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的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鑑賞

　　女作家遲子建的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是一篇以鄂溫克族人生活為題材的史詩性的優秀小說，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一、憂傷的生態靈魂與無奈的抗爭

　　小說《右岸》滿含深情地描寫了額爾古納河右岸這個鄂溫克族人生活棲息的特定“場所”。海德格爾對場所的闡釋，“這種場所的先行揭示是由因緣整體性參與規定的，而上手事物之來照面就是向著這個因緣整體性開放的”。《右岸》深情地描寫了鄂溫克族人與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山山水水的須臾難離的關係，以及由此決定的特殊生活方式，一草一木都與他們的血肉、生命融合在一起，具有某種特定的不可取代性。鄂溫克族人特殊的“家園”有“場所”的獨特性，甚至是不可代替性，是生態美學與生態文學的重要內涵。

　　小說形象地描繪了鄂溫克族人特殊的生存“場所”，他們特有的生老病死與婚喪嫁娶的方式，為我們呈現了鄂溫克族家園特有的生態存在之美，既有陰性的人與自然協調的安康之美，更多的是人與自然抗爭的陽剛之美，集中表現在兩代薩滿為部族利益所進行的原始宗教儀式中的“生態崇高”。

　　《右岸》以反思遊獵民族鄂溫克族喪失其生存家園而不得不搬遷定居為題材。遲子建在小說的“跋”中寫到，觸發她寫這本書的原因是她作為大興安嶺的子女早就有感於持續30年的對茫茫原始森林的濫伐，造成了嚴重的原始森林老化與退化的現象，而首先受害的則是作為山林遊獵民族的鄂溫克族人。作者從接到一位友人有關鄂溫克族女畫家柳芭走出森林，又回到森林，最後葬身河流的訊息以及作者在澳大利亞與愛爾蘭有關少數族裔以及人類精神失落的種種見聞中，深深地感受到原來“茫然失其所在”是當今人類的共同感受，具有某種普遍性，於是作者下決心寫作這個重要題材。而她在深入到鄂溫克族定居點根河市時，獵民的一批批迴歸更加堅定了她寫作的決心。於是，作者開始了她的艱苦而細膩的創作歷程。

　　作者採取史詩式的筆法，以一個90多歲的鄂溫克族老奶奶、最後一位酋長的妻子的口吻，講述了額爾古納河右岸鄂溫克族百年來波浪起伏的歷史。而這種講敘始終以鄂溫克族人生存本源性的追溯為其主線，以大森林的兒子特有的人性的巨大包容和溫暖為其基調。整個的講敘分上、中、下與尾四個部分，恰好概括了整個民族由興到衰，再到明天的希望整個過程。講敘者道出了額爾古納河與鄂溫克族繁衍生息的緊密關係，它是整個民族的中心，世世代代以來照亮了他們的生活。

　　二、自然的兒子與自然的生存方式

　　額爾古納河周邊的大山――小興安嶺也是鄂溫克族的滋養之地。講敘人生動地講述了他的父親、母親、丈夫、伯父和侄子的不凡的生命歷程及安息之所。“風葬”是鄂溫克人特有的喪葬方式：選擇四棵直角相對的大樹，又砍一些木杆，擔在枝丫上，為逝者搭建一張鋪。然後將逝者用白布包裹，抬到那張鋪上，頭北腳南，再覆蓋上樹枝，放上陪葬品，並由薩滿舉行儀式為逝者送行。這種風葬實際上說明，鄂溫克族人來自自然又迴歸自然的生存方式，他們是大自然的兒子。

　　額爾古鈉河與小興安嶺還見證了鄂溫克族人的情愛與事業。講敘人講述了自己的父輩以及子孫一代又一代在這美麗的山水中發生的生死情愛。鄂溫克族人真正是大自然的兒女，大自然見證了他們的愛情，他們愛情的信物也完全來自於自然。鄂溫克族人已經將自己完全融化在周圍的山山水水之中，他們的生命與血肉已經與大自然融為一體，額爾古納河與小興安嶺已經成為他們生命與生存的須臾難離的部分。

