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來源

詩歌的來源

  

  中國是詩歌的國度。中國詩歌從擊壤開始,“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吟唱一直伴隨著中華民族的發展史響徹雲宵。

  中國詩歌自始至終承擔著“美刺”的社會職能,庶民吟之,鐸鈴採之,王侯聽之,以知得失。無論:“大人君子,不素餐兮”的諷刺還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批判,無不反映了勞動人民的真實生活和與剝削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

  自然界的遊戲規則是:老虎吃人沒有錯,是應該的。人類社會的遊戲規則是:統治階級不勞而獲,享盡榮華富貴,勞動人民終身勞作,受苦受累也是應該的。這種規則進行到一定階段,每當統治階級偏離正道,或橫徵暴斂,人民不堪重負;或,騷腥彌天。人們以詩歌唱出自己心中的忿懣,冀統治階級醒悟。此為詩歌之正道。或以詩歌喚醒民眾,摒棄暴君,甚至憤怒一擊,剷除匪黨,摧垮腐朽統治,淨化空氣,光大天地。此為詩歌之末流。總而言之,歌頌真善美,鞭撻假醜惡,是詩歌之天職。

  詩道興於國衰,《小旻》作而西周亡;屈子吟而楚廟焚;李杜哭而貴妃縊。詩人者不祥之物也,歌則驚天地泣鬼神,其氣擬兵,象合於天,畏之則昌,犯之則亡。贏氏政焚詩書,亂天紀,賢者至商山,邑人徙武陵,戍卒叫,函谷壞,天下大亂。唐德宗步贏氏後塵,焚詩書,效坑儒,唐室崩壞,祚終廟毀。

  

  三代之詩古樸典雅,衰周東遷,詩道淪喪。戰國諸侯紛爭,戰火連年,民不聊生。屈子辭賦獨領風騷。炎漢承秦焰餘毒,文人雅士噤若寒蟬,不料詩在民間,只可惜儲存至今的只有十九首。從戰國初至漢末數百年間,中國詩歌幾近消亡。如果說蘇李詩為偽作,《古詩十九首》可以填寫這一空白。建安年間社會動盪,皇綱廢弛。七子吟唱聲震蒼穹。蔡琰、曹操以樸實的語言如實記錄了社會動亂給人民所造成的災難。同時出現了民眾口頭傳唱,後經文人加工修改而成的《孔雀東南飛》。

  魏晉詩歌風骨峻拔,嵇康戕於司馬,陶令不為五斗米而折腰,放浪形骸于山水間。詩人多以吟詠名山大川,抒發個人情感為主。既不關心政治,也不關注民生。

  南北朝宮體詩輕佻、豔麗,多貢媚之詞。大唐國力強盛,以詩取士,直接催生了千古第一詩人的`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可悲的是李白和杜甫坎壈終生,一個淹死在小溪裡,一個餓死在獨木舟上。詩仙和詩聖從以詩取士的大唐王朝悄無聲息地消失了。他們給後人留下了光焰萬丈的詩篇。相反,李林甫,楊國忠等不學無術的狗奴才卻居高位,享厚祿,以聲色犬馬迷惑君王,禍國殃民。正是“鳳凰在笯,雞鶩翱翔”。人類社會就是如此荒唐,明君千載不遇,而昏君不可一日缺少,人類社會就是在荒唐和混亂中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李唐而下,歷代文人大多和李杜一樣,窮困一生。如今假使曹植再生,李白復活也只有被活活餓死,而多少奸商卻刊印他們的詩集而發財,這就是中國文人的悲哀,也是這個歷代統治階級一貫標榜“文明”而力倡愚昧的偉大古國的痼疾。

  

  初唐產生格律,無形中給中國詩歌這匹野馬套上了籠頭,漸漸成了羈絆。自此中國的詩歌不但失去了承擔社會職能的能力,而且僅僅成了文人士大夫們為封建帝王歌功頌德和互相酬答的一種娛樂方式。詩歌自身的功能逐漸衰退。只能躲進文人的塔裡顧影自憐,與普通百姓徹底絕緣。詩歌本身源自民間,與普通百姓絕緣就失去了本源,只能是一潭死水。好在包括李白的樂府詩和杜甫的《三吏》、《三別》在內的好多詩歌都未受到格律的束縛,才使得唐詩在中國文學史上大放光彩。

  五代亂離,趙宋闇弱,強敵壓境,國土日削,被迫南遷,元代為韃奴所統治。從殘唐至明初,一千年間,我們的民族在呻吟,詩神在哭泣。有明江山一統,國力蒸蒸日上,經濟繁榮,詩道呈現復興勢態,但是“臺閣體”嚴重影響了詩歌的健康發展。雖然前後七子力主復古,“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未脫唐人窠臼,三百年間止起漣漪,不見巨瀾。

