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師說》賞析
韓愈的《師說》賞析
《師說》是唐代大散文家韓愈所作的一篇有名的說理文。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韓愈的《師說》賞析，歡迎閱讀。
賞析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也就是說傳道應該是為師的第一要義。何為傳道，我覺得就是告訴學生如何做人，做什麼樣的人。這是我們教育的目的，談如何為師，其實就是談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教育的第一目的是什麼？這也涉及迴歸古典，就是迴歸到教育的原始目的。教育的目的是教育人，這一最基本的道理進一步演繹就是教育應把人本身作為教育的目的，而不是把教育變成實現其他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即不是變成為政治服務的工具或手段，也不是為市場服務或實現某種特別技能的工具或手段。這裡我要強調兩個很重要的概念，即“生存技能”與“生命質量”，並且要很決斷地說：我們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養“生存技能”，而是要提高“生命質量”。也就是說，教育應當把培養優秀的人性、培養有質量的生命作為第一目的。這一思路，正是回到教育的原始目的和古典目的。原始目的是指從孔夫子開始的把培養人作為第一目的，教育宗旨是學為人、學做人。換句話說，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養職業的技能、生存的技能，而是提高生命的質量。關於這點，李澤厚先生和劉再復先生的對話當中曾用哲學語言來表述，說我們應該是以培育人的情感本體與倫理本體（亦即“成人”）為第一目的，以塑造工具本體（亦即“成才”）為第二目的。我們培養學生，當然也要培養某些技能，比如當醫生、當律師的職業技能，但這是第二目的。第一目的應是培育倫理本體、情感本體，讓他們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完整的人，這才是教育的根本。這恰恰是當年孔夫子強調的，他強調教育在於學做人、學為人，這是中國教育非常優秀的傳統，我們應當迴歸這個傳統。
我們中國的教育結構一直具有三個維度，既有智育、體育，還有德育。近代思想家王國維、蔡元培還想在德、智、體三維之外開闢第四維度，這就是“美育”之維。王國維在《論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出：“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為完全之人物而已。什麼是完全之人物？……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備真善美之德。……欲達此理想，於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為三部：智育、德育、美育是也。”王國維認為，教育的宗旨在於使人成為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必須具備真善美的品德，對人除了要進行智育和德育的教育外，還須進行美育教育。他還認為，人只有當他具備審美能力時，才是“完全的人”，教育就是要培育出“完全的人”。蔡元培為了強化人文教育，提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論點，就是“以美育代宗教”，“鑑激刺感情之弊，而專尚陶養感情之術，則莫若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在蔡元培看來，以美育代替宗教，讓國人的感情不受外物的汙染和刺激，使其接受藝術的薰陶變得純正，從而滿足人性發展的內在需求。儘管這一主張在當時就引起陳獨秀、羅家倫、周作人、周谷城、熊十力等多方爭議甚至反對，乃至今日也未能在學術界形成共識，但其在當時中國社會歷史的大背景下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但遺憾的是，這個命題的意義到現在仍沒有得到充分重視。
五四運動是發現“人”的運動。魯迅先生在《燈下漫筆》中把漫長的中國歷史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他發現中國人不是人，只當過兩種型別，一是暫時做穩了奴隸，一是連奴隸也做不得；中國人從來就沒有掙得過做人的真正資格，中國也從來沒有老百姓能真正擁有做人權力的時代，即使是太平盛世，哪怕是“唐宗宋祖”時期，人們頂多不過是奴隸，所以他們要重新發現人。所謂發現人，在廣度上包括髮現三個東西：一個是發現人，一個是發現婦女，一個是發現兒童。發現兒童，就是發現我們中國兒童的生命質量問題。沒有中外文化精華的積澱和補養，我們的生命質量就會降低，甚至會犯一種“缺鈣症”，或者說“貧血症”，這是文化的貧血症和文化的缺鈣症，就是缺少人文的鈣，靈魂的鈣，缺少情感本體與倫理本體的鈣。所以教材的豐富與多樣，以及教材具備真、善、美這些基本鈣質，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基礎教育要培養出真正合格的健全人格的人，作為教師我們該如何去做呢？
首先是對課本的選擇問題。何為課本？我認為，課本雖然是教育主管部門編訂發放的既定教本，但它只是一個用來教學的範本，它是自由而開放地存在著，教學者完全可以按需索取，讓它“為我所用”，而無需拘泥於它，更不必全盤依照。每個老師在課堂上其實是個相對獨立的個體，所以你的課堂以及你在課堂上對學生的引導是完全可以做到自由的。你可以引導孩子們用批判的眼光去解讀文字，這就要求老師有識別的能力和勇氣。
其次老師自己的心智必須是健全的。如果說老師自己的心智有問題，人格有缺陷，自己是個類人孩，那麼別指望這樣的老師能教出多好的學生來，即使他能教學生在考試中取得高分，最後也是一種失敗。我們很多老師在心智這一塊是不合格的，這對學生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隱憂和傷害。其實我們不該去提倡那些以校為家的老師，一個不顧家、不愛家的老師你別指望他有多愛你的孩子。你想啊，連自己的孩子都不愛的人，他會愛別人的孩子嗎？在這樣老師眼裡，學生的成績只是籌碼，是自己升官或者賺取名利的籌碼。不少成功的優秀的老師後面其實有的是一個為之破碎的家庭。這樣的老師如果是我們整個中學教育的主流，那太可怕了。
