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王安憶

　　長恨歌(王安憶小說)

　　《長恨歌》，當代中國著名女作家王安憶的長篇代表作之一，1995年發表於《鐘山》雜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並且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講述了一個女人四十年的情與愛，被一支細膩而絢爛的筆寫得哀婉動人，其中交織著上海這所大都市從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滄海桑田的變遷。生活在上海弄堂裡的女人沉壘了無數理想、幻滅、動和怨望，她們對情與愛的追求，她們的成敗，在我們眼前依次展開。王安憶看似平淡卻幽默冷峻的筆調，在對細小瑣碎的生活細節的津津樂道中，展現時代變遷中的人和城市，被譽為“現代上海史詩”。

　　內容梗：

　　四十年代，還是中學生的王琦瑤被選為“上海小姐”的第三名，被稱作“三小姐”。從此開始命運多舛的一生。做了李主任的“金絲雀”，使她從少女變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李主任遇難，王琦瑤成了普通百姓。表面上日子平淡似水，內心的情感潮水卻從未平息。與幾個男人的複雜關係，想來都是命裡註定，也在艱難的生活與心靈的糾結中生下女兒薇薇並將她撫養成人。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瑤難逃劫數，女兒同學的男朋友為了金錢，把王琦瑤殺死，使其命喪黃泉。

　　作者簡介：

　　王安憶，1954年3月生於江蘇南京，原籍福建省同安縣，現代作家、文學家、中國作協副主席、復旦大學教授，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

　　1972年，考入徐州文工團工作。1976年發表散文處女作《向前進》。1981年初與李章結婚。1987年調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1996年發表個人代表作《長恨歌》，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2004年《髮廊情話》獲第三屆魯迅文學優秀短篇小說獎。

　　2013年獲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勳章。

　　寫作突破：

　　臺灣知名學者王德威曾在《海派作家又見傳人》一文中評價王安憶，認為她的創作是對海派女作家張愛玲的繼承與補充，都繕寫上海的風情與女人，但筆鋒卻不相同，張愛玲是抱著反諷的心情來精雕細琢，而王安憶是平淡的、同情的態度來講述故事，自創作以來就不斷對小說的創作技巧與形式進行創新與研究，曾經從事過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尋根文學的創作，但是創作的題材以知青在鄉村的生活為主，雖然題材單一，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九十年代的《長恨歌》這部長篇小說以龐大的空間建構及時間流程，豐富的人物活動敘述了上海的歷史，刻畫了上海的女性，審視了上海的文化。在這部小說中，王安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與突破。

　　一、獨特的視角：把城市與人生經驗聯絡起來

　　李歐梵教授說：“王安憶的《長恨歌》描寫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將這座城市寫成一個在歷史研究或個人經驗上很難感受到的一種視野。這樣的大手筆，在目前的小說界是非常罕見的，它可說是一部史詩。”[1]這也是《長恨歌》的獨特之處。我認為文字重要的不是故事發生的年代，而是寫故事的年代，作者要寫一座城市，便直接跳入小說的發展程序，人物的人生經歷中去發表對上海這座城市的看法。用細膩的筆調敘述了上海普通市民王琦瑤坎坷一生的命運，王琦瑤的形象也蘊含了王安憶對上海這座城市的記憶。我把《長恨歌》定義為發生在都市民間的故事，王安憶把幾個不同的歷史時代作為小說的寫作背景，憑著她對上海的熟悉以及對上海女孩子心理狀態的細緻揣，塑造了一個活生生的“上海小姐”— —王琦瑤這樣一個人物，文字的故事以她為中心展開了一系列生活場景敘述。她是選美選出來的上海三小姐，有著美麗的容貌，在每一個特定年代裡，都會出現一個與她有著情感糾結的男人，雖然是起烘托作用，但在王安憶的筆下也深深留下了屬於他們自己階層的烙印。不同的男人、不同的身份與地位，有高官、有攝影師、有無業的富二代都試圖佔據她的情感，但又都以失敗告終。

　　另外，王安憶打破了創作的封閉空間，在她的小說中縱橫交錯有兩個空間：上海與橋，使時間在這兩個空間中自由穿梭。溫儒敏、趙祖都曾指出：“城市空間形式成為王安憶敘述文字空間形式，而上海這個城市被塵封多年的神秘感又給了王安憶以歷史的衝動和訴說的可能”。我們可以這樣說王安憶用時間追憶的方式將縱橫交錯兩個空間密切聯絡在一起。這個特徵在《長恨歌》中表現尤為突出。王安憶曾自述過：“《長恨歌》是一部非常非常寫實的東西，在那裡我寫了一個女人的命運……我要寫的是一個城市的故事。”透過對主人公王琦瑤一生細膩的描寫，以一個女性的眼光，以一顆耐得住寂寞，經得起沉浮的平凡上海心去看上海，去探索上海這座城市的精神。她有著對生命和美的獨特審美視角。王安憶在《長恨歌》中反覆描述在光與暗的轉換中永恆流逝的時間，帶有某種虛無的東西，使文字透出一種如煙的塵世感，這也奠定了小說的感情基調。

