，在於一個“奇”字。他把義士的“義”、刺客的“膽”及狂士的“風流倜儻”集於一身，使別人在他面前始終也瀟灑不起來，只有望塵莫及的份兒。李白漫遊中所涵蓋的儒家的以遊求仕、道家的以遊歸真及豪士劍客的以遊行俠，反映了李白在旅遊的行為與追求上是多元化的，其思想是複雜而深刻的。

　　2.2 隨遇而安，四處為家，目的性淡薄

　　李白各時期的遊蹤，就其整體看，大都缺乏具體的目的性（當然也有例外），為“行旅而行旅”的特點明顯。有具體明確目的的，只限於出仕玄宗朝廷和貶謫流放夜郎等時，為數極少。李白很少充任官吏，長期在任。李白在江浙漫遊時結識了道教的拔尖人物吳筠，應他的推薦進入長安。但三年不到，李白就憤然告退，重新踏上漫遊的道路。在李白看來，人生一世，功名成就不是人生的所有價值，故不能僅僅消耗在對世俗生活的追求中。神仙長生也不是生命的全部意義，故不能僅僅寄託在個體生命的超越上。他要在濟蒼生、安社稷中充實生命，在浮五湖、戲滄海中高蹈人生。李白隨遇而安，四處為家。在李白的詩中，除了剛離蜀時有少數幾首對家鄉流露過一點留戀之意，再就是安史之亂時唐玄宗流亡西蜀時他曾經一度思鄉，其它的詩都不見有多少鄉情。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等有關的詩，一首也沒有。李白在臨死之際，希望埋葬之地不是蜀，也不是長安，而是晚年旅途中所經過之地宣城，與他所敬愛的謝眺有關的青山。這種情況，根據我國人民安土重遷的一貫習慣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特殊。這反映了在李白心中，國家的意識已經開始代替鄉土意識，走到哪裡哪裡就是吾家。

　　2.3 佔去生涯大半，直到晚年

　　李白是個行旅之人，永遠的行旅者。李白的行旅生涯，從氣質到體質，都是作為一個客寓者，這由李白自己所選擇。因而，他的資質與客寓、漂流狀況之間並無不適。李白謫流夜郎的傷心之旅，甚至變而成為他漫遊長江的趣事，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長期的遊歷和漂泊也難以成為他客寓生活中促使他身心消耗的因素。李白選擇漫遊作為其生活的基本形態，所以漫遊佔其生涯的大部分。開元二年，李白在白帝城一帶遇赦後，他沒有接近入蜀之地，相反，他的意願和實際行蹤是從白帝城至江夏－巴陵－零菱－江夏－廬山－豫章－尋陽－長風沙－金陵、宣城、歷陽，總體來看，是在更遠的江南、江東地區遊歷。從青年到晚年，李白沒有停止過行旅的腳步。

　　2.4 單身一人，遊歷各地

　　作為被迫行旅，一般詩人多是選擇與家族同路，但李白卻是單身一個的行旅之人，雖然在旅途中會碰上很多的朋友一起旅遊，但這只是階段性、區域性的。唐代有養士重才的風氣，使李白一生漫遊成為可能。李白所以能一生浪跡各處，主要依靠他的交遊廣，名氣大，時人對他的優禮與敬愛。早在安陸酒隱時，就自稱“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除了朋友熱情支援外，他先在安陸，婚與許家，是高宗時宰相許圉師的孫女；後在梁宋，婚與宗家，是武后時宰相宗楚客的孫女，這些富有的岳家當然會對他的生活有所幫助。還有一點就是李白還寫了不少的文章，這些文章也會給他帶來一定的收入。如上種種都為李白的漫遊提供了支援。但儘管如此，李白的漫遊在經濟上並不是無憂的，也時有拮据。這個我們從他的詩歌當中就可以看出，如“少年流落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又“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從弟南平太守之遙》），特別是在安陸初所寫的《上安州李長史書》中，把自己形容得非常孤單可憐：“白孤劍誰託，悲歌自憐，迫於悽惶，席不暇暖，寄絕國而何仰，若浮雲而無依，南徙莫從，北遊失路。”這些都沒有影響李白的尋訪名山，周遊勝地。所以，我們可以說，李白的漫遊是矢志不移的，不被外物所左右；他不是把漫遊當成對生活的補充，而是作為生活本身來享受。透過漫遊，李白豁達不羈的性格得到充分的表現。

