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集序》基本風格

《蘭亭集序》基本風格

  《蘭亭集序》行文灑脫,一氣呵成,結構上採用了國風的賦比興手法,精到而瀟灑,逸氣洋溢於字裡行間。以下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蘭亭集序》基本風格,歡迎閱讀,希望對你有幫助!

  《蘭亭集序》基本風格

  《蘭亭序》為何能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它的魅力在哪?《蘭亭序》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是宋代米芾提出來的。米芾提出“天下第一行書”這個概念,與宋代是尚意書風是有直接關係的。我們知道,唐代以後,主要流行楷書、行書和草書。其中,行書是最為日常化的書法。米芾自己,也是以行書著稱的書法家,所以,他推崇王羲之的行書代表作品《蘭亭序》,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對《蘭亭序》為什麼是“天下第一行書”,歷來史學界也是各有各的褒詞。有的說是唐太宗的誇獎,有的說是書法太美了,也有的說是書法文章雙絕,這些說法都有道理。我就從中國書法發展史的意義上說說《蘭亭序》為什麼是“天下第一行書”。我的看法是一個字:超。王羲之的書法超越了歷史,超越了自我,創造了書法史上的書法完美奇蹟。

  王羲之時代的書法,總體上看還是一個隸書時代。但是,具有行書、草書和楷書的歷史,也已經有一百年左右了。中國第一個具有楷書意義的書法作品,是三國東吳時期的《葛祚碑》。現代的考古也發現,漢末三國時代,一部分隸書,在向楷書轉化。這是個別書法家的努力。鍾繇就是一位學習、研究楷書的書法家。同時,行書和草書也在發展。為什麼會有行書和草書?因為用文字寫文章,需要文思與寫字儘量保持同步的速度。

  隸書也好,楷書也好,肯定沒有行書和草書更適合寫文章了。文人官員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寫文章,所以,學習一種快速的書寫方法,這是求之不得的。漢末三國魏晉時代,喜歡學習書法,而且喜歡行書和草書,已經是一種風流韻事了。但是,這一時期的書法,比較“亂”,就是個性太強了,沒有比較統一和大家都適合的書法。王羲之是一個書法狂熱徒,對書法的愛好,達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而且,他學習書法的趣味性很高,不斷探索書法的真諦和妙趣。

  王羲之在魏晉時代,學習了幾乎所有的書法字型和大家的作品。這就為他的書法,具有豐富的筆法美學奠定了雄厚的美學基礎。再加上他追求個性的解脫,又有不拘一格的才情。所以,王羲之的書法是非常豐富自然的。可以這樣說,王羲之窮盡了魏晉時代所有書法藝術的精華,創造了自然、流暢、雄健的書法風格和新的書法體制。王羲之時代,隸書也在變化,企圖突破隸書的束縛。但是,只有王羲之系統改造了隸書、行書和草書,把書法的用筆之美,發揮到了極致,已經引領了書法的潮流。

  隨著時間的推移,漢字也經歷了隸書與魏碑並列的南北朝,但是越來越與王羲之的書法不謀而合,這就是楷書、行書和草書。這時才發現王羲之已經做得非常完美了。這就是王羲之書法,為什麼會流行的原因。後代在尋找這個源頭時,發現王羲之就是這個源頭的發源地。《蘭亭序》是行書這個體系最早最好的一個書法作品。所以,《蘭亭序》成為“天下第一行書”是當之無愧的。

  書法神品《蘭亭集序》賞析

  文描繪了蘭亭的景緻和王羲之等人集會的樂趣,抒發了作者盛事不常、“修短隨化,終期於盡”的感嘆。作者時喜時悲,喜極而悲,文章也隨其感情的變化由平靜而激盪,再由激盪而平靜,極盡波瀾起伏、抑揚頓挫之美,所以《蘭亭集序》才成為名篇佳作。全文共三段。

