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沈宋及他的詩歌創作

　　在眾星閃爍的唐初詩壇，聲震朝野的著名詩人沈佺期、宋之問，被世人合稱“沈宋”。《新唐書》卷二。二《宋之問傳》雲：

　　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曰“沈宋”。

　　他們在志驕意滿時，曾寫有深受皇家喜愛的應制詩，但就其現存的作品來看，他們還能直面險惡的仕途和慘淡的人生，抒發鬱積胸中的塊壘和悲憤，鋪寫出字字錦繡的詩句，使初唐詩歌由狹隘的宮廷生活開始轉向廣闊的社會領域，其體裁也由歌行雜體完成向詩歌格律化的轉變，並最終形成“回忌聲病，約句準篇”的格律詩，為唐詩的發展和繁榮做出重要的貢獻。本文試圖對沈佺期、宋之問其人、其詩作一些粗淺的探索，以還其歷史本位。

　　一

　　沈佺期(6567～714年)，字雲卿，相州內黃(河南內黃縣）人。關於其生卒年，兩《唐書》本傳僅雲“開元初年”，均無具體記載，於是眾說迭起。聞一多《唐詩大系》判為“6567—714年”：劉開揚《唐詩通論》定其卒年為“開元元年”(713)；遊國恩等編《中國文學史》從兩《唐書》卒於“開元初年”之說；譚優學《沈佺期行年考》雲：“聞一多《唐詩大系》疑沈卒於開元四年(714)。”今檢“聞氏大系”只以公曆標明，全無“開元四年”字樣，將公元714年換算成“開元四年”，實為換算者之誤造成的後果，應排除此說。那麼，沈佺期卒年尚有三說：開元初卒；開元元年；開元二年。

　　據《唐會要》卷二十二《龍池壇》雲：“開元二年閏二月詔，令祠龍池。六月四日，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侍考其詞含音律者為《龍池篇樂章》，共錄十首。”《冊府元龜》卷五六九《掌禮部作樂五》所載與此略有異同：“玄宗開元二年六月左拾遺蔡孚獻龍池，集公卿士已下凡三百篇，請付太常寺，其間詞合音律者為《龍池樂章》，以歌聖德，從之。”上述所謂“龍池樂章”，適見於《舊唐書》卷三十《音樂志三》，共錄存《享龍池樂章》十首，其三即為“太府少卿沈佺期”之作。由此推知開元二年閏二月至六月之間，沈佺期尚在“太府少卿”任上，故謂卒於“開元元年”之說，未安。

　　又據蘇翅《授沈佺期太子少詹事制》：“正議大夫太府少卿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吳興開國男沈佺期……可太子少詹事”(見《全唐文》卷二五二)。兩《唐書》以傳謂“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舊唐書》無“少”字)，開元初卒”。這說明沈佺期繼中書舍人、太府少卿之後，又任太子少詹事，其具體時間應在開元二年六月之後，故其卒年在其後至開元三年之間的一段時期，故聞一多先生判定其卒年為開元二年(714)，大體可信。

　　沈佺期，唐高宗上元二年(675)進士，曾授協律郎、通事舍人。武周聖歷年間，參予修撰《三教珠英》，“大足元年(701) 十一月十二日撰成一千三百卷，上之” (參見《唐會要》卷三六)。崔融又集三教珠英學士詩為《珠英學士集》五卷(《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志》)，已佚。敦煌遺書斯二七一七存《珠英集》殘卷，內載沈佺期詩十首(又見《全唐詩》)。後轉為考功員外郎，不惜背離李唐，攀附武氏，成為趨炎附勢的御用文人，除寫下“我後光天德，垂衣文教成”之類奉詔應制詩外。還為武氏諸王用事於朝，歌功頌德，當其行親迎禮時，賦《花燭行》以美之(見《舊唐書》卷一八三《武崇訓傳》)；產男滿月之際，亦賦詩美之(《舊唐書》卷一八三《武延秀傳》)，故被人以為不恥。長安四年(704)以“考功受賕下獄”，因依武后寵臣張易之兄弟，不久獲釋。唐中宗神龍元年(705)，二張伏誅，坐贓賄流配？州(廣西、越南之間)。稍遷臺州(浙江臨海縣)錄事參軍。

