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與曾國藩

韓愈與曾國藩

　　韓愈與曾國藩看似毫無關係的兩人，其實曾國藩對韓愈還是十分欽慕的。一起來看看吧。

　　“峨峨曾文正，崛起由湘鄉。雄奇隘宇宙，獨與韓公當”。這是劉乃晟在《張廉卿(裕釗)先生壽詩》裡的兩句話。曾文正，指的是曾國藩;韓公，即韓愈。這兩句詩意在讚美曾國藩的古文可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文公相提並論，雖不無溢美之嫌，但也大致屬實。

　　曾國藩何以能與韓愈相提並論?在表面現象的背後是不是有著某種必然的關聯。當我冥心追溯，回到一百多年前的那段歲月，漸漸發現，在曾國藩的歷史世界裡，韓愈早已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之所以被譽作“獨與韓公當”，並非是一種隨意而牽強的綰合。

　　據黎庶昌為曾國藩編撰的年譜，曾氏最早對韓愈的文章發生興趣是在道光十五年(1835)其二十五歲的時候(這裡指的應是韓愈的別集，因為韓愈的部分名篇佳作早已被各種選本反覆收錄，而各種選本大都為鄉塾之用，用來指導學童習作，應付科舉考試。因此，曾國藩熟讀韓愈的個別文章應早於此時)。這時他雖中舉，卻在赴京會試中連年不售，不過有一個重要的收穫是從此深嗜韓文，“慨然思躡而從之”。自此，曾國藩對韓愈的追尋一發不可收回，並且從文到道，由學及身，韓愈成為曾國藩成長道路上的精神導師。

　　道光十八年(1838)，曾國藩殿試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自此入翰林院供職。在京師，曾國藩拜交了唐鑑等人，在學術上邁進了理學的大門，開始服膺程朱之學。不過，他在宗仰朱子的同時，亦時時將韓愈的教導置於座右，這與宋代之後研治理學的多數人物取徑不同。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曾氏日記雲：“自謂忠於為人，實已重外而輕內，且昧昌黎《知名箴》之訓。”同年廿九日日記雲：“予又病多言。昌黎雲：‘默焉而其意已傳。’嘵嘵胡為者，況其一無真知耶?”我知道，在朱熹眼裡，韓愈不能算是知“道”之人，因為韓愈“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因而“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世俗富貴利達之求”。所以，後來的文士對韓愈一般只有文章上的景仰和經濟事功上讚許，在人格的修養浸潤上絕少提及。曾國藩雖並未將韓愈作為自己修身養德的最高楷模來朝夕奉拜，但能在這一方面提到韓愈已是與人迥異。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國藩升任禮部侍郎，發現在官署的西北角有一土地祠，裡面供奉的正是韓愈。不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這座小廟裡，處於正位的是韓愈，孔子卻屈居旁側了。曾國藩很不解，也很替韓愈感到不安，說先生你曾經非常羨慕顏回能夠依歸侍奉聖人，自己卻沒有機會得到夫子的耳提面命，如今，你們的位置怎麼顛倒了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讓韓愈能夠心安理得地成為這裡的常住居民，曾國藩在廟前焚香祝禱，將孔子木主焚燒，並寫下了一篇《祭禮部韓公祠文》，其文有曰：

　　尼山纂經，懸於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繼世文士，莫究根荄。炎劉之興，炳有揚、馬。沿魏及隋，無與紹者。天不喪文，蔚起巨唐。誕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經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愜，通於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紀。民到於今，恭循成軌。予末小子，少知服膺。

　　從祭文可以看出，曾國藩對韓愈的評價如此之高，他自己很早就服膺韓子之學了。在咸豐九年(1859)四月的家書中，他告誡自己的兒子讀書要有所揀擇，又舉韓愈等人作為榜樣，並將韓愈稱為“千古大儒”。對韓愈這樣的態度，顯然和以程、朱為首的宋儒有所參差，曾國藩敢於在理學的門庭之前翻個筋斗的勇氣徹底顯現出來。

　　韓愈比曾國藩年長一千零四十三歲，對曾國藩的影響主要還是透過“起八代之衰”的文章來實現。

　　曾國藩一生酷嗜韓愈之文，屢次在其家書、日記、詩文中提到韓文，如曾在家書中說：“餘於‘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並且多次談到讀韓文的感受，認為韓文既有近於漢賦處，又有近於《詩經》處，能將孔、孟之義理，融於揚雄、司馬遷之風格，因而，學韓文可以窺得六經之閫奧，得聖人之教於千載之下。

　　體察曾氏對韓文之鐘情，莫過於讀其《求闕齋讀書錄》。從此書可以看出，經他批閱的經部書籍有八種，史部六種，子部三種，集部二十九種，史部中最重視《史記》、《漢書》，集部中最重視《昌黎集》，評語最多。將紛繁的評語略為梳理，我們可以看出相隔千年之後，曾國藩對韓愈的惺惺之惜。

　　評《重答張籍書》：“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數篇文字斥之，遂爾炳如日星。識力之大，令千世人肅然起敬。”評《送王秀才序》：“讀古人書，而能辨其正偽醇疵，是謂知言。孟子以下，程、朱以前，無人有此識量。”評《羅池廟碑》：“此文情韻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第一妙境。”評《柳子厚墓誌銘》“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一段：“此段為俗子剽襲爛矣，然光氣終自不滅。”

　　重要的是，曾國藩能夠將對韓文的欣賞與自身的學術取向完美地結合，真正做到了學以致用。那麼，曾國藩的學術有什麼特徵呢?一言以蔽之，曰“士大夫之學”。何謂“士大夫之學”?南宋時期，在湖南為官的胡安國上書皇帝說：“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強調了“士大夫之學”應“言行相稱”、“可濟時用”，積極實踐傳統儒家的經世致用理念。比曾國藩年長一歲的陳澧將“士大夫之學”和“博士之學”比較，強調“士大夫之學”以“大義”為主，應該“有益於身，有用於世”，而不是斤斤於餖飣瑣碎。余英時在《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一文中，將“士大夫之學”比作“通識”，“博士之學”比作“專家”，並且說“曾國藩所向往、所實踐的正是‘士大夫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