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制裘詩”來看白居易後期“兼濟”思想
從“制裘詩”來看白居易後期“兼濟”思想
“制裘詩”是白居易民本主義思想的深刻體現，且在後期思想中始終堅持，可見其前後期“兼濟”思想的同一性。
一、引言
白居易在人生的不同時期寫過三首“制裘詩”，時間相差大約十年，然則無獨有偶，三首詩卻表達了同一內涵：愛民惜民的“兼濟”情懷。白居易後期思想與前期相比，不再鋒芒畢露，而是轉向了“幽咽泉流冰下難”。其愛民、惜民的“兼濟”情懷並未泯滅，而是“時而突破‘閒適’的表象，像電光石火似的閃出光輝”。?譹?訛筆者試圖以“制裘詩”為線索，以此來觀照白居易晚年的“兼濟”思想。
既然我們的研究時限限制在白居易思想的後期，就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即白居易思想分期的問題。為了分析得清楚，我們先對白居易生平的前後期進行一番梳理。
1.以白居易卸任左拾遺為界
持此種觀點的是王謙泰，其論文《論白居易思想轉變在卸拾遺任之際》分別從考其行事、讀其詩文、聽其自述、分析其人生追求四個方面予以論述。?譺?訛此文一出，立即在學術界引起爭議。有附和者，亦有質疑者。嚴傑的論文《入仕求祿與退隱——淺議白居易的出處進退》支援了王文。而著名的唐代文學研究專家傅璇琮先生在《從白居易研究中的一個誤點談起》一文中從翰林學士職能、文士生活等方面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論述，質疑了上述觀點。?譻?訛而這一觀點也可從前人著述中獲取淵源，清趙翼在《甌北詩話》中認為：“今以其詩考之，則退休之志不唯不始於太和，並不始於元和十年，而元和之初，已早有此志。是時授拾遺，入翰林，年少氣銳，本欲有以自見於世。……然已為當事者側目，始知仕途險艱，早有林下樂志之想。”?譼?訛
2.以白居易自請任杭州刺史為界
張安祖在其論文《論白居易的思想創作分期》中認為王謙泰先生的觀點有失於片面，並不符合白居易思想創作的實際，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這一論點。於元元在《牛李黨爭對白居易思想創作的影響》一文中支援了張文。
3.以白居易被貶江州為界
文學史普遍認為：從入仕到被貶江州之前為其“兼濟天下”的時期，而從被貶江州到死為其“獨善其身”的時期。?譽?訛前期積極進取，重在“兼濟”;後期消極避世，重在“獨善”。
本文所謂“後期”，採用文學史上的普遍觀點，即以元和十年被貶江州為界，分前後兩個時期。
二、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新制布裘》是其前期作品，有著積極的“兼濟”意蘊，體現著他憂國憂民的思想傾向，是其人民性的代表作。
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為裘有餘溫。朝擁坐至暮，夜覆眠達晨。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週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桂布是桂管地區產的木棉織成的布，十分珍貴。而吳棉是蘇州所產的絲綿，亦是非常著名。用桂布和吳棉這樣珍稀的絲織織成的大裘，自然異常溫暖，以至作者“朝擁坐至暮，夜覆眠達晨”。即使室外天寒地凍，作者的'身體也是溫暖如春。然而，作者並沒有沉浸於個人的舒適和快樂當中。“逡巡”意為：因為有所顧慮而徘徊不前或退卻，用在此處別有韻味。此詩寫於元和九年(814)，當時作者正處於丁母憂期間，在老家下居喪。唐制規定，丁憂期間官員無俸祿。此時的白居易也是異常清貧，生活上靠元稹等幾位好友救濟。然而，天有不測風雲，這年冬天關中地區風雪交加，凍餒的饑民隨處可見。作者目睹蕭野的山村、飢凍的災民，情不能已，慨然寫下了：“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週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大丈夫應貴在兼濟天下，豈能獨自專注於個人的享受，而對黎民不管不問。學界往往把此詩的最後兩句與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聯絡起來。誠然，兩者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但筆者認為白居易的愛民情懷更勝一籌。黃在《鞏溪詩話》中說：“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為難。然老杜飢寒而憫人飢寒也，白氏飽暖而憫人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於善慮，安樂者多失於不思。樂天宜優。”?譾?訛身處飢寒，所以能自然而然地體味到黎民的飢寒。然身處飽暖之中，亦能體民眾之辛苦，著實難能可貴，體現著“推己及人”的強烈的人道主義光輝。且樂天筆下的“寒人”顯然要比老杜筆下的“寒士”包含的群體更廣闊一些。