　　景龍二年(708)後，授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累遷中書禽人、太府少卿、太子少詹事等職。有集十卷，惜已佚，現清影抄宋蜀刻本《沈雲卿文集》五卷，明正德王廷相刻本《沈佺期詩集》七卷，以及四卷、三卷、二卷、一卷等刊本。

　　在詩歌創作上，沈佺期雖善於寫作形式華麗、對仗工巧的應制詩，但內容空洞，華而不實，幾無可取之處。長期以來為人稱道的主要是描摹征戍貶謫和抒發個人情懷的詩作。首先，由於詩人對唐初連年不斷的邊塞戰爭給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災難懷有不滿的情緒，一些以征戍閨怨為題材的詩作往往寫得真摯感人。如雲：

　　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裹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為取龍城。(《雜詩三首》之三)

　　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粱。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為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古意呈補闕喬知之》)

　　上述兩首詩雖然同樣以征戍閨怨為主旨，但前者意在期盼良將出現一舉奪取龍城，結束令人困擾的戰爭，明顯地具有反戰情緒，言短意長，含蘊無盡。後者更著重於抒發閨中少婦的怨思悵望，在寒砧聲聲、落葉飄零的秋夜，懷念十年不歸的戍客，委婉纏綿，幽思無限。

　　其次，沈佺期在官場失意，政治上遭受挫折和打擊之後，也寫下一些較好的詩作。當他因考功贓賄，被捕下獄時，直以激烈率真的詩句為自己辯解：“平生守直道，遂為眾所嫉。”“萬鑠當眾怒，千謗無片實”(《被彈》)；“我無毫髮瑕，苦心懷冰雪”(《枉系》)。真誠地期望聖主為之申雪冤枉：“聖旨垂明德，冤囚豈濫誅”(《移禁司刑》)。尤其是《被彈》詩中有關封建法吏的橫暴和獄囚痛苦的描寫，若非親身經歷者實難寫得如此真切：“劾吏何咆哮，晨夜聞扦扶。事間拾虛證，理外存枉筆。懷痛不見伸，抱冤竟難悉。窮囚多垢膩，愁坐饒蟣蝨。三日惟一飯，兩旬不再櫛。是時盛夏中，嗅嚇多瘵疾。”

　　沈佺期流配？州途中，透過《嶺表逢寒食》、《入鬼門關》、《初達？州》、《題椰子樹》、《？州南亭夜望》等詩篇，比較生動地描繪出親身目睹的奇異景觀，藉以抒發鬱積胸中的苦況：“自從別京洛，頹鬢與衰顏。夕宿含沙裡，晨行岡路間。馬危千仞合，舟險萬重灣。問我投何地，西南盡百蠻。”(《入鬼門關》)水行儋耳國，陸行雕題藪。魂魄遊鬼門，骸骨遺鯨口。夜則忍飢臥，朝則抱病走。搔首向南荒，拭淚看北斗。何年赦書來，重飲洛陽酒。”(《初達？州》)在另外一些詩篇裡則又把個人的惆悵難寐和心存魏闕的心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如《夜宿七盤嶺》雲：

　　獨遊千里外，高臥七盤西。山月臨窗近，天河入戶低。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浮客空留聽，褒城聞曙雞。

　　《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雲：

　　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雁兒群。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

　　展現在人們眼前的已不再是奉和應制詩中歌功頌德、點綴昇平的喜慶祥和景象，而是一片飽含孤獨和浸透離愁的異地風光，字裡行間充滿著寫景抒情、情融景中的藝術效果，從而深刻地表現出由受寵詩人一變而為流配罪官的強烈感情反差，又何啻天壤之別。沈佺期詩歌創作的成功之處也正在於此。

