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的華音-蔣勳說唐詩之李商隱
晚唐的華音-蔣勳說唐詩之李商隱
【導讀】李商隱擅長詩歌寫作，文文學價值也很高，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合稱為“溫李”。其詩構思新奇，風格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和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優美動人，廣為傳誦。但部分詩歌過於隱晦迷離，難於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
晚唐與南唐是文學史上兩個非常重要的時期，有很特殊的重要性。
在藝術裡面，大沒有一種形式比詩更具備某一個時代的象徵性。很難解釋為什麼我們在讀李白詩的時候，總是感到華麗、豪邁、開闊。“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這種大氣魄洋溢在李白的世界中。我自己年輕的時候，最喜歡的詩人就是李白。但這幾年，自己也覺得很奇怪，在寫給朋友的詩裡面，李商隱與李後主的句子越來越多。我不知道這種領悟與年齡有沒有關係，或者說是因為感覺到自己身處的時代其實並不是大唐。寫“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這樣的句子，不止是個人的氣度，也包含了一個時代的氣度。我好像慢慢感覺到自己現在處於一個有一點兒耽溺於唯美的時期。耽溺於唯美，就會感覺到李白其實沒有意識到美。他看到“花間一壺酒”，然後跟月亮喝酒，他覺得一切東西都是自然的。經過安史之亂以後，大唐盛世、李白的故事已經變成了傳奇，唐玄宗的故事變成了傳奇，武則天的故事變成了傳奇，楊貴妃的故事也變成了傳奇。杜甫晚年有很多對華盛世的回憶;到了李商隱的時代，唐代的華麗更是隻能追憶。
活在華之中與對華的回憶，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藝術創作狀態。回憶華，是覺得華曾經存在過，可是已經幻滅了。每個時代可能都有過極盛時期，比如我們在讀白先勇的《臺北人》的時候，大會感覺到作者家族回憶的重要部分是上海，他看到當時臺北的“五月花”，就會覺得哪裡能夠和上海的“百樂門”比。
一九八八年我去了上海，很好奇地去看百樂門大舞廳，還有很有名的大世界，覺得怎麼這麼破陋。回憶當中很多東西的華已經無從比較，只是在主觀上會把回憶裡的華一直增加。我常常和朋友開玩笑，說我母親總是跟我說西安的石榴多大多大，很多年後我第一次到西安時，嚇了一跳，原來那裡的石榴那麼小。我相信華在回憶當中會越來越被誇張——這也完全可以理解，因為那是一個人生命裡最好的部分。我對很多朋友說，我向你介紹的巴黎，絕對不是客觀的，因為我二十五歲時在巴黎讀書，我介紹的“巴黎”其實是我的二十五歲，而不是巴黎。我口中的巴黎大沒有什麼是不美的，因為二十五歲的世界裡很少會有不美好的東西。即使窮得不得了，都覺得那時的日子很漂亮。
晚唐的麗詩歌，其實是對於大唐華盛世的回憶。
幻滅與眷戀的糾纏
我想先與大家分享李商隱的《登樂遊原》。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這首詩只有二十個字，可是一下就能感覺到歲月已經走到了晚唐。詩人好像走到廟裡抽了一支與他命運有關的籤，籤的第一句就是“向晚意不適”。“向晚”是快要入夜的時候，不僅是在講客觀的時間，也是在描述心情趨於沒落的感受。晚唐的“晚”也不僅是說唐朝到了後期，也有一種心理上結束的感覺。個人的生命會結束，朝代會興亡，所有的一切在時間的意義上都會有所謂的結束，意識到這件事時，人會產生一種幻滅感。當我們覺得生命非常美好時，恐怕很難意識到生命有一天會結束。如果意識到生命會結束，不管離這個結束還有多遠，就會開始有幻滅感。因為覺得當下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不確定的，在這個不確定的狀態中，會特別想要追求剎那之間的感官快樂與美感。