自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拜左拾遺至被貶江州，白居易本著“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的職責，政治上屢陳時政，而文學上則提倡現實主義精神，強調文學要為政治服務。作於此時期的，有反對宦官專權的《輕肥》，有抨擊權豪貪腐的《論裴均狀》，有體恤生民疾苦的《論和糴狀》，有同情民眾疾苦的《觀■麥》，有憐惜宮人的《上陽白髮人》。“五年間的翰林學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從政的最高層次，也是他詩歌創作的一個高峰，又給他帶來思想、情緒上的最大沖擊。”?譿?訛
三、若令在郡得五考，與君展覆杭州人
經歷了江州之貶，量移忠州，而後回朝天子待之忽冷忽熱以至心灰意冷之後，長慶二年(822)白居易主動請求外任杭州刺史。就在這一年，白居易寫下了《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
餘杭邑客多羈貧，其間甚者蕭與殷：天寒身上猶衣葛，日高甑中未拂塵。江城山寺十一月，北風吹沙雪紛紛。賓客不見綈袍惠，黎庶未沾襦褲恩。此時太守自慚愧，重衣復衾有餘溫。因命染人與針女，先制兩裘贈二君。吳綿細軟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雲。勞將詩書投贈我，如此小惠何足論。我有大裘君未見，寬廣和暖如陽春。此裘非繒亦非纊，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鈍拙制未畢，出亦不獨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與君展覆杭州人。 白居易在杭州有兩個交往密切的窮朋友，一個叫蕭悅，一個叫殷堯藩。其職銜是八品的“協律郎”，掌管音律，屬於清貧的“寒士”階層。11月的杭州，大雪紛飛，蕭、殷二人卻無衣禦寒。白居易看到此情此景，就送給他們兩件皮襖，併為自己未能為黎庶盡責解困而愧疚。當他們寫詩表達謝意時，白居易感嘆道：“如此小惠何足論。”由小見大，由點及面，白居易的真正的志向是“我有大裘君未見，寬廣和暖如陽春。此裘非繒亦非纊，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鈍拙制未畢，出亦不獨裹一身”。他要把更大的大裘蓋裹在杭州人民身上。他所說的“大裘”，用的不是絲織原料，也非刀尺所能裁製，他要用法律制度去剪裁，用仁愛做棉絮。?讀?訛此後不到三年的時間，白居易以實際行動踐行了“勤恤人庶，下蘇凋瘵”的誓言。先後築堤捍湖，解決了困擾多年的西湖水患問題;疏通六井，方便了城內居民吃水問題;帶頭歌詠杭州，“開啟了歌詠杭州西湖的新時代”?讁?訛，促使詩歌向民間流傳，為提高民眾談詩解詩的水平與促進風俗教化的清淳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普及工作;兩袖清風，至今仍留有美名。白居易治郡輕徭薄賦，提倡法度，其治下的杭州生機勃勃，一派繁榮景象。
奈何“皇恩只許住三年”，然則“耆老遮歸路，壺漿滿別筵”。經歷世事浮沉的白居易，並沒有“豈獨善一身”，只追求個人的享受。其思想深處的“兼濟”思想時時鞭策他有意而為，“在國家的法律範圍以內，給人民減輕一些痛苦，這種行為體現了‘兼濟天下’的政治思想。”《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折射出他的“兼濟”思想尚存，只是不如前期那樣明顯、外露而已。他已將其轉化為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據此說其思想走向“獨善”，顯然有失偏頗。
四、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
大和五年(831)白居易六十歲，早已過了天命之年。這一年他擔任河南尹，是洛陽最高的長官。且物質充裕、俸祿優厚，與早年的走吏生涯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了。顯然，此時“獨善”生活有了再合適不過的條件了，然而其內心的“兼濟”思想仍在“發酵”。
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輕。晨興好擁向陽坐，晚出宜披踏雪行。鶴氅毳疏無實事，木棉花冷得虛名。宴安往往嘆侵夜，臥穩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裡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新制綾襖成感而有詠》)
綾是一種很薄的絲織品，提花軟緞，襖內是絲棉絮成。這件絲織品暖且輕的同時，還呈現出水波狀的衣紋，詩人自然是喜不自禁。“晨興好擁向陽坐，晚出宜披踏雪行”，早上穿著曬太陽舒適無比，晚上穿著踏雪賞月亦不失風雅。與鶴氅、木棉這些高檔品相比，詩人的新制綾襖自然優越無比。所以穿著這樣高階舒適的衣服，一夜睡到天亮也就不奇怪了。然而，一想到有眾多的黎民生活在飢寒交迫當中，詩人怎能“臥穩昏昏睡到明”。每當此時，心中屢屢泛起愁滋味。一人“穩暖”不是暖，天下黎民皆“穩暖”才算暖。由於詩人時時“心中為念農桑苦”，因此產生了“耳裡如聞飢凍聲”的錯覺。最終詩人是要“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而這恰恰是白居易關心民瘼的真實寫照。