　　二

　　宋之問(? 712年)，一名少連，字延清，汾州(山西汾陽)人，一說虢州弘農(河南靈寶)人。《新唐書》卷二○二《宋之問傳》謂“汾州人”，《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唐詩紀事》、《文獻通考》、《唐才子傳》等從其說。宋之問《祭楊盈川文》自稱“維大周某年月日，西河宋某謹以清酌脯羞之奠，敬祭於楊子之靈”(《全唐文》卷二四一)；陳子昂《昭夷子趙氏碑》亦云：“洛州參軍西河宋之問”(《陳子昂集》卷五)，均稱“西河人”。據《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三‘‘汾州條”雲：汾州“秦屬太原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西河郡”，“隋大業三年廢汾州，還於溼城置西河郡。皇朝初改為浩州。武德三年又改浩州為汾州。”《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河東道汾州”條雲：“隋西河郡”，武德元年“以西河郡為浩州。三年，改浩州為汾州。”《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河東道汾州”條亦云：“汾州西河郡，本浩州，武德三年更名。”由此說明自漢以來的汾州就是西河郡宋之問自稱“西河宋某”，陳子昂謂“西河宋之問”，皆是以郡望言之，其籍貫為汾州，當無疑議。而《舊唐書》卷一九○《宋之問傳》稱為“虢州弘農人”，顯未為當。

　　宋之問的生年，兩《唐書》本傳及其他相關著作均失載。聞一多《唐詩大系》擬為公元656年，又施問號，表示未能確定。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劉開揚《唐詩通論》從聞說，惜未詳考。傳璇琮據《唐才子傳》卷一和《登科記考》卷二所載宋之問為“上元二年(675)進士”，並推論“唐時進士登第，以年齡之較年輕者計算，至少當為20歲”，“則宋之問的生年應在656年或稍前，麗不可能在此之後。［1］此外，有人推算“宋之問生年應當是671年”，［2］則距其675年登第，只有五年，顯然是不可能的。至於有人認為宋之問的生年“約為貞觀十五年(641)至二十年之間”，［3］亦屬推論之詞，難以確考。宋之問於上元二年登第進士後，久未得官。武周天授元年(690)，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後授洛州參軍，置陸渾山莊以自怡。累轉尚方監丞。久視元年(700)，武則天寵臣張易之為奉宸令，“引辭人閻朝隱、薛稷、員半千為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為笑樂”(《舊唐書》卷七八《張易之傳》)。宋之問破選為左奉宸內供奉，傾心媚附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成為宮廷又學的侍從之臣，曾參與撰修《三教珠英》。還同閻朝隱一起為張氏兄弟捉刀代賦。《新唐書》宋之問本傳謂：“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舊唐書》卷一九○《閻朝隱傳》雲：“張易之等所作篇什，多是朝隱及宋之問潛代為之。”《舊唐書》卷七八《張昌宗傳》亦云：“易之、昌宗皆粗能屬文，如應詔和詩，則宋之問、閻朝隱為之代作。”並可佐證。《新唐書》宋之問本傳甚至還記載“至為易之奉溺器”，適可見其無恥之尤。

　　宋之問傾附武氏之際，嘗得扈從遊宴，寫下不少應制詩，其中最著名的.是《龍門應制》。據劉悚《隋唐嘉話》卷下所載：“武后游龍門，命群官賦詩，先成者賞賜錦袍。左史東方虯既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覆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又見《唐詩紀事》卷十一)。兩《唐書》宋之問本傳亦載此事，說明詩人奉詔應制之作，深得武后的賞識。

　　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張易之、張昌宗伏誅。宋之問等二張竄逐，被貶為瀧州(廣東羅定)參軍，寫有《入瀧州江》詩，內雲：“泣向文身國，悲看鑿齒氓。地偏多育蠱，風惡好相鯨。”似已抵達瀧州貶所。次年春，逃歸洛陽，匿於張仲之家。當此之際，武三思專權任勢，“丞濁王室”，駙馬都尉王同皎與張仲之謀誅武氏，宋之問與弟之遜預得其謀，令之遜子曇密告三思，［4］王同皎、張仲之獲罪，起宋之問為鴻臚主簿，深為義士所譏，天下醜其行。

