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斷刑論》經權之道

　　【導讀】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並稱為“韓柳”，與劉錫並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

　　眾所周知,唐代文學的特色,是詩歌,詩歌的代表作者是李白、杜甫。其它散文，也很發達，散文的代表作，是韓愈、柳宗元。[1]而其中韓愈、柳宗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尤為重要，他們的文風改變了當時流行的四六文體，用古文取代文在社會上的地位;所謂古文：首先重點在“古道”，其次是“兼通其辭”，是以修文辭以明古道。後來，漸引導了柳宗元的“文者以明道”名句，韓愈、柳宗元的散文漸漸互相輝映。“韓愈始以古文為學者倡，柳宗元翼之，豪健雄肆，相與主盟當世”[2]成為唐代文學的另一特色。

　　一、柳宗元思想與寫作特點

　　唐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東(今山西省永濟縣)人。世稱“柳河東”。後遷柳州刺史，故又稱“柳柳州”。柳宗元一生寫詩文無數，留下600多篇詩文作品，其詩多抒寫抑鬱悲憤、思鄉懷友之情，幽峭峻鬱，自成一路。最為世人稱道者，是那些清深意遠、疏淡峻潔的山水閒適之作。山水遊記是柳宗元代表作之一，《天說》為哲學論文代表作，收錄在《河東先生集》，《柳宗元集》。《河東先生集》即《柳宗元文集》，劉錫編，宋初穆修始為刊行。

　　柳宗元重視文章的內容，主張文以明道，認為“道”應於國於民有利，切實可行。他注重文學的社會功能，強調文須有益於世。他提倡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完美結合，指出寫作必須持認真嚴肅的態度，強調作家道德修養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兩漢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經典及《莊子》、《老子》、《離騷》、《史記》等學習借鑑，博觀約取，以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

　　柳宗元的散文，與韓愈齊名，唐中葉，柳宗元和韓愈在文壇上發起和領導了一場古文運動。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論和文學改革觀點。首先，在文章內容上，針對文只重刑式，不重內容、空洞無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等文風內容。要求文章反映現實，“不平則鳴”，富於革除時弊的批判精神。其次，在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體，突破文束縛，句式長短不拘，並要求革新語言“務去陳言”、“辭必己出”刪去復無謂的冗句。此外，他還指出先“立行”再“立言”，指出身教的重要意義。韓、柳二人在創作實踐中身體力行，創作了許多內容豐富、技巧純熟、語言精練生動的優秀散文。這是一種進步的文學主張，韓、柳的古文運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柳宗元的論說作品也不少，論說包括哲學、政論等文及以議論為主的雜文。筆鋒犀利，論證精確。柳宗元的思想與政論分不開，並且常常融入在他的散文中。《天說》為哲學論文代表作。《封建論》、《斷刑論》為長篇和中篇政論代表作。《晉文公問守原議》、《桐葉封弟辯》、《伊尹五就贊》等為短篇政論代表。柳宗元哲學思想也受佛教影響，尤是政治失意時，往往向佛教尋找精神上的解脫。不難看出，柳宗元的創作與他的生活經歷常常融為一體。他一生常常在政治鬥爭中犧牲，在創作中多是對政治批評。

　　國學大師胡樸安、胡懷琛指出“在文學的範圍以內。前人誤為是文學而實非文學的，一刪除了不敘。實為文學中很好的作品，而為前人所不注意。﹍﹍。韓愈的〈原道〉，柳宗元的〈斷刑論〉，不是被舊文學家誤認作文學作品麼?其實何嘗是。” 〈原道〉和〈斷刑論〉所講的，都是偏向哲學。他的形式，雖然是用“縱橫文”的方法，然“縱橫文”也非文學。[3]〈斷刑論〉是以“縱橫文”寫作結構，然文筆犀利，立論清晰，論據充份，是一篇富有氣勢的論文。

　　二、《斷刑論》“刑以秋冬”的“偽”與“惑”

　　《斷刑論》是柳宗元的一篇政論散文。全文980字，論述唐代行刑制度的執行期流弊，指出“刑以秋冬”製為因循守舊，“未盡於經權之道”;而且欠缺人道精神，“非為聰明睿智者設”。論文立論明確，文筆犀利，富有氣勢，充滿辯論色彩。從儒家“經權之道”的原則評儒家“順天應時”的原則，達到“以子之茅，攻子之盾”的效果，情理俱備，是一篇較佳的思辯性作品。

　　漢代統治者根據“天人感應”理論，實施了“秋冬行刑”的刑罰執行制度。“秋冬行刑”原於西周立國初年“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西漢統治者為鞏固君權，弱化民心，正式將這一司法制度寫入漢律，即“王者生殺，宜順時氣”。統治者根據“天人感應”理論，規定春夏不執行死刑，即是凡被判處死罪的人，立春時不能執行，必須等到秋後才能處決，除謀反大逆等“決不待時”以外。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4]秋天霜降後，天地始肅，殺氣正至，便可申嚴百刑，以表示“順天刑誅“。時隔一千多年之後，“ 秋冬行刑” 制便為唐律所承襲，也是唐朝死刑執行的慣用制度。但柳宗元在《斷刑論》中旗幟鮮明地指出“ 刑以秋冬”的刑罰觀點是“ 偽也”。

　　唐代思想家柳宗元的《斷刑論》下篇,批判了中國傳統的死刑執行制度—“秋冬行刑”制,指出“刑以秋冬”的刑罰觀點是“偽也”。文章分為三個論點, 首先，柳宗元認為“刑以秋冬”制,“偽”在不能“罰務速而後有懲”;其次，認為“刑以秋冬”,“惑”在“言天而不言人”,借“天命”而愚民;第三，“刑以秋冬”但不知在仁與智中作出平衡抉擇，“滋惑矣”，惑在“未盡於經權之道”。

　　柳宗元分出“刑以秋冬”的“偽”與“惑”自有其論據。第一點，“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由於人有隨性“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會導致“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法律就失去了其殺一儆百的震威力。若能“為善者不越月逾時而得其賞”，“為不善者不越月逾時而得其罰”就可以“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這樣刑嘗才能達到教化人民的效果，“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第二點，統治者用“ 順時得天”的理論標榜其殘酷刑罰制度的人道，以顯示“ 德政”的恩澤;但是囚犯身披又重又髒的木、加鎖，在獄吏的治下，加上“大暑者數月，癢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實是苦不堪言，生不如死。第三點，在以上2點的前題下，仍堅持“刑以秋冬”, 則是“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惑”在因循守舊,拘泥時令，雖是名稱為仁義之制，而實非聖人的仁義心。

　　另外，在《答劉天論書》[5]中，柳宗元也曾反覆申明自己的觀點，他以為，萬物的“生殖與災荒是自然規律發展的結果，國家的`“法制與悖亂”是統治階級主觀意志的體現及施政行為的結果。前者是自然活動，後者是社會活動，二者“其事各行不相預”[6]柳宗元指出，“刑以秋冬”貌似順應天時，悲天憫人，實是殘忍。書中與柳宗元在《斷刑論》中描述到：“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者數月，癢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恰好互相呼應，也就是柳宗元思想與言論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