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詩歌創作

杜甫的詩歌創作

　　杜甫，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出生於河南鞏縣，原籍湖北襄陽。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杜甫的詩歌創作，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杜詩最顯著的特點是社會現實與個人生活的密切結合，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完美統一。杜甫的詩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20多年的社會全貌，生動地記載了他一生所走過的路程，在藝術方面也達到唐代詩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詩能使讀者“知其人”、“論其世”，起著“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可是作為“詩史”的杜詩並不是客觀的敘事，用詩體去寫歷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現實的同時，還透過獨特的風格表達出作者的心情。例如杜甫中年時期的兩篇傑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裡邊有抒情，有敘事，有紀行，有說理，有對於自然的觀察，有對社會矛盾的揭露，有內心的衝突，有政治的抱負和主張，有個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國家與人民的災難和對於將來的希望。這兩首長詩包括這麼多豐富的內容，作者的心情波瀾起伏，語言縱橫馳騁，證明他在這不幸的時代面對自然和社會的種種現象都敏銳地發生強烈的感應。這樣的詩是詩人生活和內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個人的命運和國家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二者在藝術上也達到高度的融合。

　　杜甫寫過許多歌詠自然的詩。他歌詠的物件，往往是既聯絡自己，也聯絡時事。歷代的詩話、詩評對於杜詩裡高度的“情景交融”作過許多論述。但是杜甫的詩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與時事的交融，作者在寫景和抒情時，很少離開現實，隨時隨地都想到他所處的干戈擾攘、國困民疲的時代。如困居淪陷的長安時寫的《春望》、入蜀時寫的'《劍門》，是最有代表性的。這類詩，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漢》，七律《登樓》、《宿府》、《閣夜》、《秋興八首》等，都是情景與時事交融的膾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寫了一些歌詠繪畫、音樂、建築、舞蹈、用具和農業生產的詩，同樣貫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時代的氣氛，可以看作是有聲有色的文化史。明代祝允明書杜甫《秋興八首》。

　　杜甫把詩看作是他終生的事業，認為“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歲學詩，直到死亡前夕，沒有停止過寫詩。他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大大開拓了詩歌的領域。明代胡震亨說：“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籤》)這句話不盡符合事實，因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時事入詩的，但是象杜甫這樣深入民間，洞察時弊，把富有社會意義的重大問題都陶融在“驚人”的詩句裡，卻是少有的。

　　杜詩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杜甫最能駕馭詩的各種形式，並能使每種形式都得到新的發展。他在五言古體詩裡善於記載艱苦的旅程、社會的永珍、人民的生活以及許多富有戲劇性的言談動作，寫來十分生動，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語調的自然，最顯著的例子是《羌村》、《贈衛八處士》、“三吏”、“三別”、《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等。他在七言古體詩中擅長於抒寫他豪放的或沉鬱的情感，表達對於政治和社會的意見，如《醉時歌贈鄭廣文》、《洗兵馬》、《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歲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詩功力甚深，達到很高的成就，數量佔杜詩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見於杜甫的漫遊時期，七律名篇多產生在到達成都以後。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鍊，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發揚。

　　關於杜甫詩歌風格

　　沉鬱頓挫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係。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相容幷蓄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鉅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蝨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整合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深遠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雲：“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