　　景龍二年(708)，宋之問轉考功員外郎，修文館直學士，再次成為宮廷文學侍臣，寫下不少應制詩。其時，又因諂事幹預朝政的太平公主，始得遷官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見《新唐書》宋之問本傳)。唐睿宗景雲元年(710)六月，“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附韋、武，皆流嶺表”(見《資治通鑑》卷二。九)。《新唐書》本傳謂“流配欽州”，“賜死桂州”，未言及死於何時。《舊唐書》本傳則謂：“睿宗即位，以之問嘗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先天中，賜死於貶所。”先天，乃唐玄宗年號，元年為公元712，次年改元為開元，那麼，宋之問的賜死時間為712至713年之間。另據《舊唐書》卷一八六下《周利貞傳》載，先天元年(712)，周利貞為廣州都督，“無何玄宗正位，利貞與薛季昶、宋之問同賜死於桂州驛”。就時間而言，宋之問與周利貞均死在“玄宗正位” 之時．而玄宗正位後，即改元先天，故可證宋之問死於先天元年，當屬可信。至於死在何地，是貶所，是桂州，還是桂州驛?從宋之問沿途寫有《下桂江龍目灘》、《下桂江縣黎壁》、《發滕州》、《經梧州》等詩來看，不難說明宋之問還是奉詔由桂江乘船前往欽州貶所，故“賜死於徙所”之說，不虛矣。有文集十卷，已佚。今存明刻張燮輯本《宋學士集》九卷，清抄本《宋考功集》十卷，以及《宋之問》二卷、一卷本等。《全唐詩》存詩三卷。《全唐文》存文二卷。

　　縱觀宋之問一生，除在陸渾山莊、藍田山莊有過閒適自在的生活外，絕大部分時間則奔波於仕途，浮沉在宦海之中，或為宮廷文學侍臣，或淪為罪犯囚徒，或賣友求榮，或趨炎附勢，終因狡險盈惡，諂事權貴，為士林不恥。故本傳謂“深為義士所譏”(《舊唐書》)，“天下醜其行”(《新唐書》)。正因其人品之卑汙往往直接影響對他詩歌創作的評價和足夠的重視。不過，由於宋之問在詩歌創作上的豐富藝術實踐，特別是對律詩發展所作的積極努力，其功績依然是不可抹煞的。

　　作為宮廷詩人的宋之問，寫有數量頗多的應制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龍門應制》和《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前者得到武后的嘉賞，有“奪錦袍衣之”的殊榮；後者因詩末有“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句，受到唐中宗的讚許，被譽為“猶涉健舉”之作，列在沈佺期詩之上。[5]一時傳為詩壇佳話，足見宋之問的應制詩還是頗有影響的。

　　當宋之問由受寵詩人一變而為被貶謫的罪官時，人生道路陡然發生巨大的轉折，思想感情也必然形成強烈的反差，幾乎徹底改變詩人的創作方向。“言為心聲”，只有經過痛楚與艱辛的考驗，才能寫下一些真切感人的詩篇。首先，宋之問在先後兩次流徒嶺外的過程，寫有《初宿淮口》、《晚泊湘江》、《題大庾嶺北驛》、《度大庾嶺》、《初至崖口》等為人們長期傳誦的詩作，不僅客觀而又真實地描摩出各地山山水水的綺麗景色和殊異風情：

　　“崖口眾山斷，嶔崟聳天壁。氣衝落日紅，影入春潭碧。錦績織苔蘚，丹青畫松石。水禽泛容與，巖花飛的？。”(《初至崖口》）“薜荔搖青氣，桄榔翳碧苔。桂香多露襄，石響細泉回。抱葉玄猿嘯，銜花翡翠來。”(《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由於詩人心境不同，身處異地他鄉，感慨興嘆，不時流露出思國懷鄉的無限眷戀之情。如《題大庾嶺北驛》雲：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

