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人對李賀詩歌是如何評價

清代文人對李賀詩歌是如何評價

　　李賀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最獨樹一幟的詩人之一，苦心孤詣和超凡脫俗的詩歌創作形成了一種新的藝術風格，奠定了其在文學史中的地位，也受到了後人的品評和繼承。

　　李賀是唐代乃至中國詩壇上最獨樹一幟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在清代，研究李賀的人物，有一百五十多人，是歷代研究人數最多的一個時期。清代對李賀詩歌評價的主體在於賀詩的淵源、地位、藝術風格三方面，評價細緻、精確、具有獨創性和新穎性。

　　一、清代文人對李賀詩歌淵源的評價

　　1.繼承《詩經》

　　賀貽孫在《詩筏》中指出“蓋長吉詩多從《風》、《雅》及《楚辭》中來 ，但入詩歌中，遂成創體耳。”賀貽孫把賀詩中的繼承性和獨創性都揭示了出來。楊妍評價《追和何謝銅雀妓》時指出“尖刻之至，漸近《大雅》耳，此賀得諷刺體而卒歸溫厚者也。”指出賀詩諷刺的藝術得益於《大雅》。而蔣文運在評《李憑箜篌引》時說“題不言夜彈箜篌，而融冷光，涇寒兔，皆夜彈箜篌也。《三百篇》之明者，亦不必大小序可見。”蔣文運認為《詩經》中的詩需要以序來指明意旨，而賀詩難懂，有所喻意，則情有可原，這是借鑑了《詩經》隱晦達意的手法。

　　2.源於《楚辭》

　　杜牧提出祖騷論，成為後代對於李賀詩歌淵源評價的主要觀點。在清代，學者大多贊同杜牧“騷之苗裔”的觀點，但對於“理雖不及”的觀點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賀貽孫對於“理雖不及”之說，也有質疑，“夫唐詩以�絕千古者，以其絕不言理耳。”“彼六經皆明理之書，獨《毛詩三百篇》不言理，惟其不言理，所以無非理也。”“《楚騷》雖忠愛惻怛，然其妙在荒唐無理，而長吉詩歌所以得為《騷》苗裔者，正當於無理中求之，奈何反欲加以理耶?”此論給人面目一新之感，有理有據，說明絕佳的詩絕非談理之作。不言理並不是無理，而是賀詩無理也得源於《騷》之故。張佩綸在《澗於日記》中又指出賀詩“從《騷》得法而理不及《騷》者，年為之，境為之，時代為之，此天限長吉耳，不足為長吉病。”論賀詩依據特定歷史時空，這種較客觀的“知人論世”評價方法是特別突出的。

　　二、清代文人對李賀詩歌地位的評價

　　1.與杜甫的比較

　　王夫之在評價賀詩《崑崙使者》一篇中說：“長吉長於諷刺，直以聲情動今古，直與供奉為敵，杜陵非其匹。”他認為李賀在聲情並茂的諷刺藝術上，他的成就連杜甫都比不上。納蘭性德在《書昌谷集後》持有相似觀點，其中透過與杜甫比較，對於李賀的讚賞之情，溢於言表。而遊�針對長吉之才不亞李杜，說：“然假使以年，涵養充實，則未可知也。”為這位天才的英年早逝而惋惜，如果未逝，則造詣非凡。

　　2.韓門詩派的`一員

　　李賀十八歲時，以《雁門太守行》拜謁韓愈得到其賞識。韓愈對於李賀的影響不可忽視。餘成教在《石園詩話》說“順宗時，孟郊、賈島、張籍、王建、李賀、盧仝、歐陽詹、劉叉俱從韓愈遊，謂之韓門詩派。”王�運在《湘綺樓說詩》中說：“韓門諸子郊、島、仝、賀，各極才思，盡詩之變，然罕能兼之。” 兩位學者都把李賀看作是韓門詩派的一員，把李賀放在了詩派的整體去評價。

　　三、清代文人對於李賀詩歌藝術風格的評價

　　清代文人對於李賀詩歌的藝術風格，進行了更深刻的研究，對其美學風格進行深入開拓，研究細緻，批評論述多角度，多層面。

　　1.“奇”論詩風批評

　　“奇”有很多內涵，基本可以理解為不同尋常的。雖然李賀詩歌的“奇”體現為奇麗，奇怪，奇崛，奇絕四個角度，這裡不一一贅述，總而述之“奇”之特色，列出新穎的見解，將“怪”單獨列為一種詩風進行論述。黃周星在評論李賀詩《夢天》時說“命題奇創”，立意奇。李雲增在《李長吉詩總評》中說“長吉宿慧，根本夙命。”“皆暫寓人間，一瀉其奇，麾斥滓，奇麗秀絕，不獨一人然也”，指其才奇。

　　2.“怪”論詩風批評

　　“怪”，指怪異。黃周星在評價《李憑箜篌引》中說“本詠箜篌耳，忽然說到女媧、神嫗，驚天入目，變眩百怪，不可方物，直是鬼神於天。”怪是成其鬼氣的重要因素。既有人欣賞也有人厭棄。李明睿在《長吉集序》中就直言不諱的反對，情感非常激烈，“牛鬼蛇神，是何語，不作可也，施諸廊廟則，此可為長吉道哉!”但又客觀的讚揚是“讀書作詩者之榜樣。從難處入手，得力於難，易者可知。”這種批評的態度值得借鑑，雖不喜歡，但又能發現其長處。而李嵩岑在《李長吉詩總評》中指出“未盡然，《雁門》悲壯，《金銅》哀怨，《黃家洞》、《貴主徵行》，足垂勸戒，亦平淮夷雅之一流也。”列舉具體篇目，對“施諸廊廟則”之一觀點提出了有力反駁。此評從每首詩中發覺個性，對李明睿統而言之提出質疑。

　　清人對於李賀詩歌的評價，更注重從李賀詩歌的獨創性的角度來研究，重視李賀詩歌中所反映出的獨特的美學特質，並逐步形成了對於李賀詩歌藝術風格客觀、全面、深刻的認識，呈現出與其他朝代不同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