　　經過多年開發，鄂溫克族人的生存環境已經遭到嚴重破壞，生活在山上的獵民不足兩百人了，馴鹿也只有六七百隻了。於是人們決定遷到山下定居。在動員定居時，有人說道，獵民與馴鹿下山也是對森林的保護，馴鹿遊走時會破壞植被，使生態失去平衡，再說現在對動物要實施保護，不能再打獵了。鄂溫克族人也是森林之子，他們狩獵不殺幼崽，保護小的水狗，燒火只燒乾枯的樹枝、被雷電擊中失去生命力的樹木、被狂風颳倒的樹木，使用這些“風倒木”，而不像伐木工人使用那些活得好好的樹木，將這些樹木大塊大塊地砍伐燒掉。他們每搬遷一個地方總要把挖火塘和建希楞柱時戳出的坑用土添平，再把垃圾清理在一起深埋，讓這樣的地方不會因他們住過而長出疤痕，散發出垃圾的臭氣。他們保持著對自然的敬畏，即便獵到大型野獸也會在祭禮後食用並有諸多禁忌。我們從鄂溫克族最後一位酋長的妻子的講敘中領悟到：額爾古納河右岸與小興安嶺，那山山水水，已經成為鄂溫克族人的血肉和筋骨，成為他們的生命與生存的本源。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考察，人類的生存與生命的本源就是大自然。

　　三、敬畏自然――人與自然處於和諧

　　遲子建在小說《右岸》中以全新的'生態審美觀的視角進行藝術的描寫，在她所構築的鄂溫克族人的生活中，人與自然不是對立的，“自然”不僅僅是人的認識物件，也不僅僅是什麼“人化的自然”“被模仿的自然”“如畫風景式的自然”，而是原生態的、與人構成統一體的存在論意義上的自然。

　　遲子建在《右岸》中所描寫的這種“真理自行置入”的美，不是一種靜態的物質的對稱比例之美，也不是一種純藝術之美，而是在人與自然關係中的，在“天人之際”中的生態存在之美，特殊的人性之美。遲子建在作品中所表現的這種美有兩種形態，一種是陰性的安康之美，另一種是陽剛的壯烈之美，是一種特定的“生態崇高”。

　　小說非常突出地表現了人對於自然的敬畏，具有前現代的明顯特色。這種敬畏又特別明顯地表現在鄂溫克族人所崇信的薩滿教及其極為壯烈的儀式之中。薩滿教是一種原始宗教，是原始部落自然崇拜的表現。這種宗教裡面的薩滿即為巫，具有溝通天人的力量與法術，其表現是在如醉如狂、神秘詭譎的跳神中。作為敘述人伯父的尼都薩滿是書中描繪的第一代薩滿。他在宗教儀式中體現出來的崇高之美集中地表現在為了對付日本入侵者而進行的那場不同尋常的跳神儀式之中。日本佔領軍吉田帶人到山上試圖馴服鄂溫克族人，在這樣的關係部族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尼都薩滿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挑戰，而且說他要用舞蹈治好吉田的腿傷，但他要付出戰馬的生命，而且同樣是用舞蹈讓戰馬死去。那個為部族利益與民族大義在跳神中奉獻了自己生命的鄂溫克族薩滿，他的犧牲自我的高大形象，他在跳神時那神秘、神奇的舞蹈及其難以想象的效果，製造出一種跪譎多奇的崇高之美，這就是所謂的“生態崇高”。以這樣的畫面作為小說的結尾，就是以崇高之美作為小說的結尾，為作品抹上了濃濃的悲壯的色彩，將額爾古納河右岸鄂溫克族人充滿人性的生存之美牢牢地鐫刻在我們的心中。

　　小說啟示我們，地球家園中存在著眾多文明形態，眾多的生存方式，這樣才使地球家園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絢麗多姿的色彩。因此，保留文明的多樣性也是一種地球家園生態平衡的需要。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自己是大自然的兒子，珍惜自然，愛護自然，就是珍惜愛護我們的父母，也是珍惜愛護我們人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