　　古人以為大庾嶺是南北方的分界線，北雁南飛至此也要轉回，而詩人貶謫至此卻不得不過嶺南行，未卜歸期何日?一股感傷失望的情緒，頓時湧上心頭。全詩雖未著一“愁”字，而人們感受到的卻是愁腸滿懷，悱惻纏綿。“北極懷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園腸斷處，日夜柳條新”(《途中寒食題黃梅臨江驛寄崔融》）。“路逐鵬南轉，心依雁北還。唯餘望鄉淚，更染竹成斑”(《晚泊湘江》)。“鬢髮俄成素，丹心己作灰。何當首歸路，行剪故園萊”(《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等詩句，則又把詩人懷念鄉土和期盼歸路的憂傷表現得深切感人。而當他由嶺南逃歸，臨近家園之際，更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急切寫下一首膾炙人口的五絕《渡漢江》：

　　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全詩語句平易凝練，含蓄有味，把一位被貶居遐荒，音書久斷，絲毫不瞭解家鄉真實情況，在即將到達家鄉之際，愈加擔心親人安危的複雜感情表現得極其真切急迫，耐人尋味。

　　其次，宋之問在陸渾、藍田置有山莊，當他休沐其中過著悠然自適的田園生活時，尚能擺脫喧囂的塵世紛擾，寫下一些諸如《寒食還陸渾別業》、《初到陸渾山莊》、《陸渾山莊》、《藍田山莊》、《別之望後獨宿藍田山莊》等詩篇，亦不失為田園山水詩之佳作，如《陸渾山莊》雲：

　　歸來物外情，負杖閱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然愧此生。

　　詩人儼然以世外高人的面目出現，以一種繪景狀物的寫實手法描摹出超然物外，迴歸自然的美好意境，藉以表達淡泊世情和閒適自得的隱者情懷。“輞川朝伐木，藍水暮澆田。獨與秦山老，相歡春酒前”(《藍田山莊》)；“魚樂偏尋藻，人閒屢采薇。丘中無俗事，身世兩相連”(《春日山莊》)；“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復春。野老不知堯舜力，酣歌～曲太平人”(《寒食還陸渾別業》等詩句，進一步表現詩人徜徉田園山水，尋求超凡脫俗的詩歌風格，已開王孟為代表的盛唐田園山水詩的先河。

　　此外，宋之問的送別贈答詩也寫得情篤意真，十分感人，如《送別杜審言》詩云：“臥病人事絕，嗟君萬里行。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別路追孫楚，維舟吊屈平。可惜龍泉劍，流落在豐城。”全詩遣詞用字，通俗暢達；引用典故，妥帖工穩；寄託情思，委婉沉厚；感懷興歡，熱切難忘，已初步擺脫應制詩的繁縟雕飾的文風，充分顯示詩人駕馭語言的卓越才能。

　　三

　　從沈佺期、宋之問的創作實踐上看，不僅藝術風格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同時也為初唐詩歌的發展和律詩的成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而得到很高的評價。“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並序》)。“沈宋為有唐律之龜鑑，情多興遠，語麗為多，真射鵰手”(皎然《詩式》)。《新唐書》卷二。一《文藝傳贊》亦云：“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儉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研習。”均無可辯駁地說明沈宋詩歌創作不僅使律詩的發展走上定型化的軌道，而且對有唐一代詩歌的格律化產生深遠的影響。關於如何具體評價沈宋詩歌及其各自達到的藝術成就，雖曾被譽為“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新唐書》卷二。一《文藝傳序》)，或者“沈宋比肩”(《新唐書》宋之問本傳)之稱。然究其實，宋之問的名氣更大一些，張說雲：“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舊唐書》卷一九。上《楊炯傳》)即使在奉和應制詩的創作上，沈儉期也有過心悅誠服，“不敢復爭”(見《唐詩紀事》卷三)。明代胡應麟曾評日：“沈七律高華勝宋，宋五言排律，精碩過沈。”又日：“沈、宋本自並驅，然沈視宋稍偏枯，宋視沈較縝密。沈製作亦不如宋之繁富。”(《詩藪》內編卷四)胡氏品評似較公允。不過，就沈宋詩歌創作的表現手法、藝術特色尤其是五七言律詩的定型化而言，還是同大於異，有著難分頡頏的共同特點。