　　二、流露出“尋根”意識

　　王安憶在《長恨歌》中也流露出了尋根的意識，懷舊的情懷，以及對“家”感傷。家是每個人、每個家的庭安身立命之所和靈魂的棲息地。家也是研究王安憶作品的主要線索，然而，王安憶和張愛玲相比，卻是一個“失根感”很重的人，她雖然是大半輩子都居住在上海，但是她在《紀實與虛構》中開篇就說，她的家庭是遷居到上海的外來戶，他們沒有親戚朋友，沒有家族。可以說，這種“失根感”一直伴隨著王安憶的創作歷程，是她尋找種種可能的歸宿的動力所在，所以促使她創作了《長恨歌》這部小說。從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意義上看，這部小說，王安憶借一個女人王琦瑤的一生表現出自己對這座城市過去的懷舊，對自己精神的尋根。

　　在《長恨歌》中，“尋根”不同於以往的尋根文學，作者在這裡為上海創造出一種靈韻，而由“懷舊”產生的社會現狀宣告了這種靈韻在消費大眾和商品的海洋裡的無可挽回的消散。面對靈韻的慢慢消散，王安憶在寫作上也表現出自身意義的不確定性。

　　三、對命運的探索

　　(一)命運與城市

　　就像許多作家習慣把自己的小說放置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空間一樣，王安憶將自己小說的故事環境主要安排在了上海，她說：“我生活在上海，我對這個城市的歷史、文化包括語言，上海人的世界觀等一直堅信關注的”。她創作了許多的關於上海這座城市和上海人的文學作品。長期以來，由於上海的地理位置和歷史變遷以及經濟發展等很多因素的原因，上海具有了不同於其他城市的誘人魅力，而上海市民的命運也隨著上海的變化而變化的。

　　談到《長恨歌》是，王安憶曾說過：“在那裡邊我寫了一個女人的命運，事實上這個女人只不過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寫的是一個城市的故事。”上海在19世紀中葉被開闢為通商口岸，然後迅速發展為金融中心，吸引了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為了在這個城市裡很好的生活，人們形成了不怕吃苦、勇於追求、不斷進取的.精神品質。在多元文化的薰陶和浸染下，在多層次得經濟結構影響下，上海逐漸形成了務實、堅韌、勤勞的精神。開闊上海人的品質，雅緻是上海人的生活情調，精明是上海人的特徵。王安憶就是要用一個上海女人的命運來詮釋命運與城市的關係。為了突出上海對小說人物命運的影響，王安憶在開篇就花費了大量的筆墨描寫了上海的弄堂、流言、閨閣、鴿子，一起組成了上海城市形象的美麗畫面，寓意就是為了說明作品中人物命運的曲折起伏與上海街道、上海氣氛、上海的精神相關，尤其上海城市的歷史變遷深深影響了王琦瑤的一生。上海成全了她，也拋棄了她，華的上海是造就她人生悲劇的根源。原因是：

　　首先，多元文化造就了上海城市的寬容本質。上海是一個追求時尚、追求情調，追求娛樂的獨特城市，就連募捐賑災的這種慈善活動也會又舉辦上海小姐的選美比賽來籌集。解放後像王琦瑤這樣的人還能過著衣食無憂的平靜而優雅的生活，這隻有在上海才會成為可能。未婚的王琦瑤住進平安里以後，和康明遜、薩沙保持來往，並且還生下了女兒都沒有受到直接的道德指責和人身攻擊。上海的寬容使得她能夠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平靜的過完自己的一生。寬容的上海也造就了平易近人、善解人意的寬容的上海人，在和李主任交往的過程中，沒有規定或限制李主任多長時間回來一次，而是讓他來去自由。

　　其次，華的上海造就了上海人的精明雅緻，上海人言談舉止都從容鎮靜。王琦瑤在得知自已被選為三小姐之後，沒有歡呼，沒有傲慢，仍然能冷靜的對待周圍的人和事，表現出謙遜和素養。上海人的也總能把自己打扮的雅緻得體，引領時尚潮流，成為年輕人追逐和模仿的物件。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也很有情調，在平凡的日子裡，都要吃點心、喝咖啡、跳舞等，上海人經過長久的薰陶形成了優雅精緻的生活風格，既提高了城市的整體格調，也使鄰里間具有了溫和睦的融洽氣氛，因而讓他們有滋有味的經營著自己的每一天。

　　(二)命運與性別

　　站在女權主義角度看，性別能夠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物的命運，這體現在人物命運不僅受到長期男權社會形成的傳統的封建思想的制約，也受到了人生歷程遭遇到的異性的影響，更受到自身性別特點和侷限的牽制，因此人物的命運也變得更加曲折坎坷。

　　《長恨歌》中男性人物的自私、懦弱、猥瑣、虛偽使女性的人生經歷變得坎坷曲折。作者在這部小說中否定了女性幻想靠男性、依賴愛情來改變命運的觀念。究竟女性應該怎樣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作者沒有給予正面的回答，但有一點很明確的，女性的命運必須由自己來把握，依靠男性來改變命運只能是女性一廂情願的卻不切實際的幻想。儘管如此，作者在小說中並沒有讓他筆下的女子居高臨下的視男性的行為，但也未對男性給予嚴厲的譴責，相反是帶著平和的態度對男性的選擇表示了寬容和理解。和諧家庭是由男女平等才建立的，對此一味的斥責是不對的，因此王安憶在情節設計上，在男性人物的行為上都表示了同情和理解，也表現了她對社會中男女關係的自我獨特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