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柳宗元的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看唐代的避諱論文

　　摘要：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為尊者諱已成為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尤其是在唐代更加盛行，不僅在文化典籍中普遍存在，就是在統治階級的典章制度中，也作出了具體的規定。我們研究探討這種中國獨有的文化現象，對於我們更好地瞭解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和古代典章制度，都是具有一定意義的。

　　關鍵詞：柳宗元；唐代；避諱

　　避諱，是古代一種常見的文化現象。在等級森嚴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為了維護君主、尊長的尊嚴，臣下及後輩說話不能直呼其名，寫詩作文不能明書其字，凡遇到與君主、長輩名字相同的字，就用缺筆、改筆的辦法加以迴避，這就是所謂避諱。

　　談及避諱，人們大多以唐代柳宗元《捕蛇者說》中“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一句作為典型的例子，說“人風”即“民風”，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諱而易“民”為“人”。當代大多數古文選本均持此觀點。由於《捕蛇者說》建國以來一直是中學語文教材中的經典篇目，而課文又特意為“人風”加註，以明避諱之意，這種說法就益愈普遍了。唐代講究避諱，這是毋庸置疑的史實，但柳宗元文中“人風”的運用是否避諱之舉，卻是值得商榷的。我們不妨先看下面幾句話：①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封建論》）②因仰天而呼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天說》）③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天說》）。

　　避諱之風始自周代，到隋唐已經很盛行了。《禮記·曲禮上》：“禮不避嫌名，二名不偏避。”所謂“嫌名”即同音字，如因名“世”而避“事”“士”等；“二名”即以兩個字為名的；“偏”即遍。“二名不偏避”的意思是，名字是兩個字的，不必兩個字都避諱。如孔子的母親名徵在，孔子在他的著述中“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韓愈《避諱》）。到了唐代，避諱已有了法令規定。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被立為太子。武德九年（公元618年）已巳，李世民頒佈詔令：“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以來，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典，其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連續者，並不需避。”（《舊唐書·太宗紀》）柳宗元作為封建官吏，著名文學家，對這類史實絕不會一無所知。因此，在其文中出現“民”字或“世”字也就不難理解了。其實，柳宗元不僅對唐太宗不避名諱，對高祖、高宗之名同樣不諱。如“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鈷鉧小石潭記》），不避高祖李淵的“淵”字；“以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段太尉逸事狀》），不避高宗李治的“治”字。與柳宗元同時代的.韓愈，在其文章中，不僅不避先帝之名，即使對到朝皇帝的名字同樣不避諱。如“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張中丞後傳）），不避順宗李誦之名；“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祭十二郎文》），不避憲宗李純之名。如此而已。

　　唐初避諱，法令規定較寬，但當時的避諱之風崇嚴。唐太宗規定“世民”二字不連續者不需避，連太宗自己也實行了這個規定。然而，貞觀年間魏徵等撰《隋書》，“世民”二字即使不連續的，卻都無不避諱。由於唐代避諱之風甚盛，習俗風尚崇嚴，雖然詔令規定可以不避，但朝中官吏、騷人墨客仍然避諱。“或避嫌名，或偏諱二名，皆流於小廉曲謹，於義無補。”（呂思勉《隋唐五代史·隋唐五代社會組織·風俗》）“古之諱者，諱其因不諱其字”（同上），即重在口述，不究筆書，所謂臨文不諱。自太宗以後，這一律條被打破了，而且愈演愈烈。

　　後唐天成元年（公元926年）六月，明宗下詔：“太宗時臣有世南，官有民部，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舊五代史·唐明宗紀》）但又說，臣下或後輩的名字如果不想與君、長的名字相同，可以自願更改。雖說要自願，但又有誰敢不改！據《舊五代史·李涵呂渭傳》載：唐德宗（李括ku）時，李涵由御史大夫改任太子少傅，遭到判官呂渭的嫉妒。於是他上書說，李涵的父親叫少康，現在李涵又做少傅，恐怕於禮不合。宰相崔佑甫也幫腔說，崇尚尊嚴家諱，是太平之道。李涵於是被改為少卿。其官名中仍有“少”字，呂渭等人卻不再上書言事了。其實，呂渭等人所言，本身就有違“不避嫌名”的禮典。這是以避諱為名，趨炎附勢，排斥異己，韓愈斥之為“宦官宮妾”之為。

　　避諱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避諱作為統治階級尊嚴的象徵，隨著歷史的發展，逐漸成為奸佞之徒、勢力小人曲意逢迎、排斥異己、結黨營私的手段和工具，因而為歷代忠直耿介之士所鄙棄（韓愈就是其中的代表）。避諱之害對於後世來說，莫過於其所造成的文字混亂，給人們讀書帶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誠如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所言：“歷代避諱字，易世未經改正者甚多，有一望可知者，亦有因以滋疑者，寧非以私意亂共用之文字乎？”（《隋唐五代史》）值得慶幸的是，今天我們早已摒棄了避諱的惡俗劣習，否則，好端端的中華文字不知要混亂到何種程度。