　　首先表現在詩歌的規律化。在我國古代詩歌史上，律詩的發展有一個歷史過程，遠在晉宋時代，潘岳、陸機、謝靈運等人的詩歌創作已日趨排偶化，為了總結這方面的創作經驗，劉勰《文心雕龍麗辭篇》有“四對”(言對、事對、正對、反對)之說。齊梁以來，沈約倡導的“四聲”，又為詩歌聲韻的格律化鋪平道路。唐初，上官儀所主張的“六對”、“八對”，益加精細縝密。到沈宋時，他們在充分吸取前人詩律理論的基礎上，並以豐富的藝術實踐，使詩歌創作日臻格律化、定型化，逐步把五七言律詩的發展推向鼎盛時期。沈宋的律詩創作不僅從押韻、平仄、對仗、格式等方面提出嚴格的限制和要求，而且具體運用到各自的詩歌創作之中，並提供出色的範例。如沈儉期《被試出塞》詩云：

　　十年通大漠，萬里出長平。寒日生戈劍，陽雲拂旆旌。飢鳥啼舊壘，疲馬戀空城。辛苦皋蘭北，胡霜損漢兵。

　　宋之問《和趙員外桂陽橋遇佳人》詩云：

　　江雨朝飛浥細塵，陽橋花雨不勝春。金鞍白馬來從趙，玉面紅妝本姓秦。妒女猶憐鏡中發，侍兒堪感路傍人。盪舟為樂非吾事，自嘆空閨夢寐頻。

　　此外，沈儉期《朝發平昌島》、《喜赦》，宋之問《過蠻洞》、《寒食江州滿塘驛》等詩作，既能嚴格遵循“回忌聲病，約句準篇”的詩律要求，又能以對仗工整的語言刻畫出變幻多姿、渾厚清遠的詩歌意境，充分展示詩人工於律詩的藝術才華。明王士禎曾譽之為“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藝苑卮言》)，充分表明沈宋無愧為唐代律詩的佼佼者。

　　其次，沈宋詩歌在創作方法上的主要特色，是善於透過寫景創造出清新淡遠的藝術氛圍，使人在流光溢彩的自然景觀中得到美的享受。如描寫一年之中四季變遷的不同氣象，呈現在人們眼前的是：春天萌發著勃勃的生機，恰是春意盎然：“楊條千條花欲綻，蒲萄百丈藤初縈”(沈儉期《奉和春日幸望應制》)；“涇水橋南柳初黃，杜陵城北花欲滿”(宋之問《軍中人日登高贈房明府》)。夏時充滿著歷歷的晴輝，忽又雷雨陣陣：“空濛朝氣和，窈窕夕陽開。流澗含輕雨，虛巖應薄雷”(沈儉期《嶽館》)；“高嶺逼星河，乘輿此日過。野含時雨潤，山雜夏雲多”(宋之問《夏日仙萼亭應制》)。秋季蘊含著脈脈的神韻，煞是金秋送爽：“歲杪應流火，天高雲物薄。金風吹綠梢，玉露洗紅籜”(沈佺期《自昌樂郡泝流至白石嶺下行人郴州》)；“山形無隱霽，野色偏璧秋。荷覆香泉密，藤緣寶樹幽”(宋之問《秋晚遊普耀寺》)。冬日素裹著皚皚的銀裝，別是一番惹人的驚喜：“灑瑞天庭裡，驚春御苑中。氛氳生浩氣，颯沓舞迴風”(沈儉期《奉和洛陽玩雪應制》)；“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開”(宋之問《苑中遇雪應制》)。詩人分別抓住不同季節的時序和自然環境變化的主要特徵，生動形象地描繪出一幅幅五彩繽紛的大千世界，令人流連：忘返。