  文章首段記敘蘭亭聚會盛況,並寫出與會者的深切感受。先點明聚會的時間、地點、緣由,後介紹與會的人數之多,範圍之廣,“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接著寫蘭亭周圍優美的環境。先寫高遠處:“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再寫近低處“清流激湍”;然後總寫一筆:“映帶左右”。用語簡潔。富有詩情畫意。在寫景的基礎上,由此順筆引出臨流賦詩,點出盛會的內容為“一觴一詠”,“暢敘幽情”,“雖無絲竹管絃之盛”,這是反面襯托之筆,以加張表達賞心悅目之情。最後指出盛會之日正逢爽心恰人的天時,“天朗氣清”為下文的“仰觀”、“俯察”提供了有利條件;“惠風和暢”又與“暮春之初”相呼應。此時此地良辰美景,使“仰觀”、“俯察”,“遊目騁懷”、“視聽之娛”完全可以擺脫世俗的苦惱,盡情地享受自然美景,抒發自己的胸臆。至此,作者把與會者的感受歸結到“樂”字上面。筆勢疏朗簡淨,毫無斧鑿痕跡。

  文章第二段,闡明作者對人生的看法,感慨人生短暫,盛事不常,緊承上文的“樂”字,引發出種種感慨。先用兩個“或”字,從正反對比分別評說“人之相與,俯仰一世”的兩種不同的具體表現,一是“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一是“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然後指出這兩種表現儘管不同,但心情卻是一樣的。那就是“當其欣於所遇”時,都會“ 怏然自足”,卻“不知老之將至”。這種感受,正是針對正文“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的聚會之樂而發,側重寫出樂而忘悲。接著由“欣於其所遇”的樂引出“情隨事遷”的憂,寫出樂而生憂,發出“修短隨化,終期於盡”的慨嘆、文章至此,推進到生死的大問題。最後引用孔子所說的“死生亦大矣”一句話來總結全段,道出了作者心中的“痛”之所在。

  最後一段說明作序的緣由。文章緊承上文“死生亦大矣”感發議論,從親身感受談起,指出每每發現“昔人興感之由”和自己的興感之由完全一樣,所以“未嘗不臨文嗟悼”,可是又說不清其中原因。接著把筆鋒轉向了對老莊關於“一生死”,“齊彭殤”論調的批判,認為那完全是“虛誕”和“妄作”。東晉時代的文人士大夫崇尚老莊,喜好虛無主義的清談,莊子認為自然萬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莊子·齊物論》),且把長壽的彭祖和夭折的兒童等同看待,認為“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作者能與時風為悖。對老莊這種思想的大膽否定,是難能可貴的,然後作者從由古到今的事實中做了進一步的推斷:“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基於這種認識,所以才“列敘時人,錄其所述”,留於後人去閱讀。儘管將來“事殊事異”,但“所以興懷。其一致也”。這就從理論上說清了所以要編《蘭亭詩集》的原因。最後一句,交代了寫序的目的,引起後人的感懷。文字收束得直截了當,開發的情思卻綿綿不絕。

  這篇序言疏朗簡淨而韻味深長,突出地代表了王羲之的散文風格。且其造語玲瓏剔透,琅琅上口。是古代駢文的精品。《蘭亭集序》在駢文的幾個方面都有所長。在句法上,對仗整齊,句意排比,如“群賢畢至,少長鹹集”,“仰觀宇廟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兩兩相對,音韻和諧,無斧鑿之痕,語言清新、樸素自然。屬於議論部分的文字也非常簡沽,富有表現力,在用典上也只用“齊彭殤”和“修楔事”這樣淺顯易儲的典故,這樣樸素的行文與東晉對代雕章琢句,華而不實的文風形成鮮明對照。

  這篇文章體現了王羲之積極入世的人生觀,和老莊學說主張的無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文學之美

  古往今來,人們多關注《蘭亭集序》的書法藝術之美,往往忽視了文章本身的價值。其實,這篇散文短小精煉,審美價值頗高,也因此得到了教材編者的青睞,人教版與蘇教版都列在必修課文中,文章具有文學與哲學之美,值得我們品味探究。