　　3 漫遊對其詩歌創作的影響

　　行旅很容易使詩人產生優秀詩作。漫遊對詩歌創作往往有重大影響。李白一生是漂泊的一生，長江南北，黃河上下，大凡名山大川，精美去處，幾乎沒有李白沒去過的。可以說，李白佔盡了中國名山名水之風流。綜觀李白詩歌及其生涯，我們深感他本質上是個“旅人”。他的詩本質上是行旅之詩。因為，行旅之人總有行旅之感，李白在漫遊過程中就是用詩歌表達這種行旅之感的。在漫遊中，李白獨特的生活經歷和社會實踐形成了他的世界觀和生活態度。他對待一切具體的事物，都和這種世界觀和生活態度聯絡起來，看待一切都有他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審美判斷，因此，他在詩歌的表現上也就具有了自己的特點。不單是那些詠懷詩和描寫人事悲歡離合的詩歌，即使是描寫無生命的山水景物的也莫不如此。李白並沒有把他的山水詩按山水詩寫，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心靈任意揮灑。因此，李白的山水詩也就擁有了他自己的靈魂。如《望天門山》：

　　天門中斷楚江開，江水東流至此回。

　　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太陽照孤帆本是常事。兩岸青山相對本是歷來如此。青山像門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看到紅霞照耀就感到那片帆是從“日邊來”，有李白對太陽的特殊觀念。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日乃人君之象。所以，他才把孤帆飛駛和他的被徵聯絡在一起，而覺得那種景象特別壯麗，以致覺得天門特意為它大開。這裡，李白對常人不易動情的事物產生了感情，是從自己獨特的視角去觀瞻。李白有不少描繪山水風景的佳篇。其中有些作品，像《獨坐敬亭山》、《清溪行》、《宿清溪主人》等風格清新雋永，接近王維、孟浩然一派。但更能表現李白特色的是《蜀道難》、《廬山遙寄盧侍御虛舟》、《橫江詞》一類作品，其中有高入雲霄的廬山、華山和蜀道，有波浪奔騰的黃河和長江；形象雄偉，境界壯闊，產生有震撼人心的藝術效果。這些詩篇，在我國古代山水風景詩中是異軍突起，境界獨闢，罕有倫比的。

　　李白作為一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許多詩歌都充滿了豐富的想象。《夢遊天姥吟留別》就是一典型代表。“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李白所描寫的狂風、雷電和仙人境界中充滿瑰麗的想象。無疑，李白長期的漫遊為他的想象提供了基礎。人在旅途，往往增加對自然事物的瞭解，這些事物也會經常成為詩歌的意象。李白的旅行生活，特別是多年的水行生活，使他十分懂得風的重要。他詩裡對於季節的變化，往往以風做標誌。他晚年寫的《寄韋南陵冰》一開頭就說：“南船正東風，北船來自緩。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了風吹斷……”這裡描寫的就是航行和風的關係。又如“城邊有古樹，日夕連歌聲”（《沙邱城下寄杜甫》）詩裡沒有“風”字，但他所寫的確是秋風吹著古樹的聲音。“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寫的是夏天陣雨之前的暴風；“水國秋風夜”寫的卻是天朗氣爽時的清風。他還有些特別的說法，如“東風吹客夢，西落此中時”、“遠海動風色，吹愁落天涯”、“東風吹夢到長安”、“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甚至有“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等等。李白對風有著特殊的興趣。如“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歌贊它是自然賦予人們的特惠。在《感時留別徐王兄弟》詩裡他說“天籟何參差，噫然大快吹”，好像又成為宇宙間一種動力了。所以，他在《東魯見狄博通》裡說“謂言掛席度滄海，卻是應時無長風”，在《秋夜與劉碭山泛宴喜亭池》裡說“令人慾泛海，只等長風吹”。他不但於送裴澤時詠有“好風吹落日”詩句，而且早在送竇薄華時就歌唱有“長風吹月度西來”名句。

　　另外，月在李白的詩歌中出現的頻率也很大。一個人在遊歷過程中，特別是孤身一人時，很容易對周圍的景或物有所感發，客觀的外物成為他抒發主觀情感的憑藉。當這種感情以詩歌形式表現出來時，詩歌中就會以這些外物為意象，且頻率越高說明作者對它投注的注意力越大。

　　李白的漫遊中，還與長江的關係極為密切，他一生中曾多次來往於長江之中，遊歷於長江流域，有眾多有關長江的詩。這些詩無論是在數量上（約120多首），還是在質量上（有不少是傳頌的名篇），都在李白的山水詩中佔有顯著的地位。李白賦予長江以濃情與厚意，而長江也賦予李白氣魄與性格。雄偉壯麗的長江使李白為她唱出一首首讚歌，也唱出李白胸中的豪情。同樣，李白對黃河也有深重的情結。是一次次涉足於黃河與長江，使李白一次次詩情湧動。

　　總之，李白的詩和他的漫遊是分不開的，註定李白是個行旅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