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將進酒》與文藝復興毫不相干

李白《將進酒》與文藝復興毫不相干

  著名學者汪宏華日前全新講解唐詩《將進酒》,他認為被唐玄宗“賜金放還”已八年的李白不是在酒中沉淪,而是超越,從“飲者”昇華成了“隱者”。他的勸酒是隱語,意在奉勸世人從物質享樂的泥潭中走出來,轉向精神追求,最終實現比經濟榮更高階的文藝復興。

  果真這樣嗎?回答是否定的。

  李白寫作《將進酒》是在天寶11年(752年),時年51歲。那時,唐朝榮昌盛,一派興旺景象,但官場生態並不好。唐玄宗本是一位明主,他執政前期曾出現過“開元之治”(713—741)。但在天寶年間(742——756),玄宗愛好聲色,思想日趨保守,又逢“口蜜腹劍”的李林甫 、“昏愎讒”的楊國忠等小人當政,所以一生耿直不阿的李白理所當然地受到妒忌和排擠,在京城僅兩年便被讒擠離京。由於仕途的屢屢失意,離京後,李白心情苦悶,於是重遊名川,浪跡四方,開始了他的旅及隱居生活。《將(qiang)進酒》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出來的。詩人以高亢的激情,狂放的言詞,把懷才不遇的鬱悶和痛苦像黃河之水一樣一瀉千里,反映了唐玄宗後期,奸當道,賢才被擠的現實。全詩以酒寄情,縱酒抒發,其孤傲之態,憤之情溢於言表。

  汪宏華認為,自從李白經歷一番宦海浮沉,發現自己的志趣和才幹不在仕途以後,便不想做一個政治人,只想做一個文化人了。“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即是明證。其實,這兩句僅是括了一種歷史現象,旨在引出這樣一個事實:“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曹植昔時平樂宴,斗酒十千美名揚)李白化用曹植“歸來宴平樂,美酒鬥十千”(《名都篇》),用來隱喻自己有曹植一樣的不幸遭遇。曹植(192~232年),曹操第四子,曹丕之弟。他是建安時期最傑出、最有代表性,對後代影響最大的一位文學家,是當時文壇的主要領袖之一。曹植天資聰穎,文思敏捷,才華出眾,曹操曾一度想立他為太子。但只因曹植行為放蕩,不拘小節,每為工於心計的曹丕算計,漸漸失寵於曹操。曹操死後,曹丕、曹睿相繼為帝,曹植倍受猜忌和迫害。由於長期遭受迫害,精神上受到沉重壓抑和打擊,終於鬱悶而死,時年41歲。李白用曹植自比,不只是為了突出“天生我材”,更為的是彰顯自己的懷才不遇。由於理想得不到實現,內心充滿悲憤和痛苦,詩歌中也流露出悲忿不滿的情感。正是有了這種情感,所以“鐘鼓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他視金錢如糞土,表現出自己的清高,寧可醉生夢死,決不同流合汙。李白既不甘心排擠欲爭仕途,又孤高自傲悲觀行樂,這一矛盾心理,在“高堂明鏡悲白髮”與“人生得意須盡歡”中十分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他不是不想做一個政治人,而實在是無用武之地,因而只好用酒來消愁解脫。

  眾所周知,文藝復興時期始於十四世紀的義大利。文藝復興一詞意指重生或復活,它是一個朦朧的念。文藝復興的藝術有一個顯著的`特點:現實與人文。文藝復興所有的創作大都圍繞著這個主題。這時期的作品都要求打破封建神權,打破封建的禁慾主義,打破封建制度對人精神甚至是肉體的封鎖,表現出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李白所處的時代早於文藝復興時期,不知汪宏華所指的文藝復興是何種含義。就算“轉向精神追求”就是一種文藝復興,但《將進酒》充其量是一首詠懷之作,字裡行間洋溢著憤和傷感之情,本想“與爾同銷萬古愁”,可無奈的是用酒澆愁愁更愁,哪裡還有什麼心思來倡導“文藝復興”?

  汪宏華還認為,“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是指雄才偉略或李白自身的詩才,而是較為低階的體能與感性思維。愚以為,這種理解同樣是狹隘、片面的。李白著稱於世,不僅因為他是一代詩人,留下了千古傳世名篇,還在於他具有不阿權貴,有志於世的高貴品格。“天生我材必有用”,既是一種高度自信,也是對那種“親小人,遠賢臣”官場腐敗制度的極度不滿,流露出一種懷才不遇而又渴望用世的矛盾心態。在他看來,只要為世之用,盡其所能,破費又算得了什麼,“千金散盡還復來”。然而,要實現自己的理想談何容易,於是只好“將進酒,杯莫停”,哪怕用“五花馬,千金裘”換美酒,也在所不惜,只要能“銷萬古愁”就行。雖然不能給李白扣上消極避世的帽子,但他這種“以酒澆愁”、無可奈何的精神狀態,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問題的。詩中的“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與其說是要用酒激發人的靈感,寫出好的作品,倒不如說是一種“以樂景寫哀”,一倍增其哀的寫法。“將進酒”的背後,凝聚著李白多少辛酸和悲哀啊!

  早在1935年,魯迅先生指出:“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主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從上述分中,我們不難看出,《將進酒》不過是一首憤世嫉俗之作,其中雖隱含“精神追求”的成分,但畢竟是盲目、狹隘的,決沒有倡導“文藝復興”的意味。喝酒確實是一種文化,可以活躍思維,但決不是藝術創作的土壤,而“將進酒”本身勸的就是暢飲,勸的是莫問世事,及時行樂,勸的是“同銷萬古愁”,詩的從頭至尾與文藝復興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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