  一.文字凝鍊 語言恬淡雋永

  《蘭亭集序》短小精悍,語言清雋恬淡,不失為一篇佳作。文章開頭簡單交代了蘭亭集會的時間、地點、事件及人物,接著將筆鋒轉向了寫景。宗白華先生言:“晉人以虛靈的胸襟、玄學的意味體會自然,乃能表裡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瑩的美的意境!”[1]P211我們在此文中就可以欣賞到開闊美妙的意境。作者並沒有大肆渲染,而是採用白描的手法,描繪了蘭亭的曼妙景色。如用“崇山峻嶺,茂林修竹”來描寫山,僅八個字就將山峰的高聳、樹多的特點表現了出來;又如寫水“清流激湍,映帶左右”,給讀者展現了溪流清澈、汩汩流淌的畫面;再如描寫天氣為“天朗氣清”,語言精簡,表現力較強,讓我們感受到了作者快樂輕鬆的心情。基於這篇散文四字短語和對仗句較多,節奏感特強,教師在授課時可採用誦讀法,讓學生在誦讀中感知文意,體會作者的高妙筆法。文中多用反覆的手法,在“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只盛”、“俯仰一世”、“俯仰之間”中,“俯”和“仰”共出現了三次,一唱三嘆,增強了散文的音樂性和節奏感,便於抒情。本文僅324個字,但將敘事、寫景、抒情、議論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情景交融,由樂到痛再到悲,體現了作者對於人的覺醒,對自己的生命和意義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追求。

  二.悲傷而又豁達,胸襟大美

  初春時節,乍暖還寒,氣溫與人們的心緒都並不高亢熱烈。作為文人雅集,以文會友,並不講究官位、門第的高低,而是徹底的平等主義。文中對參與人物的介紹僅有八個字:“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摒棄了一般介紹官職的庸俗手法。這首先表現出王羲之清高曠達的品性與心胸。景色的描繪,他只提山、水、林、竹。花季三月的奼紫嫣紅,繁花似錦,在文中卻不見蹤影。這充分表明王羲之的美學情趣,排斥濃妝豔抹,追求清淡雅潔。描寫宴飲,曲水流觴,迥異於豪飲大觴,浮白大觴。這鮮明表示文人之雅。在風和日麗,天朗氣清之時,“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沉浸於大自然之中,面對宇宙遼廓,萬物踴動,既有襟懷的寬闊與開拓,又有勃勃生機之感悟。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美皆備,簡直是天造地設,亙古難遇的好機會。這種闊大無比的景象其實就是作者王羲之胸襟的寫照。雖然文中屢見“豈不痛哉”“悲夫”之類的悲慨感傷之詞句,但是作者是從昔、今、後這樣無限闊大的時間背景和天地之寬、宇宙之大的空間背景中來發感慨的,給人的卻是豁達寬闊,無窮無盡的無限境界,是作者俯仰宇宙,巡察古今之後產生的人生之感,大哉壯矣!

  這種胸襟與境界是魏晉名士們,經過建安、西晉的玄學淘煉,融合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精髓,經歷漢魏、魏晉、渡江等朝代、歷史的.頻繁更替和痛苦探尋之後,對自然、歷史、人生有了極為透徹領悟之後的平淡與深刻,闊大與悲壯。

  三.瞬間永恆之間的深刻

  生命無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來一個普遍命題,魏晉詩篇中這一永恆命題的詠歎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審美魅力而千古傳誦,也是與這種思緒感情中所包含的具體時代內容不可分的。在這次天朗氣清的蘭亭集會中,他由廣闊的自然想到了人生,大自然生生不息,而人的壽命卻有限,這與蘇軾在《赤壁賦》中的“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表達的情感相似。作者深知生命的寶貴,在生活中,他透過服食丹藥以求長壽,“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分也”。他並不贊同莊子所認為的“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否定虛無主義的思想,他提出“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生與死有分別,人不可能長生不老,作者作此文時已有50多歲,在當時可算高齡,他對生死問題有著自己的理解,對死亡有清醒的認識,他的思考閃爍著智慧與哲理的光芒。

  具體來說,《蘭亭集序》中蘊含的哲思反映了魏晉文人生死觀的矛盾性。王羲之的蘭亭詩中有這樣兩句“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宗白華對此的評價是“寫出了晉人以新鮮活潑自由自在的心靈領悟這世界,使觸著一切呈露新的靈魂、新的生命。於是‘寓目理自成’,這理不是機械的陳腐的理,乃是活潑潑的宇宙生機中所含至深的理”按照宗白華的說法,王羲之所理解的自然的本質是“理”,這同道家崇尚的“道”應當是不謀而合的,聯絡到在魏晉文人中盛行的服藥求仙的生活方式,我們不難發現包括王羲之在內的魏晉文人應當是深受道家思想影響的。此外,道家認為死生應當是統一整體,而不是對立面,《莊周夢蝶》透過夢境與現實的交織,提出了“物化”的觀點,從某種程度上說,生與死同樣是“物化”,並統一於自然之道中,死生對於我們來說也就無所謂悲喜了。