  清季,詩歌開始復甦,可惜五四運動以來,文學巨擘全倡導白話文,新詩介入,直接取代了舊體詩。中國詩歌就象一位雍榮華貴的闊太太被頗辣刁蠻的鄉村野婦攆出了家門,並且揪住格律的長辮子任意踢打。幾乎出現了詩歌斷代史的局面。直至今日,面對新詩如此猖獗的勢態,墨守國古的老先生們依然揪住自己的長辮子不肯鬆手:“凡不合格律,概不為詩。”

  格律詩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詩,古詩十九首既不求對仗,也不拘平仄,誰也不敢說不是好詩。相反格律詩為求對仗大多有詞性相同或相反的詞語堆砌、拼湊的弊病。

  當然也有人譏諷格律詩是“小腳”、“太監”,誠不為過。“小腳”、“太監”,奴才也,有何作為?假如中國詩歌一開始就有格律,是“小腳”、“太監”的話,即沒有四詩,也沒有唐詩,中國也不會成為詩歌的國度。

  

  中國詩歌形式多樣,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甚至十一言。還有長短不齊的雜言詩和樂府詩。樂府詩形式自由,語言俚俗。歷史上的曹魏父子和李白、白居易等大詩人都以樂府詩見長。

  唐宋以來,人們論詩,一般指格律詩。詩不合格律則畫眉深淺不入時,羞於拜舅姑。詩歌成了個別文人的專利,庶民百姓的吟唱只能是野曲,根本不被世人承認是詩。而大多數文人望格律而生畏。只有個別文人按平仄格式模仿唐宋詩。文人詩作了一千年,其結果是詩歌從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徹底消亡了。我們的先人與其說是給子孫後代留了三分田,倒不如說格律稅太重,他們交不起,才讓詩歌的肥田又荒了上千年。

  中國詩歌從古詩十九首“無乃杞良妻”開始用典,後人受漢賦的影響大量用典,至李白達到了用典高峰。杜甫一改昔人用典陋習,即事名篇,開新樂府先河。後來白居易、元稹有所繼承,但均未超越前人。宋、元詩似乎無一可取;明詩用典已成痼疾;清詩用典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佛教用語,名人名言大量堆砌。已經到了不看註釋讀不懂的地步,幾乎成了詩謎。雖然出現了大量的長歌但是已經不是詩了,且不說近於白話,一篇中相同的句子反覆出現(如餘梅《聽屠生說馬僧事,證之隨園所書者,記以古詩》),甚至好多句子連在一起反覆出現(如姚夑《雙鴆篇》)。

  或謂宋詩是入韻的散文,清詩承宋詩之弊,且孫不如祖,已經是入韻的小說了。

  

  因為古典詩詞早已是過時的體裁,在當代文學領域非主流,堅守詩詞陣營的包括中華詩詞學會會員大多是退休老人,他們拿著退休工資,生活無憂,寫一點吟花弄月的小調自娛,無病呻吟。再加上普及白話文,人們的閱讀能力非常低,讀不懂詩詞。這些原因是當今人們屛棄古典詩詞的主要原因之一。

  詩道衰微已過千載,我們要發揚光大詩歌藝術,首先要衝破格律的束縛,大膽仿古。當今有人喊出了超宋趕唐的口號。舊體詩如果壓不倒新詩的聲勢,在詩歌的國度沒有一席之地,仍然難以生存的話,超宋趕唐只是一種夢想罷了。

  假如說四詩是中國詩歌的青春期的話,唐詩便是壯年期。要說中國詩歌已經步入晚年,餘輝返照,落霞滿天,應該更加輝煌,而這種風雨欲來煙滿樓的勢頭早已呈現。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各地的詩詞學會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特別是戈壁明珠石河子詩詞學會成立二十年來,先後編輯出版了當今海內外名賢俊彥的詩詞集二十多部,石河子詩詞學會的老師們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衝鋒陷陣,同時,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這無疑是我們這一代詩詞愛好者的榮耀和福氣。

  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生活,格律詩皎然無力承擔反映社會生活的重任。中國詩歌應該儘快衝破格律的樊籬,輕裝上陣,緊跟偉大民族的復興步伐,重新走向新的輝煌。

  作者簡介:甘肅省宕昌縣人,生於70年代,孤身一人十餘載,未婚。長年在新疆打工,2001年開始文學創作,先後在各級刊物發表中篇小說,散文,詩詞等。石河子詩詞學會會員,烏魯木齊詩詞楹聯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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