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薄韓愈與厚道白居易

刻薄韓愈與厚道白居易

  韓愈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鉅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後人很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生於河南新鄭。 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錫並稱“劉白”。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於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刻薄韓愈與厚道白居易

  舒蕪為《韓愈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作序說:“通觀韓愈這個人,儘管是博學高才的大文學家,但是氣質上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急偏狹,無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別熱衷利祿,無恬退之心。他的詩篇當中,經常貶低朋友,好為人師,攘斥異端,自居正學,就是偏狹的表現。他在詩中,一再公開地以富貴利祿教子,在兒子面前吹噓自己的交遊如何光顯,就是熱衷的表現。二者結合起來,更是利祿情深,恩仇念重,互為因果,愈扇愈烈。誰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貴,誰不尊敬他的學問文章,他對誰就會恨之入骨,永世不忘。這樣的人的精神狀態中,自然容易充滿了怨毒之氣,怨毒之極又自然通於殺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因建言被貶斥,這一段經歷在他的詩中再三再四地說起,對於政敵王叔文集團,包括對老朋友柳宗元、劉錫,真是悻悻之狀如見,切齒之聲可聞。待到王叔文失敗,包括柳宗元、劉錫在內的八司馬一時竄逐,韓愈這時便寫出了幸災樂禍、投井下石的《永貞行》……竟然把謀反罪名硬加到王叔文身上,用心太可怕了……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來的氣質和精神狀態上的庸俗性,總帶有獨斷和專制主義的味道。”

  舒蕪的意見,是有道理的。

  韓愈比劉錫、柳宗元早一年中進士,又自恃才高,到順宗即位展開改革時,他因上書遭貶,僅官江陵府(湖北江陵)法曹參軍(地方政府屬員),而劉錫、柳宗元等新進卻成為中央政府中叱吒風雲、炙手可熱的明星。以韓愈的心性,對劉、柳等人懷有強烈的嫉妒心理,是理所當然的。

  《永貞行》這首詩較長,內容涉及不同歷史階段,又用了很多偏僻字眼和古代典故,這裡不再全文照引。讓我們看一看韓愈在相關詩句中怎樣評論永貞革新。

  君不見太皇諒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

  太皇指順宗。韓愈做詩是在順宗之子李純登基之後,所以稱順宗為太皇。諒陰,守喪時住的房子。這裡上溯說到德宗去世,順宗剛繼位的時候。古俗,帝王去世,不言政事。《論語·憲問》有“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一句,意思是殷高宗武丁守喪,3年不說話。韓愈說,那個時候德宗剛去世,順宗守喪,不便釋出政令,二王等小人利用這個間隙,耍弄手段竊取了國家大權。

  一朝奪印付私黨,朝士何能為?

  韓愈說,二王劉柳是個謀私利的小集團,一旦竊取大權,正直的朝官就無計可施了。

  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納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

  這是諷刺改革者升官過快。夜裡詔書下來,早晨已經當上官了,不管資歷夠不夠,飛速提拔一點障礙也沒有。大白天公然收賄賂,名貴的寶珠堆滿了黃金的盤子(“火齊”即寶珠)。韓愈批評改革者謀官神速,有些誇大。另據史料載,除了王收過賄賂外,其他人沒聽說有這方面的問題。

  董賢三公誰復惜,侯景九錫行可嘆。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幹。

  這是說,西漢帥哥董賢因為年輕貌美,被喜歡同性戀的漢哀帝寵愛,才22歲就當上了三公之一的大司馬,哀帝甚至提議把皇帝的位子讓給董賢。哀帝去世,董賢恐懼地自殺了,現在還有誰為董賢可惜?南北朝時北方武將侯景,率兵投降梁朝之後犯上作亂,殺死梁朝皇帝,透過加九錫等方式,自己即位做了皇帝,最後身死非命,侯景的位行徑令人哀嘆。國家積累了深厚的功德,最高統治者的位置豈容此等小人奪?