白天快要過完了，心裡有一種百無聊賴的感覺，有一種講不出理由的悶，即“意不適”。晚唐的不快樂絕對不是大悲哀。李白的詩中有號痛哭，晚唐時只是感覺到悶悶的，有點淡淡的憂鬱。在杜甫或李白的詩裡都可以看到快樂與悲哀之間的巨大起伏;可是在李商隱的詩裡，你永遠看不到大聲的吶喊或者呼叫，他就算要掉淚，也是暗暗地在一個角落裡。“不適”用得非常有分寸，這種低迷的哀傷瀰漫在晚唐時期，形成一種風氣。
這種講不出的不舒服要如何解脫呢?“驅車登古原”，用現在的語言來講，就是去散散心吧，疏解一下愁懷。樂遊原是當時大家很喜歡去休閒娛樂的地方，這裡用了“古”字，表示這個地方曾經華過。
曾經華過，現在不再華，作者的心情由此轉到“夕陽無限好”——在郊外的平原上，看到燦爛的夕陽，覺得很美。“無限”兩個字用得極好，講出了作者的嚮往，他希望這“好”是無限的，可是因為是“夕陽”，這願望就難免荒謬。夕陽很燦爛，但終歸是向晚的光線，接下來就是黑暗。詩人自己也明白，如此好的夕陽，“只是近黃昏”。二十個字當中，李商隱不講自己的生命，而是描寫了一個大時代的結束。
這首詩太像關於命運的籤。大每一個人出生之前就有一首詩在那裡等著，一個國家、一個朝代，或許也有一首詩在那裡等著。晚唐的詩也可以用這二十個字括。已是快入夜的時刻，再好的生命也在趨向於沒落，它的華麗是虛幻的。從這首詩裡面，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李商隱的美學組合了兩種完全不相干的氣質：極度華麗，又極度幻滅。通常被認為相反的美學特徵，被李商隱融會在了一起。
李商隱的很多哀傷的感覺都是源於個人生命的幻滅，可以說是一種無奈吧;感覺到一個大時代在慢慢沒落，個人無力挽回，難免會覺得哀傷;同時對華麗與美又有很大的眷戀與耽溺，所以他的詩裡面有很多對華麗的回憶，回憶本身一定包含了當下的寂寞、孤獨與某一種沒落。這有點兒類似於白先勇的小說，他的家世曾經非常顯赫，在巨大的歷史變故之後，他一直活在對過去的回憶裡。那個回憶太華麗，或者說太盛了，當他看到自己身處的現實時，就會有很大的哀傷。他寫的.“臺北人”，某種程度上是沒落的貴族。同時生活在臺北的另外一些人，可能正在努力白手起家，與白先勇的心情絕對不一樣。晚唐的文學中有一部分就是盛世將要結束的最後輓歌，輓歌是可以非常華麗的。
在西洋音樂史上，很多音樂家習慣在晚年為自己寫安魂曲，比如大家很熟悉的莫扎特的《安魂曲》。他們寫安魂曲的時候，那種心情就有一點像李商隱的詩，在一生的回憶之後，想把自己在歷史中定位，可是因為死亡已經逼近，當然也非常感傷。在西方美學當中，將這一類文學叫作“décadence”，“décadence”譯成中文就是“頹廢”。一般的西洋文學批評，或者西洋美學，會專門論述頹廢美學，或者頹廢藝術。在十九世紀末的時候，波特萊爾的詩、魏爾倫的詩、蘭波的詩，或者王爾德的文學創作，都被稱為“頹廢文學”或者“頹廢美學”。還有一個術語叫作“世紀末文學”，當時的創作者感到十九世紀的極盛時期就要過去了，有一種感傷。
“頹廢”這兩個字在漢字裡的意思不好，我們說一個人很頹廢，正面的意義很少。我們總覺得建築物崩塌的樣子是“頹”，“廢”是被廢掉了，可是“décadence”在法文當中是講由極盛慢慢轉到安靜下來的狀態，中間階梯狀的下降過程就叫作“décadence”，更像是很客觀地敘述如日中天以後慢慢開始反省與沉思的狀態。這個狀態並沒有什麼不好，因為在極盛時代，人不會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