無獨有偶，這首詩與早年的《新制布裘》相比，在表現可貴的人道主義思想同時，亦可窺到杜詩的思想痕跡。“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正是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又一體現，且與前文“安得萬里裘，蓋裹週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一脈相承，體現出白居易思想的連貫性、一致性。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而對於白居易來說，無論身處何地、何時，心中總是念念不忘黎民百姓。“重裘每念單衣士，兼味嘗思旅食人”“洛城士與庶，比屋多飢貧。何處有爐火，誰家甑無塵。如我飽暖者，百人無一人。安得不慚愧，放歌聊自陳”。我們在解讀詩人樂天知命的同時，更多地感受到作者內心與勞苦大眾相通的難能可貴。詩人曾為自己“曾不事農桑”，卻“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而慚愧不已。
晚年的白居易在慨嘆“百姓多寒無可救”的無奈之下，除捐資修繕香山寺，率眾開鑿八節攤之外，將主要精力不遺餘力地投身於文籍的編纂工作中。正是由於儒家的“立言”思想，使得白居易的大量作品能夠傳世，為今天我們的白居易研究、唐代研究提供了充裕的史料。白居易在這方面的貢獻，可謂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白居易一生都注重文籍的編纂，且越到晚年越是用力。“詩家之好名，未有過於唐白傅者。”(《白香山詩集序三則》)趙翼也說：“才人未有不愛名者，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輥?輮?訛白居易從元和十年被貶江州開始，陸陸續續地開始了編纂之路，直到生命的盡頭。
透過列表，我們能清晰地看到白居易窮盡一生，前後十一次編纂文籍的過程。尤其是最後一次白居易將文籍分藏於不同的地方，顯然是為了避免藏於一處而毀於一旦。而在詩人之前的杜少陵去世時曾留有詩集60卷，小集6卷，估計存詩3330首。但是時至今日，存世杜詩只有1458首了。這不能不說是詩家之大不幸。趙翼認為白居易：“一如杜元凱欲刻二碑，一置硯山之巔，一沉襄江之底，才人名心如此!”?輥?輯?訛好一個才人名心，正是深刻的“立言”意識、強烈的用世精神促使白居易完成了這部可傳萬世的不朽之作。畢其一生整理文籍，也是白居易思想深處儒家“兼濟”之志、積極用世之功的真實體現。
“立言”自古便為文人儒士所鍾愛、追尋。“範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叔孫豹說：‘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輥?輰?訛孔穎達疏：“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其身既沒，其言尚存。”?輥?輱?訛“立言”雖處於“三不朽”之末，然最需堅忍不拔之志。“立言”通俗來說就是把真知灼見形諸語言文字，著書立說，傳於後世。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周遊列國之後，孔子晚年專心於整理“六經”。 屈原在《離騷》雲：“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雲：“立名者，行之極也。”“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雖受宮刑，終成“一家之言”。
白居易“立言”顯然受到前代文人影響，是一種文化傳統的繼承。他在《與元九書》中說：“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又在《寄唐生》詩中說：“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白居易堅稱自己“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所以白居易“立言”目的簡而言之就是切合時弊，緣事而作。
五、結語
“白居易雖有意針對不同的政治形勢而採取不同的人生態度，但其‘兼濟’之志又始終存於胸中，並沒有在遭到江州之貶的打擊或是長慶二年自請外任以後就此減退。”?輥?輲?訛制裘詩”抒發了他愛民、惜民的濃厚民本主義思想，而“立言”行為又揭示出他思想中的“名心”觀念。這些註定了白居易後期思想不能單單用“獨善其身”來概括，而是鮮明地體現了其前後期思想的一致性、同一性。白居易如中國眾多封建士大夫一樣，思想中矛盾與統一併立，因此客觀地看待其後期思想中“兼濟”行為有著深刻的典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