  然而,王羲之又發出了“固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的悲嘆,一方面對客觀“理”的深入認識,另一方面則是對生死的強烈感傷,明顯的前後矛盾,郭沫若因此貶斥王羲之“無病呻吟的絕頂了”,王羲之被認為是貪生怕死之徒,雖說有些片面,但總的來說我們可以瞭解到王羲之對生死的理解是遠沒有老莊澄澈的,其中原因大致如下:王羲之身處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自然是具備儒家入世情結的,同時社會 動盪不安,對生死存亡的重視,人生短暫的感嘆成為當時的時代主題,這樣來看,求仙訪道本是追求精神上歸於永恆的自然,如今卻漸受世俗影響演化為追求肉體長存的手段,魏晉文人因而兼具儒家入世與道家出世的情結,王羲之在自然中也有著自己對生命及死生問題的思考,文中情與景、情與理交融為一。據《晉書王羲之傳》記載,王羲之曾多次向朝廷提出解決民族矛盾的建議,但未得到官員的重視、採納,他雖有著儒家的入世精神,但現實往往殘酷,他心中仍有著無法排解的苦悶與感傷,正如李澤厚所說:“既關心政治、熱衷仕途而又不感興趣或不得不退出和躲避這樣一種矛盾雙重性。”仕途的理想與現實往往存在很大的差異,但也無可奈何,王羲之人生觀的矛盾也就能夠解釋了。當然,文學批評總是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的我們也不能忽略了批評家自身所處的特定時期,郭沫若、宗白華的觀點總是存在時代侷限性的。

  《蘭亭序》中體現的人生觀雖不純粹,卻真實反映了魏晉時期文人艱難的生活現實。在現實中無力抗爭動盪的社會現實,無奈死亡的不期而至,在精神上卻始終追求自由達觀,這是魏晉文人心態的真實寫照。而全文這種思考,昇華了作品主題,給人深刻的啟示和思考。

  綜上所述,《蘭亭集序》文質兼美,具有較高的文學和哲學價值,讓我們看到了晉人以新鮮活潑自由自在的心靈領悟這世界,使觸著的一切呈露新的靈魂,新的生命。王羲之不僅以他的書法名揚後世,他的文學才能,也同樣值得我們敬佩。

  名家評價

  金聖嘆《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九:“此文一意反覆生死之事甚疾,現前好景可念,更不許順口說有妙理妙語,真古今第一情種也。”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二十一:“雅人深致,玩其抑揚之趣。”

  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卷七:“通篇著眼在死生二字。只為當時士大夫務清談,鮮實效。一死生而齊彭瘍,無經濟大略,故觸景興懷,俯仰若有餘病。但逸少曠達人,故雖蒼涼感嘆之中,自有無窮逸趣。”

  浦起龍《古文眉詮》卷四十二:非止序禊事也,序詩意也。修短死生,皆一時詩意所感,故其言如此。筆情絕俗,高出選體。

  餘誠《重汀古文釋義新編》卷七:因遊宴之樂,寫人生死之可悲,則蘭亭一會,固未可等諸尋常小集。而排斤當日竟尚清談;傾惑朝廷者之意,亦寓言下。林西仲謂古人遊覽之文,亦不苟作如此。信非誣也。至其文情之高曠,文致之輕鬆,更難備述。

  作者簡介

  王羲之(303—361年)漢族,字逸少,號澹齋,原籍琅琊臨沂(今屬山東臨沂),後遷居山陰(今浙江紹興),因王羲之曾任右將軍,世稱“王右軍”、“王會稽”。王兼善隸、草、楷、行各體,精研體勢,心摹手追,廣採眾長,備精諸體,冶於一爐,擺脫了漢魏筆風,自成一家,影響深遠,創造出“天質自然,丰神蓋代”的行書,代表作品有:楷書《樂毅論》、《黃庭經》、草書《十七帖》、行書《姨母帖》《快雪時晴帖》、《喪亂帖》、行楷書《蘭亭集序》等。是東晉的書法家,被後人尊為“書聖”,與兒子王獻之合稱“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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