第三、教育必須去功利化。這點對老師來說是苛刻，不現實的。社會是功利的，學校是功利的，老師就必然是功利的。特別是那些80後的年輕老師，成為了學校裡最功利的群體，而他們恰恰是學校教育的生力軍，這對學生來說，對社會來說只會是一個災難。我們學校教育本該只是讓一個普通人成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為文明社會的正常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學校教育就是應該以人為本的，而且應該以培養普通人為本的，尤其是基礎教育。中小學教育，根本不需要設定一個目標，需要考多少個重點高中或大學，需要教出多少出類拔萃的人。學校教育，其實提供的是一條中間線的教育，它不是按照智商最高的人的標準設立的，而是按照普通人的智商設立的，所以，學校教育中，快樂是一個重要的元素，它應該成為學生——同時更加重要的是——成為老師快樂的過程。今天，恰恰相反，老師不快樂，學生更不快樂。如果老師不快樂，這個教育過程的展開就會帶上很多陰影。我想到一個詞：尊嚴。如果一個時代的老師，尤其是基礎教育的老師，在社會上的地位不高，不能受到應有的尊重，他的生命的尊嚴就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滿足，我們的教育基本上就失敗了。何為師道尊嚴？就是老師在社會中能夠受到普遍尊重的那種尊嚴，如果連這個都沒有，這個時代的教育——哪怕它出了再多的高分學生——也是失敗的。當一切都以功利來評價的時候，基礎教育必然是失敗的。
原文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餘。餘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譯文
古代求學的人必定有老師。老師，是用來傳授道理、講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的。人不是一生下來就懂得道理的，誰能沒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師學習，那些成為疑難的問題,就始終不能解開。出生在我之前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本來就比我早，我跟從他，拜他為老師；出生在我之後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從他，拜他為老師。我是向他學習道理的，哪管他的年齡比我大還是小呢？因此，無論高低貴賤，無論年長年幼，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從師學習的風尚不流傳已經很久了，要人沒有疑惑也難了！古代的聖人，他們超出一般人很遠，尚且要跟從老師請教（他，焉為代詞）；現在的'一般人，他們才智不及聖人也很遠，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因此，聖人更加聖明，愚人更加愚昧。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愚人之所以成為愚人，大概都是由於這個原因吧? 愛自己的孩子，選擇老師來教他。但是對於他自己，卻以跟從老師學習為可恥，真是糊塗啊！那些兒童的老師，教他讀書，學習書中的文句的停頓，並不是我所說的傳授道理，解答疑難問題的老師。不知句子停頓要問老師，有疑惑不能解決卻不願問老師；小的方面學習了大的卻丟了。我沒有看到他的明達。巫醫、樂師、各種工匠這些人，不以互相學習為恥。士大夫這一類人，聽到稱“老師”稱“弟子”的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他們。問他們，就說：“他和他年齡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把地位低的人當做老師，就足以感到恥辱；把官大的人當做老師，就被認為近於諂媚。”哎！求師的風尚難以恢復由此可以知道了！巫醫、樂師、各種工匠這些人，君子不屑一提，現在他們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這些人了，這真是奇怪啊！
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曾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師。郯子這些人，賢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說：“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所以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賢明。接受道理有早有晚，學問和技藝上各有各的專門研究，如此而已。
李家的孩子叫李蟠的，十七歲，喜歡古文，六藝的經文和傳文都普遍地學習了，沒有被時代的風氣所影響，向我學習。我讚賞他能履行古人之道，寫《師說》送給他。
背景
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師，不應因地位貴賤或年齡差別，就不肯虛心學習。文末並以孔子言行作證，申明求師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時人實不應背棄古道。
這是韓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論說文。文章論述了從師表學習的必要性和原則，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學於師”的陋習，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鬥爭精神，也表現出作者不顧世俗獨抒己見的精神。
中國古代的學校教育十分發達，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學。韓愈寫這篇文章時三十五歲，正在國子監任教。那麼，韓愈為什麼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原來他所說的“師”，有其獨特含義。既不是指各級官府的學校老師，也不是指“授之書而習其句讀”的啟蒙教師，而是指社會上學有所成，能夠“傳道受業解惑”的人。韓愈既以這樣的人自己標榜，也以好為人師而著稱。《新唐書》本傳說他“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唐代，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仍有沿襲。貴族子弟都入弘文館、崇文館和國子學。他們無論學業如何，都有官可做。韓愈寫《師說》的社會背景，可以從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的一段話裡看出。柳宗元說：“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由此可見，韓愈作《師說》，大張旗鼓地宣揚自己的觀點，是難能可貴的。
實際上，可以把《師說》看作韓愈提倡“古文”的一個莊嚴宣言。六朝以來，駢文盛行，寫文章不重視思想內容，講求對偶聲韻和詞句華麗，儘管也產生了一些藝術成就很高的作品，卻導致了文學創作中浮靡之風的泛濫。這種風氣，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韓愈不是第一個提倡“古文”的人，卻是一個集大成者。他無論在文學理論還是在創作實踐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運動”的興起、發展，主張“文以載道”，並身體力行，培養了大批有志於古文創作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