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諷喻詩中“兼濟”情懷的詩歌表現

白居易諷喻詩中“兼濟”情懷的詩歌表現

　　導語：白居易的諷喻詩創作是其詩歌的一大特色，而諷喻詩中所表達的“兼濟”之志又是一種憂國憂民的深刻情懷。白居易在前期集中創作大量的諷喻詩，目的就是為了通達上聽，裨補時闕，從而實現自己兼濟天下的志向。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與其思想的變化是密不可分的。目前學界對白居易思想分期的問題大致有三種觀點：卸任左拾遺之際，任杭州刺史時和被貶江州司馬時。其中，“江州司馬時期”這個觀點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同。而白居易的諷喻詩創作也是集中在以“兼濟”情懷為主導的被貶江州之前的這段時期。

　　元和十年被貶江州之前的前期，“兼濟”思想佔據主導，“謂之諷喻詩，兼濟之志也”。貞元十八年，白居易正式踏入官場，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次年任左拾遺。此時的白居易青年得志，滿懷壯志;當時的憲宗皇帝也很器重他，這大大激發了白居易的政治熱情。期間，白居易創作了以《秦中吟》、《新樂府》為代表的諷喻詩，共172首;此後，則是兼濟與獨善的矛盾階段，直到最後的行獨善，中後期大部分作品則是以閒逸和感傷為主調。《新樂府》五十首作於任左拾遺時期，“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喻詩。”《秦中吟》共有十首，作者在自序中說“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秦中吟》。”白居易的諷喻詩有一個共同點：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透過詩歌的形式，採用諷喻的手段表現出來，為的是通達上聽，補察時政。

　　白居易的諷喻詩，從內容上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基本的創作傾向：第一，是對下層民眾苦難生活的深刻反映，不論是沉重的賦稅徭役，還是紛亂的戰事。在《新樂府》組詩中，有接近二十首描寫了下層人民的痛苦生活。這類詩歌為我們再現了一個個鮮活的農人形象：《觀刈麥》中的貧婦人，《采地黃者》中的受災者，《賣炭翁》中賣炭翁，《新豐折臂翁》中的折臂老者……他們飽受著社會上的各種不公和壓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觀刈麥》作於元和二年，寫割麥者與拾麥者夏收時那種辛勤勞碌而又痛苦的生活情景，“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這種對民眾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對自己深深的內疚之情躍然紙上。《采地黃者》作於元和七年，詩人當時在下渭村見到農民遭到春旱秋霜之災後，一入冬就斷了口糧，被迫采地黃換取糧食來維持生計，“歲晏無口食，田中采地黃。採之將何用?持以易餱糧。”而富貴人家卻用糧食來餵馬，白居易對此深有感觸，創作了這首以采地黃者的不幸遭遇為題材的詩歌，表達的是對民生疾苦的同情：“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飢腸!”

　　第二，是對上層達官貴人腐化墮落、無節制的生活方式和他們對百姓無情的欺壓惡行的尖銳控訴和揭露，以此來諷刺和規勸皇上和上層統治者。在《秦中吟》、《新樂府》等詩作中表現的淋漓盡致。《輕肥》前面描寫“內臣”、“大夫”、“將軍”們赴宴的盛大和酒食的.豐美，結句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捕蝗》中，寫蝗蟲肆虐，殊不知“是時粟鬥錢三百，蝗蟲之價與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飢人重勞費。”統治者借蝗災發民難財，這種卑劣的做法怎能不讓人切齒?《官牛》是借官牛來諷刺當朝的統治者只注重自身的享樂舒適，卻不能體會到民眾的辛酸：“右丞相，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流血。”《買花》中的田舍翁：“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是對社會貧富懸殊的諷刺，一叢盛時的牡丹居然相當於十戶中人的賦稅，何等的觸目驚心!這些都是對統治階級的赤裸裸的揭露和批判。

　　第三類，是對懷才不遇世人的同情和對有才之人得不到應有賞識的哀嘆和惋惜。放眼社會，更多的是有志不得伸展的無奈，是庸者位尊而賢者貧賤的不公現狀，是賢才遭妒和小人當道的混亂世道。詩人也是這種群體中的一員。因此，創作了大量的諷喻詩來對這種現象進行揭露和抨擊，希望皇帝能夠親賢臣、遠小人，重用賢德之才，懲誡投機取巧的賊眉鼠輩，以此來實現兼濟天下的志向。

　　《哭孔戡》作於元和五年，聞知孔戡死訊的白居易潸然淚下。對孔戡的遭際，白居易說“或望居諫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憲府，有邪戡必彈。惜哉兩不諧，沒齒為閒官。”最後，白居易發出了“謂天不愛人，胡為生其賢?為天果愛民，胡為奪其年?茫茫元化中，誰執如此權?”的感嘆。白居易也和孔戡一樣憂國憂民，剛正不阿，對孔戡遭際的哭泣，也是對同病相憐的自己的悲痛。《薛中丞》中，白居易開篇說"百人無一直，百直無一遇。借問遇者誰?正人行得路。中丞薛存誠，守直心甚固。“首先對薛中丞正直的性格和人品做了肯定，然而社會上歪風盛行，小人當道，"奸豪與巧，非不憎且懼”，“裴相昨已夭，薛君今又去”，作者對此表示出深深的痛恨和惋惜，“今我一涕零，豈為中丞故?”是對當時的社會現狀的一種痛斥和批判。

　　總之，不論哪一類詩歌內容的諷喻詩，白居易創作的目的只有一個，都是為了能通達上聽，裨補時闕，得到統治者的重視和重用，希望以此來幫助君王補察時政，從而實現自己濟世經邦、治國平天下的“兼濟”之志。所以白居易諷喻詩中的“兼濟”情懷都有一種深深的憂患意識和兢兢業業的責任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