　　當沈宋以待罪之身被髮配嶺南時，他們又同樣以寫真的手法如實地鋪寫沿途所見奇妙殊異的自然景色，亦盡得山山水水之風流：如寫水路的奔騰浩渺，勢不可測：“北流自南瀉，群峰迴眾壑。馳波如電騰，激石似雷鳴”(沈儉期《自昌樂郡泝流至白石嶺下行人郴州》)；“伏湍煦潛石，瀑水生輪風。流水無晝夜，噴薄龍門中。潭水勢不測，藻葩垂彩虹”(《沈佺期《過蜀龍門》）；“吼沫跳急浪，合流環峻灘。敲離出漩劃，繚繞避渦盤。舟子怯桂水，最言斯路難”(宋之問《下桂江縣黎壁》)。一旦舍舟登岸，攀行在崎嶇的山道，周圍的景物忽又變得突兀峻險，造化無窮：“泊舟問耆老，遙指孤山雲。孤山郴郡北，不與眾山群。重崖下縈映，嶛嶢上糾紛。碧峰泉附落，紅樹壁間分”(沈佺期《神龍初廢逐南荒途出郴口北望蘇耽山》)；“越領千重合，蠻溪十里斜。竹迷樵子徑，萍匝釣人家”(宋之問《過蠻洞》)。當他們親臨嶺南，目睹異鄉風物之時，展現在詩篇內已不再是故園的物華，樓臺的翠微，而是瘴厲瀰漫，炎雲噴薄：“銅柱威丹徼，朱崖鎮火陬。炎熱連曉夕，瘴癘滿冬秋”(沈佺期《三日獨坐？州思憶舊遊》)；“夜雜蛟螭寢，晨披瘴癘行。潭蒸水沫起，山熱火雲生。猿躍時能嘯，鳶飛莫敢鳴”(宋之問《入瀧州江》)。由於沈宋經歷相近，感情相通，故而他們才能創作出如此相類的寫景詩。

　　然而，當沈宋處在不同環境時，由於心緒各異，詩人筆下描墓的自然景觀卻又有著各不相同的個性特色。如沈儉期創作的《驄馬》、《隴頭水》、《關山月》、《塞北》等反映邊地生活的邊塞詩，不時湧現出追風蹈月、氣象雄渾的詩句：“朔風吹汗漫，飄礫灑轒韞。海氣如秋雨，邊烽似夏雲”(《塞北二首》之一)；“漢月生遼海，艟朧出半暉。將軍聽曉角，戰馬欲南歸” (《關山月》)。由於宋之問缺乏邊塞生活的考驗，沒有留下這方面的詩章。不過宋氏創作的某些田園詩，亦不乏精妙絕倫的詩句：“泉晚更幽咽，雲秋尚嵯峨。藥欄聽蟬噪，書幌見禽過”(《別之望後獨宿藍田山莊》)；“是日蒙雨晴，返景入巖谷。冪冪澗畔草，青青山下木”(《溫泉莊臥病奇楊七炯》)。從而在不同程度上嶄露出沈宋擅長寫景的獨特之處，同時也為邊塞詩田園詩的繁盛打下堅實的基礎。

　　註釋

　　［1］《關於宋之問及其與駱賓王的關係》，《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

　　［2］《初唐一首靈隱寺詩作者的再探索——兼考駱賓王宋之問的生年》，《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l期。

　　［3］《宋之問生平事蹟考辨，(賁州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

　　［4］《舊唐書》卷一三三《王同皎傳》謂“同謀人撫州司倉冉祖雍，具以其計密告三思”。

　　［5］《唐詩紀事》卷三：“中宗正月晦口，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百餘屆……及闕其評日：二詩工力悉敞。沈詩落句雲：微臣雕朽質，羞觀豫章材。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貓陟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