  顯然,韓愈誣稱二王劉柳是董賢、侯景一類謀大位的“現行反革命”,鉅奸大惡。韓詩如此刻薄,連一些古人都看不過去。清代大學者何評論韓愈這首詩時說:王叔文欲奪宦官兵權,這件事不能因為討厭王叔文這個人而否定。“九錫”、“天位”等用語,實在太過分,簡直要把“謀反”的帽子扣到二王劉柳頭上。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鑑論》卷二十五“唐順宗”一節中說:“自其執政以後,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貶李實,召陸贄、陽城,以範希朝、韓泰奪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亂政,以快人心,清國紀,亦云善矣。”

  “二王八司馬”慘敗,韓愈牆倒眾人推一通之後,多少找回了平衡,再加上憲宗即位,韓愈受重視,心裡好過多了。所以,柳宗元去世之後,韓愈寫了一篇《柳子厚墓誌銘》,雖然文中對永貞革新仍然語含譏刺,但對柳宗元的人品、才學和成就作出了比較實際的評價。

  相比之下,劉錫的另一位朋友白居易態度則不同。他目睹韋執誼從宰相高位貶為崖州司馬,覺得當大臣的一點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不禁悲從中來,寫了一首非常傷感的.詩《寄隱者》:

  賣藥向都城,行憩青門樹。

  道逢馳驛者,色有非常懼。

  親族走相送,欲別不敢住。

  私怪問道旁,何人復何故?

  雲是右丞相,當國握樞務。

  祿厚食萬錢,恩深三日顧。

  昨日延英對,今日崖州去。

  由來君臣間,寵辱在朝暮。

  青青東郊草,中有歸山路。

  歸去臥雲人,謀身計非誤。

  詩的開篇假借一個賣藥者的目光,描寫韋執誼貶官離開都城,家族親友一路相送,想挽留又不敢留的悽慘情景。賣藥者向旁人打聽,知道這就是宰相韋執誼。韋執誼昨天還以宰相身份在延英殿和皇上問答,享受著豐厚的待遇,今天卻一下子貶到那麼遠的邊陲生死未卜。從古至今,當大臣的受寵與倒黴,就在早晚一瞬間。看看這些悲劇,不如早早到山裡隱居,與白雲相伴,倒是能夠保全身家性命。

  白居易和韓愈都反對朝廷弊政,但是對於力圖改變弊政的永貞革新,卻持有相反立場。

  我們從白居易的詩歌看到了詩人對改革者的同情與哀悼。這首詩雖然態度消極了一點,但映射出人性的光輝,蘊含著批評皇權的進步思想。這樣的內容,在韓愈殺氣騰騰的《永貞行》裡是找不到的。另外,韓愈還寫了《順宗實錄》,添油加醋,捏造事實,對永貞革新橫加誣衊,後來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大都據此立說,使“二王八司馬”成了千古罪人。

  柳宗元被貶之後,曾寫《行路難》一詩反駁韓愈等人的不實之詞。劉錫臨終前也曾寫《子劉子自傳》,為永貞革新進行辯護,為王叔文恢復名譽。他們都認為自己立身行事,問心無愧。

  “八司馬”後來境遇不盡相同。

  韋執誼貶到崖州,受當地刺史李甲照顧,參與輔地方發展。韋執誼慢慢適應了從高峰到谷底的命運,在崖州興教育才,墾殖種養,頗有口碑。他主持修建的水利設施至今還在發揮作用。一代名相偏居7年,最後病逝於崖州,年僅48歲。

  柳宗元貶官10年,於元和十年(815)受命回到長安。他原以為可以入朝做事,沒料到再度遭到誹謗,又被分派到當時的荒遠之地,任柳州(廣西柳州)刺史。由於心情抑鬱,工作勞累,柳宗元於元和十四年(819)病逝於柳州,只活了47歲。

