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中家庭觀的嬗變

　　導語：在之後的創作中，冰心直面女性生存狀態現實，對於新賢妻良母主義在現實中的實施及其與女性自我實現的關係都進行了不斷的反思。

　　冰心在小說中表現出來的家庭觀，是建立在前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的觀念之上的。她要求女子受教育的思想，雖然並沒有超出維新運動中“興女學”的思想水準，但面對新型家庭的矛盾，確實有著新的探索，儘管這些探索有時不免會在社會現實面前碰壁。今天一部分女作家在這個問題上的探索，正是昨天冰心的繼續。馬克思說得好：“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醜的也包括在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冰心以小說的形式提出了家庭問題，不僅呈露了作家的某些見解，同時還勾畫了一幅在她內心映照著的社會生活的忠實畫卷。

　　一、“相夫教子”

　　在冰心的小說中，首先提出的是女子教育問題。在封建社會里，“女子無才便是德”，從而剝奪了女子的受教育權。十七歲的冰心帶著中國式的家庭教養和西洋教會式的文化薰陶闖入文壇，小說《兩個家庭》就是她的“少作”代表之一。小說中好逸惡勞的陳太太和勤勞賢惠的亞茜正好形成了有力的對照。在小說《兩個家庭》中，冰心褒揚亞茜，無疑是對女子教育的讚頌和對社會現實的抨擊。我們從《兩個家庭》中看到，冰心讚賞的模範家庭，具體地提到過兩個內容：一是“對譯書”的恬靜氣氛，二是對孩子的良好教育，而實際意義還在於提倡女子教育。可以設想，如果亞茜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對譯書”與三哥的家庭也就勢必無緣，當然更談不上對孩子的教育。在這方面，小說還有兩個細節很值得引起注意。其一是亞茜教家裡的女傭識字，其二是透過“我”母親的口說出，陳太太(小說中被貶斥的另一類家庭的主婦)的不能自立，是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之故。作者強調女子教育的意向在這裡流露得相當明顯。小說中好逸惡勞的陳太太和勤勞賢惠的亞茜正好形成了有力的對照。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把女主人公的生活安排在單門獨戶的新式小家庭裡，是頗具匠心的。在這不同於傳統大家庭的自主空間裡，女主人公可以獨立承擔起自己的生活角色、把握自己的人生命運。新式小家庭代替老式大家庭，這是一個精巧的敘述策略，如此可以將亞茜的美德與封建婦德剝離開來，構成有意義的提示，亞茜的美德並不具有封建愚昧思想的性質，而陳太太的不理家政也不具有反封建的意義，這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誤讀。在新式小家庭這一特定情境中，女人的品性、生活態度與家庭命運休慼相關。亞茜的勤勞賢惠換來了丈夫的發達、兒子的健康以及家庭的溫暖和生活的幸福，而好逸惡勞無心家庭的陳太太則使才華橫溢但報國無門的丈夫更因家庭生活的煩悶而日漸消沉，直至最後家破人亡。

　　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女人的品性不僅決定著家庭的命運，同樣也間接影響著整個社會。這就彰示了冰心早期的女性觀――相夫教子間接造福於社會是女性自我實現的途徑之一。

　　二、“新賢妻良母主義”

　　在《兩個家庭》中，冰心充滿美好希望地認為相夫教子間接造福於社會是女性自我實現的途徑之一，但到了小說《秋雨秋風愁煞人》中，我們能明顯地感到作者對於自己以往的.觀點有了一定的修正。創作於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我的學生》中的S，幾乎就是亞茜的後續版本。只不過S比亞茜更有才華、更有活力、更樂觀，不過在這篇小說中，作者不再是單純的肯定和讚許，其中還增加了新的思考。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冰心對於女性個體生命的尊重、愛惜和關注，一貫樂觀的S面對自己的處境而展現的“冷靜而含著悲哀的抬頭望月的臉”正是女性對於自我的一種思考。

　　即使是面對新式的小家庭，所謂的“新賢妻良母主義”能否得以真正實施，處於創作中期的冰心對此也有了新的思考。在《我最尊敬體貼她們》中冰心以男子“我”的眼光來看待現實生活中的一對夫婦。這對夫婦同在一個機關裡面辦事(妻的地位似乎比丈夫還高)，作為朋友的“我”去他們家做客，假如飯生菜不熟，或小孩子喧譁吵鬧，做丈夫的就會以責備的眼光看太太，太太卻以抱歉的眼光來看我們兩個，此時作者借“我”的心理活動表達了對現實家庭生活中女性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強烈不滿――“天哪，她不是和你一樣，一天坐八小時的辦公室嗎?――我不是說一天坐八小時的辦公室，請客時就應當飯生菜不熟，不過至少他們應當以抱歉的眼光對看，或者同以抱歉的眼光看我。至於把這責任完全推給太太的辦法，則連我這一個女性的男子，也看不過了。”可見冰心非常清醒非常敏銳地覺察到了在這個看似新式的小家庭中所潛藏著的男權文化意識，同時也暗示了要在現實生活中真正實施新賢妻良母主義還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當然這段表白也進一步證明了冰心所倡導的“賢妻良母”與傳統婦德在本質上的分野，同時也體現了作者鮮明的“性別意識”和爭取男女平等的女權主義思想。

　　三、矛盾中的嬗變

　　在早期的《兩個家庭》中冰心認為相夫教子間接造福於社會是女性自我實現的途徑之一，但到了創作中期，冰心在對“相夫教子”與女性自我實現之間的關係上已有了明顯不同的看法。當冰心本人實踐了妻子的職責之後，矛盾就更加明顯了。一方面，她擅長表現的家庭在內容上得到了充實;另一方面，作為作者的她，又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兩個家庭》時期對家庭所抱的美好願望，而是現實地面對著知識婦女難以調和的婚姻與事業的衝突，流露出矛盾的情緒。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在冰心作品中流露出了這種情緒。此時，她已沒有心思再談女子教育問題了，然而她表現的婚姻與事業這一對矛盾，實質上就是女子教育問題的必然延伸。很顯然，這是當初提出女子教育問題時未及考慮的。這時，在現實面前，她無法迴避了。對於這一矛盾的結局，冰心大約是感到茫然的，她因而稱之為“婚姻生活是解不開的死結”(《我的房東》)。這一“死結”，雖然未必就“死”，卻是直到今天仍未完全解開的。

　　在冰心“愛的哲學”中，她謳歌女性無私的母愛，同時也明確提出女人須當“賢妻良母”須“相夫教子”，為這樣的論調她曾沉寂過，但在改革開放的日子裡，她又理直氣壯地再度予以宣傳，一次，向民主促進會婦委會談及女教師職責時，她就強調女教師，既要當個“優秀教師”，還須當個“賢妻良母”。基於這樣的觀念及其在創作中的一些表現，有論者認為，冰心的創作乏於“女性的自我”，她的自我“不具有現代性內涵”;他們還覺得冰心作品或“沒有性別意識”，或缺少“重大的性別視點”;而母愛文學則製造了男權話語的“母親神話”，由“母愛”與“婦德”達成同構的作品，是“女性意識的一種退步”。當然也有論者為冰心辯護，提出“冰心並不是單一的女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