  劉錫與柳宗元同一年回到長安,再度分派到邊遠之地。一開始,劉錫被任命為播州(貴州遵義)刺史。劉錫有80多歲老母,在當時交通工具極為落後的情況下跋涉這麼遠,恐怕就一去無回了。柳宗元提出與劉錫對換,自己到播州,劉錫到柳州。幸好當時御史中丞裴度向憲宗說情,最後劉錫改派為連州(廣東連縣)刺史。劉錫熬到了憲宗去世,在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時期,他先後擔任州(四川奉節)刺史、和州(安和縣)刺史、集賢殿學士(皇室圖書館官員)、蘇州(江蘇蘇州)刺史、汝州(河南臨汝)刺史、同州(陝西大荔)刺史和太子賓客(太子的侍從和顧問)等職務。會昌二年(842),劉錫病逝於洛陽,享年71歲。劉錫雖沒有被朝廷大用,但晚年與白居易、裴度等知友同在洛陽居住,詩歌唱和,名滿天下,還算瀟灑。

  凌準貶為連州司馬不久,雙目失明,元和三年(809)病逝於連州。

  韓泰、韓曄、陳諫3人也與劉、柳一起,貶官10年之後回到長安,又被分派到邊遠之地。

  “八司馬”中最富實際才幹的韓泰為漳州(福建漳州)刺史。後來調任州(湖南州)刺史、睦州(浙江建德)刺史、湖州(浙江湖州)刺史、常州(江蘇常州)刺史。一說病逝於常州任上。

  韓曄為汀州(福建長汀)刺史,後調任永州(湖南永州)刺史,病逝於永州任上。

  陳諫為封州(廣東封川)刺史,後調任循州(廣東惠州)刺史、道州(湖南道縣)刺史、通州(四川達縣)刺史,卒於通州。

  “八司馬”當中,名望不高的程異後來轉運。由於吏部尚書(中央組織部長)李援引,程異貶職3年多之後調回朝廷,參與經濟領導工作,後任御史中丞(監察部長)、鹽鐵轉運使(負責全國物資運輸的部長級官員),並於憲宗元和十三年(818)九月一度出任宰相,第二年四月去世。

  永貞革新有哪些教訓呢?

  一、時運不濟。順宗由於身體弱,實際當皇帝才半年多。就在這幾個月裡,也是重病在身,口不能言。總髮動機停轉,改革產品當然下線。

  二、權力基礎脆弱。唐朝中後期,國家權力長期掌握在宦官和藩鎮手中,盤根錯節。改革者只是一小群地位較低的新人,有筆無劍。兩相對比,一個是大樹,一個是浮萍。二王劉柳一度頭腦發熱,互相吹捧,不可一世。這種狂熱不但引發了普遍的妒嫉和敵意,而且也無法冷靜駕馭複雜政局,處理多方面牽扯關聯。何況二王依靠的是一位只有幾個月政治生命的皇帝,根本不是善於玩弄陰謀的宦官和充滿殺氣的藩鎮的對手。改革者的權力如同圖畫山嶽,一就破,基礎太脆弱了。

  三、“休克療法”操作太急。德宗積弊已深,企圖採用“休克療法”或“震盪療法”,短短几個月就煥然一新,很難奏效。只有循序漸進,方為上策。但二王劉柳以百米跑速度接連推出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欲速而不達。

  四、涉嫌*。改革集團未能逃脫人性弱點。二王得勢時,門庭若市,連兩人住宅附近的餅店都住滿了要求謁見的人,餅店也趁機抬高價格。王專門做了一個收藏禮金的大木櫃,夫婦兩人在大櫃子上睡覺,享受金錢*。革新集團在運動中提拔朋友和熟人,也實有其事,不免授人以柄。

  五、內訌。改革深入之後,王叔文與韋執誼產生不同意見。圍繞如何處理群、劉闢、羊士等人,爭論激烈,最後導致內部分裂,削弱了改革力量。

  六、不善於妥協。對立雙方都陷入了你死我活、魚死網破的鬥爭哲學之中,不能自拔。韋執誼在最後關頭也拒絕了與新皇帝憲宗妥協的餘地,實為遺憾。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過程表明,掌握妥協的藝術十分重要,改革亦是如此。

  據史學家漆俠考證,“二王八司馬”實際執政只有146天。這146天,電光石火,給後世留下了很多啟示和教訓,成為綿延千年的一個沉痛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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